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行辕全称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改称。

下设保定和张垣绥靖公署，负责华北五省及三个特别市(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热河、北平、天津、青岛)的党、政、军一切要务。办公地址设在中南海居仁堂，国民政府委任桂系首领李宗仁为北平行辕主任，作为国民政府最高行政长官驻北平的代表。1948年5月裁撤，其职权归入华北“剿总”（华北剿匪总司令部）。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汉中行营改组成立北平行营，以李宗仁为主任，不久调吴奇伟任副主任，王鸿韶为参谋长。该行营辖第十一、第十二战区，1946年10月改北平行营为北平行辕。主任、副主任仍为李宗仁、吴奇伟。

1947年3月第十—、第十二战区分别改组为保定、张垣绥靖公署，仍隶属北平行辕。是年12月孙连仲、傅作义、冯钦哉、罗卓英分别升任北平行辕副主任。北平、保定、天津等警备司令部亦隶属该行辕管辖。

北平行辕设在中南海内，李宗仁及参谋长副参谋长秘书长及主要处都设在居仁堂，也有几个处设在中南海，政工处设在瀛台。行辕的编制，主任之下有参谋长、副参谋长、秘书长，有总务处，第一、二、三、四等外，政务处，政工处，经理处，军法处。直属部队有警卫团(即原来的特务团)、通讯连、无线电台等。

参谋长及副参谋长为王鸿韶、甘沛泽，秘书长由曾任西北某大学教授享有一定学术地位的萧一山担任。总务处长是张寿令，李宇清任副处长。第一处处长为方克猷。第二处处长张某，副处长郭让光。第三处处长由原参谋处长梁述哉担任。第四处处长赖和平，副处长为周仲宣。李扬当机要室主任。黄雪村为秘书主任。刘仲华任参议。孙荫坤任军医院院长。警卫团团长由第三处科长萧若夫担任。通讯连长为金裕生。经理处处长何福荣，副处长关仲方。军法处长为黄敬修，副处长梁某。政务处长王捷三，陕西韩城人，留美学生，曾任大学教授。

这个机构规模庞大、范围大、驻地分散、人员多，高级人员及高参、参议之类的人很多。所有副处长以上的高级人员，一般配有汽车一部，出入都坐汽车，所住的公馆都是接收的房屋一幢甚至几幢，一般都比较好，设备齐全、相当漂亮。办公地点也很好，有皮沙发、地毯，还有玻璃办公台，比较高级的办公厅还有暖气设备，电风扇则更普遍。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匆匆忙忙要建立北平行辕，固然是想在政治上向华北显示自己的“正统”地位，用于否定当地已经建立的解放区政权，同时也是架空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对手李宗仁的一种手段。

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对李宗仁有所倚重，表面上很客气，关键在于有战斗力较强的20多万桂系军队，因此先后委任李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汉中行营主任。李宗仁曾指挥台儿庄之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保卫战等战役。通过抗战八年，桂系军队虽然没有被蒋介石的中央系吃掉，其指挥权却也逐渐与其首领李宗仁、白崇禧相分离。抗战胜利之际，蒋介石除了急于消灭共产党，也想一并清除国民党内的异己势力，除了对云南的龙云以武力解决，对李宗仁等人便采取架空的方式，授给一个表面级别很高却又没有实权的头衔。

从名义上讲，北平行辕是一个兼管军事、政治的机构，建制上设有秘书长一职，李宗仁权衡再三，选定了西北大学教授萧一山来担任。在军事行动为主时期采用这种文人构架，也说明李宗仁知道行辕没有指挥权。北平行辕名义上虽为华北军政最高官署，蒋先生也曾电令中央在华北接收的各级机关要听行辕主任的命令行事，事实上这道命令只是敷衍和面子的虚文。派到北平的国民党各党政军机关，都是直接听命于他们中央主管官署的命令，与行辕风马牛不相及，行辕也根本管不着他们。北平行辕实际上成了一个只接受公文副本的空架子。

坐在中南海居仁堂内的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后来回忆：“我任北平行辕主任三年，实在是吊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呢！”（《李宗仁回忆录》广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被架空在北平中南海的李宗仁不甘心当这种无权傀儡，他一手培植起来的桂系军队毕竟还有20多万人，此时又多归于华中“剿总”白崇禧指挥下作战(在解放军挺进中原后，蒋介石不得已放白崇禧离开中央政府率旧部进攻大别山)，还有一大批广西系统的官员在南方，势力不小。正好蒋介石于1948年初宣布实行“宪政”，正、副总统都可竞选。实际上总统只是蒋介石的个人的囊中物，拉出来与之“竞选”的居正只是个摆设，毫无意义。李宗仁便于3月11日正式宣布：参加副总统竞选。

李宗仁以1,438票的多数战胜了孙科，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并于1948年5月20日就职。

李宗仁就任“副总统”后，便向蒋介石请辞北平行辕主任一职。蒋介石接受辞职之时，索性也把因人设事而安排的北平行辕这一空头机构一并裁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