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氏父子》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剧情电影，由谢铁骊执导，管宗祥、刘昌伟主演，于1983年在中国内地上映。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江南水乡某镇，生活着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包（管宗祥饰）。他性格忠厚、善良，但很懦弱。他在秦府当差三十多年别无所求，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从小失去母亲的独生子包国维身上。包国维（刘昌伟饰）是省立志诚中学三年级的一名学生。老包平时省吃俭用，望子成龙，而儿子却不争气，整日与纨绔子弟厮混。寒假里，学校发来了通知，包国维因几门功课不及格而留级。为了替儿子缴纳高昂的学杂费和制服费，老包四处奔走，最终在秦府下人们的帮助下，才勉强凑齐了费用。盼儿子能继续上学，日后出人头地的热望，又在老包心中翻腾。可是，当他在街上告诉儿子学费已经凑齐的喜讯时，包国维却不愿在众人面前认他这个穷酸父亲。

包国维追求虚荣，一味模仿阔少，甚至连头上抹的油也要和阔少的一样。为此，一生没做过亏心事的老包竟然做出了偷窃东家少爷头油的举动。开学第一天，包国维因在假期里拦截女同学而遭到训育主任的训斥。而在大年三十这个团圆的日子里，老包正忙于与上门讨债的人周旋时，学校又派人来通知：包国维在球赛中受阔少唆使打架伤人，被学校开除，还要罚交五十元医疗费。尽管老包还试图极力挽回，但一切为时已晚。他望子成龙的期望终究化为了泡影。

演职员表参考资料

角色介绍参考资料

创作源起

谢铁骊青少年时代就读过张天翼的小说《包氏父子》，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早就产生了有机会把小说搬上银幕的想法。20世纪80年代初，过分宠爱孩子的现象，以及望子成龙的传统观念在中国社会逐渐抬头，他认为此时改编张天翼的这部小说有一定的现实意义。1982年下半年，他正好没有拍摄任务，便着手改编原作。原作长度介于短篇、中篇之间，改成电影长度不太够，于是，谢铁骊利用自己的生活经历进行了补充，因为他读小学时，就与类似小包的人有过接触。

险被叫停

谢铁骊的剧本完成后，得到张天翼的首肯，北京厂的领导汪洋、于蓝等也支持他拍摄。但是就在准备开拍时，当时的电影局局长却要求停拍，后来由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的干涉，停拍令才没有下达。

忠于原著

在风格方面，谢铁骊决定根据张天翼小说的风格来构建电影风格。导演还原了小说中过年的时间背景，将故事设定在江南水乡。影片开幕展示了汽车、人力车、马车的更迭；汽船与小木船的对比；农作物与洋货之间的冲击。通过电影空间的转换展示封闭的江南水乡小镇与新时代发展的碰撞，同时也暗示故事展开的社会背景、人物认知说明。用商铺外悬挂的年货字样、人们赶集采买红纸、蜡烛，交代“过年”这一时间节点。影片结尾，谢铁骊串联起片头交代的过年的时间节点：喜庆的街道、花灯，人们的欢声笑语，另一面则表现包氏父子相看无言的哀叹，以老包的两行泪拉下电影帷幕。

小说中，包国维的出场为虚出，由他人谈到他的经历和特点。谢铁骊在处理包国维出场的戏时，尊重了小说的这一设定。影片中这场戏全程没有一句台词，而是以包国维的视角观察路人的鞋，展示包国维势利、自卑的性格：看到穿草鞋的农民，他便洋洋得意，看到穿皮鞋的路人，他便自惭形秽地瞄一眼自己的脏布鞋，不服气地离开。

在忠于原著的前提下，为了展现人物生活的真实性、加强人物形象，谢铁骊也进行了情节补充。例如，老包与高科长交谈时做小伏低之态，送走高科长后转眼对上门乞食的小乞丐恶语相向，将老包作为“社会人”可恨的一面展现出来。

再创造

虽然该片未对原作小说的人物及情节、故事走向做大幅度改变，但谢铁骊通过增加人物与调整情节进行了再创造。例如，“高科长”这一角色在全片中仅出场三次，每一次都起到助推情节的作用。他成为老包为小包设定的人生理想的具体目标，老包也因此更加坚定地溺爱儿子。他最后一次出场是在包国维马上要被学校开除的时候，老包将其视作最后的救命稻草。然而老包向他求救却遭拒绝，老包的精神就此支柱崩塌。谢铁骊通过创造像高科长这样的小角色，试图表现复杂人性，展现黑暗社会下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

