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民族迁徙活动。

具体勾画出匈奴人西迁的具体过程的，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齐思和教授。在《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一文中，齐思和教授指出：从公元91年北匈奴失败不知去向，到4世纪70年代出现于欧洲，其二百八十多年中经过四个阶段。

（一）悦般时期（约91年至约160年）

公元91年，北单于因战败逃往西北，逃至乌孙西北的悦般，住了数十年后，又被迫迁到康居。公元105年和106年，北单于派使到汉朝，提出和亲，被拒绝。翌年，又派使至汉，表示愿遣子为质，以表示忠诚，又遭汉拒绝。从此与汉断绝联系。这个时期北匈奴给西域人民带来极大灾难。

（二）康居时期（约160年至260年）

由于北匈奴故地出现了强大的鲜卑族，对北匈奴威胁很大。北匈奴遂西迁至康居。康居位于中亚阿姆河流域，是富饶之地。康居原为北匈奴属国，但此时对匈奴是不会欢迎的。故北匈奴将老弱留在悦般，只选精壮善战的随同打仗。攻下康居后即统治该国。北匈奴在康居住了多少年，不详。后来可能是受到阿姆河流域的贵霜王朝和康居民众联合攻击，遂迁往粟特。

（三）粟特时期（约260年至350年）

粟特古称奄蔡，即西方史学家称之为西徐亚人中的一个部落，居于阿姆河流域的咸海。《北史·西域传》中有关于匈奴侵入粟特的记载：“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

据推测：北匈奴人大约在公元350年因柔然（即西方历史学家称之为拉瓦尔laval的）人逼迫，遂侵入阿兰境内。

（四）阿兰时期

阿兰亦是西徐亚人的一支，中国史书出现“阿兰”国名，首先见于三国时魏人鱼豢著的《魏略·西域传》“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三国志·魏志》卷35裴松之注）。阿兰人分布于西亚和东南欧的黑海北岸顿河流域的平原上。其语言属印度、欧罗巴语类中的伊朗语系，人种上属于白色人种。

关于匈奴人进攻阿兰的记载，见于罗马历史学家阿密阿拉斯（约330年至390年）著的《历史》中。阿兰人以车战为主，但敌不过匈奴人的骑兵。结果，阿兰国王被杀，国被征服。一部分阿兰人逃散各地，但大部分阿兰人被匈奴人接受为“同盟者”。阿兰武士被吸收到匈人队伍中去，成为匈人军队中的组成部分。

阿兰被征服后，东、西哥特和罗马等东欧国家才第一次听到“匈人”这个名称。从此，北匈奴人就以“匈人”这个名称驰骋于欧洲。

公元450年以后，匈奴向西罗马进攻。这时匈奴人阿提拉继王位，这时“匈奴帝国”疆域达到最大限度：东起咸海，西至大西洋，北至波罗的海，南至多瑙河。

公元451年6月20日，匈奴人与西罗马、西哥特联军大战于巴黎东南的特洛伊城郊外。阿提拉战败，匈奴人逃走。

公元453年，阿提拉暴卒。他的儿子为争夺王位，此后发生内乱。

公元455年，阿提拉的一个亲信联合东哥特人、西黎安人、鲁吉安人、赫鲁人，大败匈奴人于匈牙利之诺都河岸，杀匈奴人三万余，一部分匈奴人在匈牙利定居下来，一部分逃往外地。“匈奴帝国”遂彻底瓦解。

公元前3世纪开始活跃于蒙古高原的匈奴，至1世纪40年代，由于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加上统治阶级层内部矛盾的激化，导致社会经济脆弱，局势动荡。

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居东汉缘边八郡，助汉戍边，受到东汉的保护和优待。北匈奴在漠北惧怕南匈奴附汉于己不利，多次遣使东汉，贡献宝物以求和亲、互市。东汉既已接纳南匈奴投诚，则对北匈奴欲与东汉建交的努力持谨慎态度。

1世纪后叶，北匈奴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其部落首领不断率众南下投附东汉，加入南匈奴。与此同时，南匈奴不断攻击北匈奴，原役属于北匈奴的乌桓、鲜卑、丁零等部也纷纷叛离倒戈。

公元88年，北匈奴统治阶层因争立单于而矛盾重重，加之蝗灾，国内纷乱，投降东汉者接踵而至。就在北匈奴处于分崩离析之际，东汉采纳南单于关于剿灭北匈奴的建议，于公元89-91年三次出兵大举攻伐北匈奴，摧毁了北匈奴在漠北的统治。其间北匈奴节节西退。

公元91年后，西退的北匈奴残部，除少数人随北单于“逃亡不知所在”外，其余多数停留西域北部今之新疆哈密西北至准噶尔盆地一带，与原先屯住这里的匈奴部落汇合，继续与东汉争夺西域的控制权。2世纪中叶以后史籍中不复见有关这一带匈奴活动的记载，后人亦无从考知他们此后的下落。

