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佛教是包括从北魏明元帝泰常年（420，即晋亡之年）到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中国南北分裂时期，中国北部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诸代的佛教。

北魏拓跋氏从道武帝（396—409）和晋室通聘后，即信奉佛教。道武帝本人好黄老,览佛经。见沙门，都加敬礼，并利用佛教以收揽人心。继而任赵郡沙门法果为沙门统,令绾摄僧徒,并于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建立塔寺。明元帝（409—423）也在都城的四方建立佛像,并令沙门开导民俗。其嗣子太武帝（423—452）,“锐志武功”,因道士寇谦之、司徒崔篈浩的进言，遂于太延四年（438）三月，令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概还俗，以充兵役。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正月，又禁止官民私养沙门。到了七年（446）二月,因对盖吴的内乱用兵,发见长安一寺院收藏兵器、酿具及官民寄存的很多财物,怀疑僧徒与内乱有关,又听信崔浩的话,命尽杀长安及各地沙门,并焚毁经像。这一命令,由于太子拓跋晃故意延迟宣布，远近沙门多闻风逃匿,佛像经卷也多秘藏，只有境内的寺塔被破毁无遗。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灭法之始。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也因事被杀,禁律稍弛。至文成帝（452—465）嗣位，即明令重兴佛教,准许诸州城郡县于众居处各建寺一所,并许平民出家,寺塔经像渐渐修复。文成帝还以罽宾（今克什米尔）沙门师贤为道人统，后又以凉州沙门昙曜继任,井一再改称沙门统，乃至昭玄沙门都统，并礼以为师。昙曜原来和玄高同在凉州修习禅业,后到平城，即为太子晃所礼重，被任为昭玄都统，即请于平城西武州山开凿石窟,镌建佛像，这就是遗留至今的著名佛教遗迹——云冈石窟。此外有沙门僧周,常在嵩山修头陀行坐禅，太武帝灭佛时，与数十人同入长安西南的寒山，后令弟子僧亮到长安，修复故寺,延请沙门，关中佛法的复兴，他是出了力的。献文帝（465—471）继位，也嗜好黄老浮屠之学,六年即退位，在宫中建寺习禅。后孝文帝（471—499）时，迎像、度僧、立寺、设斋、起塔,广作佛事，并提倡《成实》、《涅盘》、《毗昙》等佛教义学,师事通晓《涅盘》、《成实》的学者道登。又敬信佛陀扇多，替他在嵩山立少林寺,与以供给。在鸠摩罗什所居旧堂建三级浮图，访求罗什后裔。孝文帝还允许了昙曜的申请,令以所掠得的青齐地方的人民等，每年输谷六十斛入僧曹以为僧祇户，其谷即称僧祇粟,作为赈饥及佛事之用。又以一些犯了重罪的人和官奴为佛图户，以充寺院的杂役和耕作等事。这些措施促进了寺院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少流弊。其后宣武帝（499—515）时大兴佛教，有不少外国僧人来到洛阳,帝为立永明寺，房舍一千余间，共住外国沙门千余人,其中有著名的译师昙摩流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而菩提流支为其首席。他到洛阳时,宣武帝殷勤慰劳；他在内殿翻译《十地经论》的第一日，帝亲自笔受。著名的龙门石窟（在洛阳城南伊阙龙门山）,也是这时所营造。因之当时佛事很盛。至孝明帝（515—528）时，太后胡氏（世称灵太后）摄政,她在熙平元年（516）营造了洛阳的永宁寺塔，极其壮丽。

同年她又遣敦煌人宋云，偕崇立寺比丘惠生往西域朝礼佛迹，访求经典。宋云等历访乾陀罗等十余国，留居乌场二年,到正光三年（522）冬，获得大乘经论一百七十部以归。宋云撰有《家记》(《唐志》作《魏国以西十一国事》一卷),全书已佚;惠生撰有《行记》(《隋志》作《慧生行传》一卷),现存（题作《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同时有沙门道药（一作荣）,也越葱岭到过西域。由于北魏诸帝奉佛的影响,朝野风从,人民经官私得度出家为僧的日多,另一方面也因战争频繁，人民多假称入道以避徭役。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平城即有僧尼二千余人,各地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到了魏末,各地僧尼多到二百余万人。出家的猥滥,为前所未有(《释老志》、《洛阳伽蓝记》)。当时兴造寺塔的风气极盛，孝文帝太和元年，平城新旧寺约一百所，各地六千四百七十八所。但到了魏末，洛阳一千三百七十六所，各地寺庙达三万有余(《释老志》、《洛阳伽蓝记》)。魏代佛教的发展，可谓盛极一时。

