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常修（1904～1993），俗名匡桂林，字华泉，号山原，别号卧云居士；出家后，改道名匡常修，字和阳，别号一炁道人，当代著名道士。匡常修道长生前任青岛崂山太清宫住持，还身兼中国道教协会理事、山东道教协会副会长、青岛市道教协会会长、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大学武术气功学会第一名誉会长、青岛市气功科学研究会顾问、山东省政协委员、青岛市政协委员、青岛市人大代表等数职，爱国爱教，传经讲学，弘扬武术，倡导气功，振兴医学，名扬于世。

匡常修道长，以道名行世。出家前，俗名匡桂林，字华泉，号山原，别号卧云居士;出家后，改道名匡常修，字和阳，别号一器道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农历二月四日生于胶州城里，先后住胶州城翰林院、郭家庄、蜈蚣街、辛街。祖籍胶县王台镇石灰窑村，祖父自小务农，家境贫寒，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借邻居场院屋(俗称团瓢)栖居，给地主扛活糊口，直至扛锄饿死于门前。父亲匡松，从小给地主放牛，后来迁居胶州城里谋生，主要靠推小车卖脚力。

匡常修自6岁起，即帮父亲拉车，7岁时，有一天给父亲拉车到东营，来回走了70里路，年幼的匡常修累得连车绳都拉不直。

民国元年(1912年)，匡常修8岁入学堂读书。两年半之后，因母亲生病而辍学，后母亲病故。匡常修在少年丧母的悲痛中更加奋志，民国五年(1916年)改入私塾，拜董纪惠为师，在贫困中又发愤攻读两年，先后读了4年半书。

民国七年(1918年)，匡常修14岁，因家庭生活所迫，便停学和同里车氏结婚。连续生子养女，生活更加困苦，匡常修便踏入社会开始谋生计，先后去高家同聚福糕点铺、衙门粮房、坊子街同兴福学徒，业余读书、习武。

民国十年(1921年)匡常修17岁，去青岛四方胶县籍高家兴华店学鞋匠，学成后，去王台高家鞋庄当伙计。

民国十一年(1922年)，匡常修18岁，返回胶城，自己先后独立经营全真靴子店、新大鞋店。鞋业开成后，匡常修让给二弟经营，自己另攻中医，业余习武，带徒弟，医道武术大进。

民国十四年(1925年)，匡常修21岁，说服了妻子，背着父亲，到胶南县卧云庵出家做了道士，后日本鬼子烧了庙，又返俗归里。

民国十九年(1930年)，匡常修26岁，其妻车氏病故。次年，早有出家之心的匡常修遂撇家舍子只身去了崂山白云洞，在那里拜了白云洞二当家即匡常修的二叔俗名匡梦辰、道名匡真觉为师，匡真觉系武当派传人李士卿的徒弟，道术武功俱深。匡常修从此当了崂山道士，先后住持在白云洞、明霞洞、凝真观、太清宫，悠悠36载。

1966年6月，为人所共知的原因，匡常修被遣返回原籍胶县，在城关中云生产队当了14年医生。

1980年5月，青岛园林局又将匡常修请回崂山，任太清宫监院。

匡常修当崂山道士，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生涯，爱教爱国，把毕生的精力和智慧，献给了祖国的道教事业。

在出家前，他就和胶县城皇庙、菩萨庙、沙滩南崖几位道士频于来往。26岁偷上胶南卧云庵，妻故后终于上了崂山，加入了金山派，举起了道教的旗帜。他数十年来，不论在白云洞、凝真观，还是太清宫，多任代表主任、道教生产合作社社长、监院、当家的，统管数十名至百多名道士，衣食住行，念经进香，都要经他费心操劳。他完善编制，分工明确，各司其责，管庙有序，治庙有方。他自己不但精于管庙各职，如当家的铺理打算，执客的拉拉谈谈，做会计的写写算算，做饭的炒炒煎煎，买办的跑跑颠颠，而且他自己率先垂范执行道规庙法，连道士的衣、裤、靴、帽，都是匡常修带领大家自己做。他带头不喝酒、不吸烟、不吃荤。他常说，崂山是全国的重点庙宇，崂山道教有悠久历史，崂山应该给全国带个好头。

匡常修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他把祖国和崂山的道教历史作为宝贵的文化遗产来研究。他认为，道教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很深刻，例如，道教主张“事来则应，事过则忘，过事不留，随遇而安，外圆内方，外柔内刚，和而不流”等，都充满了哲学观点，是很精粹的东西，要很好地研究、继承和发扬。他说，他毕生追求科学，反对迷信。他认为算命、测字就是迷信，他从不学算命那一套，也不给别人算命。

他在全国道教界德高望重，经常出席各级道教会议，传经讲学，接见来访，他都以爱教爱国为本。

匡常修道长的武术在胶县、崂山乃至全国是久负盛名的。

匡常修自小习武，没钱请教师，便以三分利息借贷交学费。他穷有志气，奋发学艺，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数十年如一日，拳不离手，精益求精。他回忆说，年轻的时候，就是大年三十晚上，他从没有中断过练武。虽道教事务缠身，每天宗教、气功、医学、武术、民族、新闻各方面的领导、专家、同行来访者，应接不暇，仍不忘天天习武练功。