匈奴西迁后的具体下落，很长时间以来，都不为人所知。

直至18世纪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法兰西学院教授德经（1715—1800）在其所撰《匈人、突厥、蒙古人及其他西方鞑靼人的通史》（1756—1758）五卷巨著中，首次推断欧洲中世纪匈人（Huns）即汉文史籍所载匈奴，并描述了匈奴不断西迁入侵多瑙河流域的历程。

此后东西方学者就匈人与匈奴关系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讨论。与此密切相关的匈奴西迁问题，随之成为学术界备受关注而存有争议的焦点。主张匈人、匈奴同族者，自然将北匈奴与公元4-5世纪横扫欧洲大陆的匈人联系起来，描绘出北匈奴退出漠北草原后，西迁中亚地区，继而逼临多瑙河流域，侵入罗马帝国的波澜壮阔的画面。

18世纪以降，德经关于匈奴即匈人的观点，得到一些权威人士的赞同，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1737—1794）首先将德氏观点写入个人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客观上促进了这一观点的传播。

中国学术界是在19世纪末才开始知道匈奴西迁的去向的。19世纪末，元史学家洪钧在出使俄国时，阅览西方史籍，著成《元史译文证补》。他根据西方著作，记述了匈奴人入欧洲的过程。以后，王先谦在《后汉书集解》中，将洪钧的这段记载录入《后汉书·西域传》注中。

后来章太炎、梁启超在他们的著作《匈奴始迁欧洲考》、《中国历史研究法》都提到匈奴西迁的历史，认为欧洲历史上的匈人即中国历史上的匈奴人。

然而上述观点也并非是学界共识。20世纪中叶至末期，西方学者对匈奴西迁、匈人与匈奴关系问题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反对者则认为匈人即匈奴的观点及匈奴西迁欧洲之说缺乏可靠的依据。

1969年，法国科学院士、中亚史研究专家韩百诗（1906—1978）在《匈人和匈奴人》一文中，对前人研究进行总结，并作出如下结论：1.难以从历史的角度证明匈人、匈奴两个集团的统一性；2.匈奴语或匈人语中没有任何可以使我们在语言学领域中得出某种结论的可靠成分；3.匈人、匈奴人种体质存有差异从考古学研究来看二者仅以混合于其中的蒙古人种而保持着较疏远的关系。

同年，美国印地安那大学乌拉尔—阿尔泰学系主任丹尼斯·塞诺（1916—）教授主编的《内陆亚洲——历史、文明、语言概览》认为，在没有关于北匈奴衰亡至匈人出现于欧洲地平线之间这两百年历史的任何记载的情况下，“暂时放弃草率而无意义的’匈人、匈奴同族论‘似乎更为妥当”，并称德经关于匈人即匈奴之说是“被广泛接受而未被证实的理论”。也就是说，丹尼斯·塞诺认为在阿提拉的匈人与蒙古高原上的匈奴帝国之间，存在着无法跨越的年代学断裂，德经的推测是不能被证实的。

丹尼斯·塞诺在其编著的《剑桥早期内陆亚洲史》（1990年）中，进一步指出“没有证据表明匈人社会的主体成分与匈奴有历史渊源关系”。

在国内学界，余太山1990年发表的《匈奴、Huns 同族论质疑》一文较为系统地反驳了匈奴、匈人同族论及匈奴西迁欧洲之说。作者针对西方同族论者所依中、西史料及考古、人种和语言学等方面论据，进行逐一反驳，认为匈奴、匈人（Huns）虽然同名，未必同族，匈人的族源应另途追溯。

刘衍钢在《古典学视野中的“匈”与“匈奴”》一文中，也认为“匈人与匈奴可能并没有什么关系”，并提到“匈奴是一个种族混杂的民族，其主体为高加索种。匈奴人一路西迁至河中地区，必然与中亚诸族以及同盟的印欧游牧民族大量混血，因此到4 世纪时，匈奴人的相貌可能已经与其他中亚民族无大异”。

北京大学罗新教授在《匈奴——是故事还是历史》一文认为，西方关于“匈人就是西迁后的匈奴”以及匈奴西迁历史的观点“大都是牵强附会、缺乏可靠依据的，早就被现代学者所否定，除非出现进一步的证据。把匈奴与匈人联系起来的尝试不属于历史学家的工作，这在当今的欧亚学中几乎已经成为共识。”

中央民族大学钟焓教授则在《重释内亚史》一书中介绍了丹尼斯·塞诺关于“匈人与匈人远非同一民族”的观点，并认为丹尼斯·塞诺对传统东方学的批判和反思，“当有助于以后的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少走弯路”。

2005年，法国学者艾蒂娜·德拉·微茜叶发表《匈人和匈奴》 一文，就学术界长期以来存有争议的匈人与匈奴关系及匈奴西迁问题进行了探讨。

作者认为匈奴人是北方草原民族联合体而非单一民族。在公元350—360年间，阿尔泰附近的北匈奴后裔的一部分来到锡尔河流域，另一部分来到伏尔加河流域。370年，匈奴部族出现在伏尔加河、顿河流域。西迁匈奴人应是匈人先祖的一部分，但其中也包括其它民族尤其是嚈哒人。二者在宗教礼仪、语言和血统上表现出的相似性似有利于支持上述推测。同时作者提醒读者在使用该结论时要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