北魏至孝静帝（534—550）时，分裂成东西二魏，高欢迁孝静帝到邺都,成为东魏，洛阳诸寺的僧尼也随同移邺。邺都臣民多随便舍宅地、立新寺,其时名僧昙鸾,为孝静帝所重,称为神鸾。

继承东魏的北齐帝室，也利用佛教。文宣帝（550—559）尝请高僧法常入内庭讲《涅盘》,并拜为国师。又置昭玄寺，设大统一人、统十人、都维那三人,令管理佛教,而以法上为大统。法上(454—539),是慧光的弟子,擅讲《十地》、《地持》、《楞枷》、《涅盘》等经论，并广著文疏；其弟子有慧远（净影）等，均知名一时。其时,北印沙门那连提黎耶舍于天保七年（556）来邺都，文宣帝出旧藏梵本千余筴，请他在天平寺翻译。文宣帝于晚年，更到辽阳甘露寺，深居禅观，不理政务。此后北齐诸帝，多半好佛,邺都的大寺约有四千所，僧尼近八万人；全境的寺院有四万余所,僧尼二百余万人（《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又卷十《靖嵩传》）。

西魏都城在长安,其地佛教,曾因北魏太武帝的灭法,一时衰歇,但西魏文帝（535—551）及函相宇文泰都好佛，文帝曾建立大中兴寺，并以道臻为魏国大统,道臻即大立科条，以兴佛法。宇文泰也提倡大乘,尝命沙门昙显等依经撰《菩萨藏众经要》及《百二十法门》，以为讲述的资料。

取代西魏而兴的北周王朝，亦颇崇佛。明帝（557—560）建大陟岵、陟屺二寺,并每年大度僧尼。当时名僧昙延、道安称为玄门二杰,南方的学僧来游关中的也有亡名、僧实、智炫等。但不久即有武帝灭法的事件发生。武帝（560—578）

重儒术，信谶纬,由于还俗僧卫元嵩和道士张宾的建议，请省寺减僧。武帝集众讨论三教优劣，前后七次，各有是非。

更令群臣详论道、佛二教的先后、浅深、同异，意欲借此来废斥佛教,但当时司隶大夫甄鸾作《笑道论》，沙门道安作《二教论》，僧(勔)著《十八条难道章》、《释老子化胡传》等，废佛之议因而暂止。到了建德三年(574)五月，武帝又大集臣僚，命道士张宾和沙门辩论，沙门智炫驳难道教，武帝亦不能屈智炫,于是命令把佛、道二教一并废斥，沙门、道士还俗,财物散给臣下,寺观塔庙分给王公,当时僧、道还俗的二百余万人。既而又立通道观,简取佛、道二教名人一百二十人，并令衣冠笏履，称为通道观学士,命通阐三教的经义。后三年（建德六年，577）进兵北齐，攻占邺都，又召集齐境沙门大统法上等五百余人，宣布废省佛教的意见，只有净影慧远一人，和帝反复争论，武帝虽然词穷,却仍然下令毁灭齐境的佛教，所有八州的寺庙四万余所，全部改作宅第,僧徒将近三百万人,也全令还俗;焚毁经像;财物由官厅没收。到了第二年，武帝死了,宣帝（578—579）嗣位;还俗僧任道林等力请恢复佛教，得到许可。大成元年（579），于东西二京立陟岵寺，选择旧日有名望的沙门二百二十人，须发冠服，在寺行道，并命智藏等长发为菩萨僧，任寺主。至于民间禅诵;一概不加干涉。次年（580）五月，静帝（579—581）继立，左丞相杨坚辅政，命全国恢复佛、道二教，重立佛像及天尊像，又给陟岵寺智藏、灵干等落发;并度僧二百二十人。这时佛教算是正式恢复。