匡常修青少年时期，先学螳螂、查拳等少林派武术，中年以后，又改学武当派。他认为少林、武当各有所长，各有独到之处，但武当要胜少林，武当派主张“以柔克刚，以静带动，你不动我不动，你欲动我先动”。武当派的哲理奥妙得很。他对武术的顺打、零打、截打、对打、转打、闪打等基本功均能熟练掌握，枪刀剑戟无所不精。长年的苦练，过硬的功夫，使他眼明手快，能用手指捏住正在飞行的蜻蜓，说捏头即头，说捏翅即翅。

匡常修在练武的生涯中，一贯主张要武德第一。练武旨在强身卫国，健身自卫，继承国粹，张扬国威。他反对与同胞交手，更不能以拳欺人、伤人。即使谁武功再深，本事再大，能大败天下，亦于国家富强无益，于民族振兴无用。总之，一个学武术的人，要振奋民族威风、国家威风，不能逞个人英雄。他习了一辈子武，每逢对手，都是互相交流，各取人长，以补己短，以武会友。尽管教人者多，学人者少，但从未欺侮过一个人，更未伤过一个人，即使有存心不良寻衅滋事者，也只使小技，让他屈服即可。占理让人，多交个朋友，让他高兴而归。所以，几十年来，没有一个人和他为仇的，人人都是他的好朋友。

匡常修23岁起，在胶县自办国术练习所，后来又在两个中学和小学兼教武术。29岁以后，还任过杨家花园街武术练习所教练。文化大革命返乡还俗期间，又教了很多徒弟。可以说:匡常修的武术徒弟从胶县民众到崂山道士，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个接一个，一批续一批，数以百计，他对徒弟，不厌教诲，既教武术，更传武德，众徒弟有口皆碑。

匡常修认为，学武术要有天生的一半，要聪明、有志气、有恒心，能研究，能吃苦，现在这种人很少。习武三年五载，只能学个皮毛，十年八年方可成手。要学到真功夫，得其少林真谛、武当精髓，得竭尽毕生精力，多数人则半途而废。他自己师兄弟40多人，稍有成就苟活在世的只剩他一人。他的众多徒弟至今还没有一个令他十分满意的。他在胶县成手的徒弟，学了他三分之一算是高的了。有很多人，有天赋，主要坚持不了，结了婚，成了家，也就洗手了。他不无感慨地说:“拜个好师傅不容易，找个好徒弟更不容易!”这话不无道理。

匡常修的中医医术也是很高明的。

出家以后，匡常修就有“救世救民”的抱负。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18岁时，他学了一身做鞋手艺，在独自经营新大鞋庄生意火红的时候，又毅然弃商(转给二弟经营)从医，拜伯父为师，先后在胶县城响南街开设中医药房，打水巷开设润和堂药房，粮食市后街开设道德大药房，坐堂行医，病家叩门者不绝。

出家以后，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数十年中，匡常修长期担任崂山庙里的主任、代表、崂山道教生产合作社社长、当家的。除主持庙事外，匡常修的大部分时间是用在对崂山地区巡回行医，一方面是以治病的收入养庙，一方面济人行善。匡常修编成顺口溜回忆说，崂山“周围三百里，一溜十个站(巡回医疗站)，黑夜走，白天干，挑着扁担满山转，喝着冷水吃冷饭”。老百姓因匡道长看病态度好、医术高、收费廉，所以，他走到哪里病号就跟到哪里。有时，一天要看120多个病号，晚上回庙，还要结算当天的账目，经常是在12点以后才能睡觉。有时，山大医院、市立医院，也往崂山介绍疑难病号。至于病家慕名来崂山求匡道长治病者更是常年应接不暇。

1966年6月，匡常修被迫返俗归里，落户在胶县城关镇中云生产大队，在卫生所挂牌行医，城乡看病者甚多。匡常修主张，学道先学医，出家必从医，方能济世救民，于民众办些积德的好事。

匡常修自我评价：气功第一。匡常修13岁起，开始打坐、练气功。他的启蒙教师，是邻居的一位年逾80岁的小脚老太太。匡常修回忆说:他放学后，常到她家玩耍，他亲见这位老太太能用小拇指挑起一斗小麦(80斤)，还能健步如飞地推磨轧碾，匡常修就拜她为师，打坐练气功了。以后，匡常修进崂山当了道士，气功大进，还找这位老太太交流气功，拜谢过她呢!

匡常修当了崂山道士，拜匡真觉为师后，更是把打坐当成日课，进行严格不懈的训练。他壮年时期打坐一个星期可以不思睡眠，不进饮食，近于胎息状态。

匡常修作为一名老道长，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和很多追求，他除了致力于道学、武术、医学、气功的研究外，对音乐、戏剧、美术、小说和诗词歌赋等，也有着广泛的爱好。

匡常修懂道教音乐，还会拉京胡，能唱京戏，编过剧本，画过吕祖像。在出家以前，还曾在胶县京剧团任过布景组主任、口技股干事，还任过该团的一段时间团长。

匡常修喜欢写作，著述甚丰。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曾写过很多书稿。道教方面的，有《乾元丹指》、《坤元丹指》和《道德经》;武术方面的，有《武林别传》、《武当别传》和《急急丛刊》;气功方面的，有《道家气功》;医学方面的，有《养生三字经》和抄录的《180种丹药方集》;小说方面的，有武侠小说《万里情侠传》、《双华山》、《紫电青霜记》和《剑光银影》。

以上著作书稿，耗尽了匡常修的半生心血。在文化大革命前，受极左路线影响，匡常修其人其书，未能受到重视，均未出版。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书稿遗失殆尽;现在，各级宗教、统战、武术、气功等部门都很重视，几经协助查找，以图整理出版，又全无踪影，痛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