演员选择

在选择演老包的演员时，谢铁骊相看了许多人，其中包括与他合作过多次的管宗祥。管宗祥多年前就读过原作，很希望能得到扮演老包的机会。谢铁骊一开始觉得管宗祥的眼神太凶恶，但在山东、河北、浙江等地试了十多个演员后，经过比较，觉得还是管宗祥更适合。当时有人认为管宗祥常用演反派、坏人，与老包的性格相差太远。而谢铁骊认为管宗祥体瘦、脸部苍老，而且管很早就离家在外流浪，气质上的沧桑感也很有时代气息，只要控制好他的眼神和嘴，他就可以胜任这个角色。

角色塑造

演小包的刘昌伟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谢铁骊认为他有悟性，为他分析角色心理，特别指出小包不仅穷，连鼻子也长得不好看，可以在鼻子上做点文章。刘昌伟受此启发设计了一个情不自禁摸鼻子的动作。

管宗祥从小失去父母，逃荒在外，对旧社会的“下等人”生活比较熟悉，但他认为不能把自己的苦难经历照搬到角色身上。所以，他除了原作和剧体之外，还浏览了张天翼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其它小说、散文，又查阅了二三十年代的各种画报，研究故事发生的时代江南小镇的风土人情和市民生活习惯，为创作积累素材。分析了角色性格、经历、职业后，管宗祥认为老包的形体动作、语言节奏必须是迟缓的，这是角色逆来顺受的性格决定的，同时也不能演成浑浑噩噩的傻瓜。他决定从眼睛的运用上下功夫。他知道自己的眼睛炯炯有神甚至带一点凶光。这种眼神不适合当了三十多年佣人且穷困潦倒的老包。所以，他在表演时让眼睛处于半睁状态，让瞳孔失神散光。另外，原作中老包一着急就摸下巴，管宗祥提议改成用手拽袖头抹鼻子的习惯。另一方面，管宗祥性格活泼敏感，与老包的性格差异较大，为了体验人物心理、缩短与角色之间的差距，谢铁骊导演和管宗祥都要求剧组人员无论拍戏与否，一律称呼管宗祥为“老包”，而且他天天穿着老包的破棉袍钻研角色，在苏州、同里拍戏的三个月里，他都没有脱掉那件衣服，也不出去逛苏州的园林。在处理老包的台词和语音语调时，管宗祥觉是自己嗓子不好听，希望找人配音，但谢铁骊导演主张用管宗祥的原声。管宗祥分析后发现，原作中老包有些口吃，但语言迟缓是表象，该如何待人接物老包心里是一清二楚的，他的语言表达总是显得困难吃力，但稍觉愉快时说话也会流畅些，痛苦时便口吃语塞。所以，管宗祥在生活中着意克制自己，改爱说爱笑为寡言少语，使用迟缓的语调说话，以便在表演时让语调符合人物性格。

道具制作

谢铁骊对片中的道具、服装、建筑要求严格，老包的棉袍、针线包、猪胰子，理发馆的椅子、磨刀条子，都要求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样。对于店铺的幌子，一般电影是写“某某店”的字样后，剪了字往布上一粘，而该片则是让裁缝师傅用缝纫机把字缝上去。片中老包穿的棉袍也是剧组在乡下淘涣到的旧衣，蒸过后给演员穿。

该片是一出让人欲哭不能、欲笑不得的悲喜剧。编导在片中两个人物——老包和他儿子包国维身上倾注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感情。创作者描写这两个人物的立场颇有点像鲁迅对待他笔下的人物阿Q，一边鞭挞他、嘲讽他，一边寄予深深的同情与叹息。该片所勾画的社会，对观众认识旧社会很有好处。从老包身上人们可以领略许多生活的哲理，引起对人生的思索。而包国维无疑是一面镜子，青年中似包国维者可从这个形象中照见自己的丑恶，从而警惕起来。导演对于张天翼刻画人物的特有讽刺手段的理解令人钦佩。原小说写人物采用漫画家笔法，在改编时，谢铁骊对于这一特征做了加强和发挥，在采用原作中极有概括意义的细节、特征的基础上，把原作中反复出现的小包抹头发的细节改成揉鼻子，比抹头发更生动。作为一部改编之作，该片在体现时代特色、原作的文学性及悲喜剧风格、样式上有许多成功之处，值得细细玩味。（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章柏青评）

该片的成功之处在于比较准确地掌握了原著的精神，真实地再现并丰富了原著所反映的时代岁月和风土人情，丰富、深化了原著人物形象，在保留原著艺术风格的同时，编导的艺术个性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是，影片把老包从期冀、幻想、欢乐到幻灭的过程表得细腻、曲折，使老包这个人物更多地带有悲剧色彩，令人同情。而原著对老包的态度是讽刺多于怜悯的。倘使影片能加强对老包的针砭和讽刺，无疑会更加符合原著精神，深化影片主题，并且在艺术风格上也能更为完整。（《电影艺术》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