北朝各代的佛典翻译，相续不绝。文成帝和平三年(462),在平城石窟寺,昙曜与西域沙门吉迦夜等译出《付法藏因缘传》六卷,又译《大吉义神咒经》一卷、《杂宝藏经》八卷、《方便心论》一卷等。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昙摩流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相继来华。昙摩流支专精律藏，于宣武帝（500—515）

景明二年到正始四年（501—507）七年间，在洛阳译出《信力入印法门经》等三部。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等,起初一同翻译，后因师承和见解不同，各自别译,因此所译出的《法华经论》、《宝积经论》及《究竟一乘宝性论》等各有两本（见《开元释教录》卷六勒那摩提条注）。菩提流支博学多识,于永平元年（508）来洛阳，被称为译经的元匠，同年译出世亲所造《十地经论》，后来陆续译出许多经论。到东魏时,随孝静帝去邺都,继续翻译，他从永平元年到东魏天平二年（535）的将近三十年间,先后译出《佛名经》、《入楞伽经》、《法集经》、《深密解脱经》、《胜思惟梵天所问经论》、《大乘宝积经论》、《法华经论》、《破外道小乘涅盘论》等,共三十部。勒那摩提精于禅法,于永平元年来洛阳,译出《宝积经论》、《妙法莲华经论》、《究竟一乘宝性论》,共三部。佛陀扇多通内外学典籍，特善方言，尤工艺术，从孝明帝正光六年（525）到东魏孝静帝元象二年（539）十五年间，在洛阳白马寺及邺都金华寺译出《金刚上味陀罗尼经》、《摄大乘论》等，共十一部。另外,有中印波罗奈城的婆罗门瞿昙般若流支，于北魏熙平元年（516）来洛阳，后随孝静帝迁到邺都,于元象元年到武定元年（538—543），先后共译出《正法念处经》及龙树的《壹输卢迦论》、无著的《顺中论》、世亲的《唯识论》等,共十八部。又有乌苌沙门毗目智仙，和般若流支一同到邺都，于兴和三年（541）译出龙树的《回诤论》及世亲的《宝髻菩萨四法经论》等,共五部。这一时其所传译的经论，以有关大乘瑜伽学系的典籍为多。总计北魏、东魏两代百余年间,中外僧俗译人共有十二人，译出经、论、传等共八十三部二百七十四卷（《开元释教录》卷六）。

北齐时代外来译人，有乌苌沙门那连提黎耶舍，于天保七年（556）来邺都，文宣帝请他住于天平寺，任翻经三藏，又命昭玄大统法上等二十余人监译,沙门达摩阇那和居士万天懿传语，从天保八年到后主大统四年（557—568）十二年间,译出《大集月藏经》、《月灯三昧经》、《法胜阿毗昙心论经》等，共七部。万天懿,原鲜卑人,世居洛阳,少曾出家，师事婆罗门，擅长梵语，因被召为助译，并在武成帝河清年中（562—565）,自译《尊胜菩萨所问一切诸法入无量门陀罗尼经》。

北齐一代，中外僧俗译者二人,译出经、论共八部五十二卷。

北周时代,外来的译人有波头摩国沙门攘那跋陀罗、中印摩伽陀沙门阇那耶舍和他的弟子优婆沙门耶舍崛多，健陀罗沙门阇那崛多,摩勒国沙门达摩流支五人。

阇那耶舍译出《大乘同性经》、《大云请雨经》等,共六部。耶舍崛多译出《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等，共三部。阇那崛多先在长安四天王寺译出《金色仙人问经》,后在益州龙渊寺译出《妙法莲华经普门品重诵偈》等，共四部。达摩流支译出《婆罗门天文》等。北周一代，译师四人,译出经、论共有十四部二十九卷。另外,攘那跋陀罗译了《五明论》一部。关于北朝流行的佛教学说，有由南朝传入的,如《毗昙》、《成实》、《摄论》乃至《涅盘》各家之说；也有由北地传出的，如《地论》、四论、《四分律》学,乃至以实修为主的禅法及净土教等。

一、毗昙师相当于南朝的齐、梁时代,北地毗昙的讲习始盛,著名的学者有安、游（智游）、荣三师,其师承均不明。但北齐名僧灵裕即曾从他们三人听受《杂心》。从高昌来魏的慧嵩法师,亦曾从智游听受《毗昙》、《成实》，学成后在邺都及洛阳讲说，有“毗昙孔子”之称。传承慧嵩之学的有志念、道猷、智洪、晃觉、散魏等。志念（535—608）尤以《杂心》擅名，著有《杂心论疏》及《广钞》等,盛行于世。弟子知名的有道岳、道杰、神素等二十余人。

