别里科夫是契诃夫创作的短篇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人物。别里科夫为了苟全性命于沙皇严酷的专制统治之下，处处设防、时时设防，在衣食住行和人际交往方面都设置了自以为严密牢固而实则滑稽无用的“保护套”。可是后来一个“促狭鬼”绘画出了讽刺他和瓦连卡恋爱的漫画，以及他见到了瓦连卡骑自行车的事，在他看来这是越轨行为，如果传到校长督学的耳朵中那就不会有好下场，他出于“好心”去“忠告”柯瓦连科，反遭其侮辱并推滚下楼，这样预想中的婚事也就告吹了，他自己也在不久之后死去。

1861年俄国的农奴制改革残余了农奴制成分，再加之资本主义的滥觞，使得农民受到了农奴制和富农的双重盘剥，农民运动兴起之势较盛。一些平民知识分子最初同情农民疾苦，并试图鼓励农民起身反抗，可最终由于缺少理解与支持，最终为统治者所打压。这些曾经的进步人士或者卖身投靠，或者消极惶惑，或者自我妥协，使得整个社会产生一种极端沉闷与恐惧的氛围。在这段岁月里，很多人惶惶而不知所措，孤立而难求所援。在这种特殊的时代环境下，产生了一些心态特殊的群体，别里科夫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

只要出门，即使天气特别晴朗，他也总要穿上套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上件暖和的棉大衣。他的伞装在套子里，怀表装在灰色的鹿皮套子里，有时他掏出削铅笔的小折刀，小折刀也套在一个小套子里，就连他的脸，也似乎装在套子里，因为他成天把它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着墨镜，穿着毛绒衣，两只耳朵里塞着棉花，他一坐上出租马车，就叫车夫放下车篷。（出自201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社版《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第7页）

别里科夫在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都把自己置于套中，任何破坏常规、偏离常规、脱离常规的行为，都会让他情绪低下、闷闷不乐，尽管这些东西看上去不关他什么事。他们学校新来的男教师柯瓦连科有一个姐姐瓦连卡，校长夫人等极力撮合他二人，于是他几乎决定要结婚了。可是后来一个“促狭鬼”绘画出了讽刺他和瓦连卡恋爱的漫画，以及他见到了瓦连卡骑自行车的事，在他看来这是越轨行为，如果传到校长督学的耳朵中那就不会有好下场，他出于“好心”去“忠告”柯瓦连科，反遭其侮辱并推滚下楼，这样预想中的婚事也就告吹了，他自己也在不久之后死去。

别里科夫的口头禅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他自始至终处在一种永恒的无法摆脱、拂之不去的焦虑状态，“现实生活刺激他，惊吓他，老是闹得他六神无主”“通宵做恶梦”。萦绕在这个侏儒化了的小人物心头的始终是浓重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恐怖。就连通常意义上人们对爱情婚姻生活的美好诉求，在他这里也变成了深重的忧患，“结婚的决定对他起了像害病一样的影响”“他时时刻刻在估量将来的义务和责任”，人在这个世界上赖以生存下去的对未来的理想和憧憬都已荡然无存，婚姻不再是甜蜜的美好的，而是被涂抹了一层令人窒息、难以忍受的灰暗色彩。漫画事件之后，“他老是心神不定的搓手，打哆嗦”，喋喋不休地说“我心里沉重得很”，这就预示着和瓦连卡马马虎虎结婚的希望也要落空了。后来，看见瓦连卡骑自行车，他竟然觉得这是伤风败俗，会让别人背地里耻笑，会“闹出什么乱子”。

别里科夫轻视自己，自觉无能、无意义，急切地需要和离不开权力，接受权力的虐待，同时疯狂地进行自虐。他千方百计把自己及所有的物品装在套子里，人的本能的健康生活的巨大愉悦和快乐消解为无，这种自虐带有强烈的病态倾向。

南阳理工学院教授胡克刚：“别里科夫并不是一般的保守落后人，而是十九世纪末期俄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产生出来的反动知识分子的典型，一个沙皇专制制度的死硬的卫护者。在他身上，保守与进攻，胆怯与寻衅，畏缩与好事，怕人与害人是同时并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