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吉（1929年1月-2020年10月14日），原名周智明，出生于广西东兰。1947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湘边区纵队绥贺支队第二团政治服务员、中队长。1949年10月后，任德庆县悦城乡乡长，德庆一区区长，德庆三区区委书记，德庆县委执委、县公安局局长，粤中行署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高要专署公安处副处长（代理处长），高要地委工交办公室主任，肇庆钢铁厂厂长，肇庆地委办公室主任，肇庆地委工交部副部长，肇庆市委副书记（代理书记，县级市），肇庆地区经委副主任。1978年9月后，任云浮硫铁矿建设指挥部党委副书记兼指挥、党委书记、总指挥长。1983年4月，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曾兼任省经委主任；1992年1月，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2004年9月离休。匡吉是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2020年10月14日，匡吉因病医治无效，在广州逝世。

匡吉青年学生时期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满腔热情，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为党工作。

1946年，积极参加柳州“反饥饿、反内战、要和平、要民主”群众运动和高中罢课运动，在柳州地下党的领导下，和进步同学结成“兄弟会”，宣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嘴脸，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捕后，通过地下党的帮助，转移到香港进入中国共产党与左翼民主人士合办的达德学院学习。

1947年底，回到广东参加粤桂湘边区纵队绥贺支队，参与了反围剿突围斗争，维护了两广航运通道，震慑了敌人，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队给养不足的难题。德庆县解放后，参与了德庆县人民政权的建设，开展土地改革、民主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为重建家园，恢复和发展当地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作出了不懈努力，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到肇庆工作后，和市里相关领导组织群众建设星湖风景区，同时引进人才成立了仪器仪表公司及配套服务企业，推动建设仪表城。

1978年，他担任云浮硫铁矿党委书记、总指挥长，率先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计件工资制等责任制，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矿山与花园式矿山的新理念，在改善生活环境和加强职工群众文化生活建设方面狠下功夫。在此期间，他提出以云浮硫铁矿贷款建设三茂铁路，加快了铁路建设进程，为云硫矿石外运提供了便利，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为国家节约了进口硫磺外汇。

1983年，他担任省政府领导后，先后分管工业、交通、能源、通讯、基础设施、外事、人事、监察、旅游、劳动和省政府办公厅工作，见证了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的基础设施建设历程。他积极推动我省充分运用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大胆实践、勇于探索，发挥广东人文地缘优势，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参与了广东多项“全国第一”的项目建设，为广东开始改革开放作出巨大贡献。他参与推动建成全国第一个核电站——深圳核电站，研究解决广东能源不足的问题，提出西电东送的构想，为日后的西电东送工程贡献了智慧；以“以路养路”的方式，修建了全国第一条中外合资的高速公路；他推动建成了全国第一个抽水蓄能电站——从化电站，研究提出了“能源开发，电力先行”的开发广东电力基本思路；他推动建成了全国第一条地方铁路——广梅汕铁路，协调铁道部和相关市县，筹集资金建设三茂铁路，构筑完善全省运输网络；他推动建成了全国第一个手机移动通信基站，参与打造了“神州第一波”。同时，他大胆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大力改革投资机制，通过贴息贷款、减免税收、允许企业自销产品的办法使企业留足发展资金，通过技术改造获得发展后劲，从而盘活了以韶钢为代表的一大批企业。他开发侨乡资源，走中外合资的路子，对当时广东经济摆脱困境，使广东经济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以在广州举办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为契机，推动建立广东移动通信公司，解决了通信技术落后的问题。他大力推进广东工业、交通、能源、通信事业的改革和发展，通过韶钢和广钢的改革，沙角B厂、衡广铁路复线、虎门大桥、惠州壳牌等重点项目建设，解决了许多长期制约广东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在担任广东省政协领导期间，他积极协助省政协主要负责同志，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切实履行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为开创全省协商民主工作新局面作出了不懈努力。负责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工作，组织开展关于广东省乡镇企业地位作用、经营机制、技术进步和山区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专题调研，为推进我省制定出台优化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提供了重要参考。

匡吉同志担任省政协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执行省委、省政协党组的各项决策指示，头脑清醒、立场坚定，带头遵守政协章程，善于发扬民主，具有很强的亲和力，深受广大政协委员的欢迎和尊敬。 匡吉同志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仍怀着对党和事业无限赤诚之心，关注党和国家的事业，关注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关注贫困山区和革命老区百姓的脱贫致富。他经常深入基层，访贫问苦，调查研究，为省委、省政府领导决策提供依据。 匡吉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在大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始终对党和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坚持原则、顾全大局，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求真务实、任劳任怨、心系群众，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他襟怀坦荡、无私无畏、平易近人、谦和低调，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爱戴；他淡泊名利、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严于律己，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我出生的这个地方叫广西东兰县大同乡（现划规坡峨乡）弄兰村，是一个深山峡谷之中的村落，祖祖辈辈靠刀耕火种的原始劳作维持生计。从我懂事起，我的爷爷就已经失明，需要人牵着才能行走。因为饥荒，爷爷把家中的一块乱石之中的土地“典当”给了三十里外的一户有钱人家。两年后，爷爷提出要赎回，这家人却坚持契约上写的是买断。爷爷一气之下要我牵着他，足足走了两天，来到县政府向县长告状。爷爷向县长哭诉了因为失明不识字被欺骗的过程，感动了县长，地没有要回来，但倒得到了一笔钱作为补偿。这件事情后，爷爷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没有文化，不识字，就会受人欺负，颠倒黑白，要我无论如何要吸取这个教训，倾家荡产也要读书学文化。严格意义上说，是爷爷这一席话，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村里没有学校，只有一个县城来的人办的一所私塾。我在这里接受了不到一年的启蒙教育。后来我父亲带着我走了两天来到当时的河池县九圩乡，在这里读了一年半的小学。那段时间，我借住在一个亲戚家，从家里背来玉米，到山上去捡野菜、打柴，自己煮稀饭。后来河池县初级中学招生，我考进了这所学校。将近毕业的时候，日本军队打到了河池，校长、一些老师和学生都被抓走了，我跟着我的一个语文老师，翻山越岭，走了三天三夜，才到了东兰，又经过十几天的跋涉到了百色。百色当时是后方，百色中学仍在上课，我这个语文老师就在百色中学任教了。我就在他家帮他照顾孩子。这一年春节过后，我考上了都安高中。这时广西的桂林、柳州、南宁等主要城市都被日本人占领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日本军队从贵州都匀、广西河池等地撤退，我和都安高中的同学韦勋尤转学到柳州高中插班。韦勋尤同志去世前曾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当年就是学校里的共产党员，高中期间一直是他在生活上给予我帮助。就这样，我在都安高中读了一年，在柳州高中读了两年。1946年，以我们柳州高中为主，发动了一次大、中学校和商业界“反饥饿，反内战，要和平，要民主”的群众运动。发动者是我们学校的几个共产党员，我也积极参与了组织。当天晚上，国民党军警就对我们学校进行了包围抓捕。我们几个同学就此离开了柳州高中，最初的目标是去读新加坡南洋大学，途经香港的时候，看到香港达德学院的招生广告，当时达德学院汇聚了郭沫若、茅盾、千家驹、侯外庐、吕振羽等一批著名学者。因为也没有钱再去新加坡，我就报考入读了达德学院。回顾我的求学经历，就是因为当年爷爷的一番话，鼓励我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读书学文化，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