二、成实师先有僧嵩，曾在关中从鸠摩罗什亲受《成实》,后到徐州（彭城）

白塔寺弘传此论。他的弟子济州僧渊（414—481）,以慧解驰名，后来也在徐州讲习。门弟子知名的有昙度、慧记（一作惠纪）、道登、慧球等。昙度（？—489）,江陵人，早年游学建康,曾于三论、《涅盘》、《法华》、《维摩》、《大品》,深有研究,后到徐州,从僧渊受《成实》，于是精通此部。北魏孝文帝听到他的盛名,请到平城开讲,学徒千余人,著有《成实论大义疏》八卷，盛行于北地。慧记于《成实》外兼通《数论》,曾在平城郊外的鹿苑讲学。道登（？—496），东莞人，早年从僧药受《涅盘》、《法华》、《胜鬘》，后来又从僧渊学《成实》，五十岁时，声誉闻于魏都洛阳，应请前往讲学，后来入恒山，学侣追随,讲授不辍。又北齐初年，邺下有沙门道纪，盛弘《成实》，讲说达三十年，其学统不明。

三、摄论师真谛《摄论》之学，由靖嵩北上徐州，道尼入居长安,而独在北方敷弘称盛。靖嵩（537—614）,涿郡固安人，北齐时代在邺都为法主,后北周武帝毁灭佛法,避地江南,从法泰谘受《摄论玄义》。后仍回徐州,盛弘《摄论》,著有《摄论疏》、《九识玄义》等,为时人所宗。但北方正宗的摄论师实为地论学者昙迁。昙迁（542—607）,博陵饶阳人,早年从慧光的弟子昙遵受学,后来隐居林虑山，精研《华严》、《十地》、《维摩》、《楞伽》、《地持》、《起信》等,到周武帝平齐、毁灭佛法，结伴避地江南，辗转到了桂州，获得《摄大乘论》。隋初，和同伴往彭城，继续弘讲,乃为北地开创纯正的《摄论》法门。

四、涅盘师《涅盘》大本,本在凉州译出，当时慧嵩、道朗以此知名，然流行不及南方之盛。其后北魏昙准（439—515）,听说南齐僧宗特善《涅盘》,前往听讲,审知此学南北不同,于是另行研究讲说,其说盛行于北地。当时研讲《涅盘》者还有僧渊的弟子道登,后来有洛阳融觉寺昙无最，北周有潼州光兴寺宝彖(512—561)蒲州仁寿寺僧妙（？—464）等。僧妙化行河表,蒲州昙延（516—588）即其弟子。昙延早年听僧妙讲《涅盘》,深悟经旨，常说佛性妙理是《涅盘》宗极,足供心神游止。后隐于南部太行山百梯寺，撰《涅盘经义疏》十五卷，同时敷讲。在昙延稍前,北地有《地论》学系兴起，他们差不多都是兼讲《涅盘》的。慧光和他的弟子唱四宗（因缘宗、假名宗、不真宗、真宗）的教判。其中真宗又称显实宗或常宗，即指《涅盘》、《华严》及《地论》而言。慧光著有《涅盘疏》,他的弟子法上也曾讲《涅盘》并著文疏，法上的弟子慧远也著有《涅盘义疏》。

五、地论师是由研习及弘传《十地经论》而形成的一派。这个学派由于译论者勒那摩提和菩提流支二人学风相违，分歧为南道、北道二系。北道从菩提流支出，而创始于道宠。道宠从菩提流支听受《地论》,随即著疏,从而弘讲，为邺下学人所虬推重,门弟子千余人，其中，以僧休、法继、诞礼、牢直、亻于果最为特出。名僧志念，也曾从道宠受学《地论》。南道从勒那摩提出,而创始于慧光。

慧光初就佛陀扇多出家,继而广听律部,后来又从勒那摩提受《地论》，著有《十地论疏》。他的弟子中传承《地论》之学的，有法上、僧范、道凭、慧顺、灵询、僧达、道慎、安廪、昙衍、昙遵、冯衮、昙隐等，而以法上为上首。法上（495—580）曾讲《地论》,并著文疏。著名的弟子有法存、融智、慧远等。其中慧远（523—592）为一代博学者，常讲《地论》,并随讲随疏,著有《十地经论义记》

七卷,其中保存南道地论师的学说不少。他的门人也努力弘扬《地论》。关于南北二道的地论师说,据天台宗学者荆溪湛然说：北道唱梨耶依持说，主张一切万法从梨耶缘起；南道唱真如依持说，主张一切万法是真如的缘起所生(见《法华玄义释签》卷十八、《文句记》卷七中)。北道后来受摄论师的影响，从而和它合流。

六、四论师这是将《大智度论》和《中》、《百》、《十二门》三论并重的一个学派。起初北齐有道长（一作场）法师，精通《智论》，在邺都敷讲，为学者所宗，志念曾列席听讲，后来双弘《智论》及《杂心》十余年。东魏昙鸾也精研四论。北周静蔼（534—578）少听《智论》，洞明义旨，后来更披寻其他经论，而以四论最为所崇，在终南山等处敷讲。又有道判（532—615），曾问道于静蔼，也日夜研寻四论。同时还有道安，博通《智论》，弟子慧影，传承其学，著有《大智度论疏》二十四卷。

七、四分律师《四分律》译出后,直到北魏孝文帝时代（471—499）,才有法聪在平城专弘。既而有道覆依法聪的口授作《四分律疏》六卷,但只是把文字加以科分而已。后来慧光作《四分律疏》百二十纸,并删定《羯磨戒本》,此学才大盛。

弟子中传承其学的,有道云、道晖、洪理及昙隐等。道云专弘律部,作《疏》九卷。

道晖把道云所作《疏》略为七卷。洪理作《钞》两卷。昙隐作《钞》四卷。道晖的弟子洪道（530—608）,专学律部，盛弘《四分》，代替了《僧祇》的讲传。

八、净土师弥陀净土法门从北魏昙鸾的净土教说流出,所以后世的净土宗常推昙鸾为创始者。其昙鸾一系的传统是:菩提流支——慧宠——道场——昙鸾——

大海——法上（见道绰所撰《安乐集》卷下）。与《地论》、四论两学系实有交叉的关系。菩提流支曾译出世亲《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通称《往生论》)一卷，又曾以《观无量寿佛经》授昙鸾,称为能解脱生死的大仙方。慧宠即最初的北道地论师道宠。道场在邺都敷讲《智论》,又传持阿弥陀五十菩萨像。昙鸾(476—542)起初于四论及佛性论深有研究,后来得到菩提流支的启发,专弘净土;既而住并州(今山西太原市)的大岩寺，晚年又移住汾州（今山西交城县）的玄中寺，修净土念佛之业；著有《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注》(通称《往生论注》)二卷等。他提倡的念佛法门,于观念以外,著重称名,遂开后世重视称名念佛的风气。大海（即慧海？—609）,少年听受《涅盘》、《楞伽》及大乘毗昙等,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在江都仪涛浦创立安乐寺,以净土为期，并模写无量寿佛像。法上有关净土法门的事迹不详，其弟子慧远著有《无量寿》、《观无量寿》两经的义疏各二卷，再传弟子灵裕也著有《观无量寿经》及《往生论》等的疏记。

九、楞伽师最初有菩提达摩,南天竺人,曾游于嵩洛,住于邺下,随地以禅法教人,曾惹起一班盛弘经律者的讥谤。只有道育、慧可两沙门竭诚事奉,经四五年，达摩为他们的精诚所感，于是诲以“二入”(理入、行入)、“四行”(一报怨行、二随缘行、三无所求行、四称法行)之法，并以四卷《楞伽》授慧可以为印证。达摩于东魏孝静帝天平年（534—537）前在洛滨示寂,传说一百五十余岁。弟子慧可(又称僧可,487—593)

总起来说，北朝佛教义学，小乘以《毗昙》、《成实》为盛，大乘则《涅盘》、《华严》、《地论》并弘。这正是慧光和他的弟子们所作的“因缘”、“假名”、“不真”、“真”四宗教判的全部内容。其因缘宗即指《毗昙》，假名宗指《成实》，不真宗指《般若》、四论,真宗指《涅盘》、《华严》及《地论》。又如净影慧远在所撰《大乘义章》中,每一义门都分作《毗昙》、《成实》、《地论》、《涅盘》四层来解说，这也说明了北朝主要佛教义学的全貌。

但是北朝佛教的特点,还在于侧重实践，特别是禅观，而非空谈理论，这和同时南方佛教有显著的不同。这一时期除上述楞伽师而外,还有不少著名的禅师,如北魏时代玄高（402—444），早年往关中师事佛陀跋陀罗，通禅法。后往西秦，隐居麦积山，从受禅法的学者达百余人。又有外国禅师昙无毗，来西秦领徒立众，玄高也曾从他受法。后入北凉,受沮渠蒙逊的敬事。北魏太武帝攻入北凉时,请他往平城,大弘禅化。此外,勒那摩提、佛陀扇多也并弘传禅法。北齐，有佛陀扇多的再传弟子僧稠(480—560),道宣把他和达摩并称（见《续高僧传习禅篇后论》）。

僧稠起初从道房受止观,常依《涅盘》行四念处法。后来又从道明受十六特胜法。

佛陀扇多赞为“自葱岭以东,禅学之最”。他先后在嵩岳等地讲学，魏孝武帝为他在怀州尚书谷中立禅室,集徒供养。齐文宣帝于天保二年（551）又请他到邺城,从受禅法和菩萨戒,并为立精舍,礼敬备至。后来侍郎李奖等请出禅要,为撰《止观法》

两卷。又天台宗所祖述的慧文、慧思也提倡定慧,为南北禅家所尊重。慧文尝聚徒数百人洪学，据说他读《大智度论》“三智实在一心中得”之文及《中论》“因缘所生法”之偈，顿悟龙树空、假、中三谛道理，由此而建立一心三观的观法。

慧思（515—577），武津人，从慧文受学,昼夜研磨,对《法华》等深有造就,于是敷扬大小乘定慧等法。天保年中（550—559）,率领徒众南行，中途停留在大苏山,数年之间来学的甚多,智顗也就在这时来其门下,谘受“法华行法”。后更率徒众入南岳山，提倡定慧,世称南岳大师。北周有僧实（476—563）,起初归依擅名魏代的道原法师,太和末(499)到洛阳,遇勒那摩提,授以禅法,得其心要。周太祖礼请为国三藏,并从受归戒。此外一般弘修禅法的，有慧初、僧周、慧通(以上北魏)、道恒、慧可、僧达、道明、法常（以上北齐）、僧玮、昙相、昙准、昙询、恩光、先路、慧命、昙崇（以上北周）等。

北朝一般社会上的佛教信仰,从北魏初年起，北地盛行一种一族一村等的佛教组织，叫作“义邑”,由僧尼和在家信徒构成,而以信徒为主。原来是民间为共同造像而发起飞的,后来逐渐发展，兼及于修建窟院、举行斋会、写经、诵经各事。

它的首脑矨E为邑义主、法义主、邑主、邑长等,成员称为邑义、法义、邑子、邑人、邑徒等。而以教养更高的僧尼为指导,称为邑师。其时民间所诵习的经典,是昙靖自撰的二卷本《提谓波利经》,劝持五戒。邑人每月斋会二次，以正律为标准,互相督察。此外还有一种叫作法社的佛教组织，其旨趣和义邑略同，但由贵族达官知识分子和一些僧尼组成。

北朝在中国佛教文物方面,留下不少宏伟的遗迹，特别是石窟。如北魏开凿的有云岗、龙门等石窟。昙曜于兴安二年(453)请文成帝在平城西武州山开凿石窟五所，建立佛寺，称为灵岩。石窟大的高二十余丈，每窟各镌建佛像一尊,大的高七十尺，次为六十尺，建制奇伟，雕饰工致。后来献文帝、孝文帝更相继开凿许多石窟。其次，宣武帝于景明初（500），在洛阳城南伊阙龙门山的断崖开凿石窟。

这个石窟原来是孝文帝太和年中（477—499）民间创始开凿，宣武帝命大长秋卿白整，仿照云岗石窟样式，为孝文帝及文昭皇太后营造石窟二所。熙平年中（516—518），孝明帝也为宣武帝营造石窟一所。诸窟的开凿历时二十三年，人工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个。其规模的宏伟、技巧的精工,可与云岗石窟并称。龙门的东方，有巩县（河市省）石窟，也是景明年中（500—503）所营造。还有天水麦积山石窟，也是北魏时代所开凿。这个石窟，在高出地面数十丈的万佛洞内，有深广五丈余的长方洞，内有大佛造像二十五躯，巨碑十八座，碑上浮雕佛像三十四排,每排二三躯，碑侧也刻有佛像，并有壁画。北齐开凿的有天龙山、响堂山等石窟。天龙山在北齐的陪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三十里，文宣帝在山麓创立仙岩石窟寺，孝昭帝（560）也创立天龙石窟寺，幼主（577）更开凿晋阳西山大佛像，即所谓天龙山造像，与云岗、龙门齐名。响堂山有南北二处（南响堂山在河北磁县西四十五里的彭城镇，北响堂山一名鼓山，在南响堂山西北三十五里的武安县义井里），都有北齐时代开凿的石窟。就中北响堂山的窟壁所携刻的石经，是房山石经的先驱，实为佛教文化史上可以大书特书的大事。北响堂山的石窟，即以北齐开凿的刻经洞和释迦洞、大佛洞三大窟为中心，其中刻经洞，是北齐特进骠骑大将军唐邕所刻。他以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于是发愿把佛所说经镌刻在名山，以为保存之计。从后主天统四年（568）

三月初起，开凿石窟，并将窟内外的壁面上镌刻《维摩经》、《胜鬘经》，《孛经》、《弥勒成佛经》各一部，历时四年，到武平三年（572）五月末才完工（此后经过四十年，才有房山石经）。北齐时代的石经除这以外，现存的，还有山东省泰山经石峪的《金刚般若经》，同省徂徕山映佛岩的《般若经》（武平元年刻），同省辽州屋?嶝的《华严经》（北齐初年刻）。

除了石窟寺外，一般寺塔的建筑，在北朝也极一时之盛，真所谓“招提栉比，宝塔骈罗”（《洛阳伽蓝记》序）。当北魏道武帝接受了佛教之时，便于天兴元年（398）在首都平城“作五级浮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绘饰”。后来献文帝又于皇兴元年（467）在平城“起永宁寺,构七级浮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

更于天宫寺“构三级石佛图高十丈,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到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更大力营造寺塔,洛阳一地就有一千余寺,其中著名的有永宁寺、瑶光寺、景乐寺、法云寺、皇舅寺、祇洹精舍等。特别是永宁寺，宏伟庄严,建筑、雕塑及工艺美术皆为奇观。此寺是胡太后于熙平元年按照平城永宁寺样式所营造,其中有九层浮图一所，高九十丈，“殚土木之功，穷形造之巧”。浮图北石佛殿一所,中有丈八金像一躯、等身金像十躯、编真珠像三躯、金织成像五躯，“作功奇巧”。还有僧房一千余间,“台观星罗，参差间出”。菩提达摩曾合掌赞叹为阎浮提所无。瑶光寺是宣武帝所立,中有五层浮图一所，高五十丈，作工的美妙,和永宁不相上下。景乐寺是清河文献王元怿所立,有佛殿一所,中有像辇，雕刻巧妙，冠绝一时。法云寺是西域乌场国沙门僧摩罗所立,“工制甚精”（以上均见《洛阳伽蓝记》）。皇舅寺是昌黎王冯晋国所造，有五级浮图,“其神图像皆合青石为之，加以金银火齐，众彩之上炜炜有精光”（《水经注漯水篇》）。祇洹精舍是宕昌公钳耳庆时所立，椽瓦梁栋，台壁棂陛，尊容圣像及床坐轩帐，都是青石，图制可观（同上）。此外河南登封有北魏所立嵩岳寺塔，山东历城有东魏所立神通寺塔等。

北朝的佛画家，有北魏的杨其德（见《历代名画记》卷八）、王由（字茂道，见《后魏书》卷七十一《王世弼传》附）等,而以北齐的曹仲达为最。仲达本来是西域曹国人，所画璎珞天衣，带有域外犍陀罗式的作风，后世画家称为“曹衣出水”,和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并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