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心寺，亦名佑济寺、十方禅院，位于淮安城“西北五里，背堤面湖”旧址即今淮阴农校所在地

湖心寺，亦名佑济寺、十方禅院。“当日为淮郡第一名刹”(《湖上留题录》初编)。历来“为名人胜游之地”(《淮城信今录》卷九)。

明顾达(字存道，号贯初，成化戊戌年进士，官兵部员外郎，陕西行大仆寺卿)的《西湖烟艇》诗生动地描绘了湖心寺的优美景色。船载香醪乐趣多，媛烟深处酌金螺，萍开白鹭窥苍沼，荷动红鳞跃碧波。清颍风光真可并，古杭时景未能过。醉归不用喧丝竹，自有渔人送樟歌。

湖心寺始于北宋治平年间（1064—1067），原名水陆冥道院，因建于月湖之心而俗称湖心寺。熙宁元年（1068），改称“寿圣院”。建炎四年（1130）初，金兵攻破明州，湖心寺住持、律宗高僧元肇大师被金兵强掳北去，迫其易地传道。元肇大师不甘受辱，途中投水殉节。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高宗赐“湖心广福寺”额，与开元寺、景福寺、阿育王寺并称“明州四大律寺”。南宋初，扈驾南来之尚书袁子诚，时任临安知府，卜居于鄞。其两女曾以奁资购田340亩，舍于寺为“广生田”，并于寺后立祠祀其父——袁尚书。乾道初（1165～），赵伯圭知明州，在湖心寺复建放生池、沧州阁、广生堂。当时湖心寺的放生功德甲于全郡。

南宋德祐二年（1276），元军进迫庆元，袁子诚四世孙、进士表镛单枪匹马，拒蒙古兵17游骑于西山资教寺，以众寡不敌，壮烈殉国。元兵进城，月湖景观毁于兵燹，湖心寺只剩断垣残壁。明初（1368～）重建湖心寺。永乐初（1403～）复建。嘉靖年间（1522～1565），兵部尚书张时彻改建书院和为其母建“月湖庵”，名称沿用至今。湖心寺及其所在的月湖花屿，历来是宁波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相映成趣的一大名胜，其间留下大量名人遗迹和题咏。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曾有诗曰：“横桥通废岛，华宇出荒榛，风月逢知己，湖山得主人。”诗中“华宇”指的就是湖心寺。在当时湖心寺已成为城内文人墨客游玩、吟诗、讲学的场所，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文学家曾巩、明州太守刘珵、龙图阁大学士舒亶等人，都留下过赞美湖心寺的诗篇。湖心寺当时甚至成为明州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日本画僧雪舟1468年创作过一幅《宁波府图》，其中就有古湖心寺的远眺风貌。

然而，让湖心寺声名远播日本、朝鲜、东南亚和世界各国的则是钱塘文士瞿佑，据宁波民间传说写成的《牡丹灯笼》，全祖望写有“若到更深休恋恋，湖心怕遇牡丹灯”之句。

湖心寺始建于唐代末期，原址在城西管家湖(亦名“西湖”)中。襟河面湖，烟波浩渺。历经宋、元，以迄于明。由于水灾兵患，其间几兴几废，至明代中期，寺院已被河(黄河、淮河)水冲坏，寺址成为平陆，里人黄周等，咸捐助置祖，议在原址恢复湖心寺。“然仅建一草庵，施茶脩业而已”(《山阳艺文志·湖心禅寺传贤碑记》卷三)。明隆庆年间，淮安知府陈文烛在寺中建招隐亭。至万历十八年(1590)达观大师来寺任住持。易草庵为瓦殿，塑丈六金身及千叶宝莲如来像。后郎目禅师次第修建，建“普光法堂，次第建三佛中殿门，倚舟堂”，“四仪六时，进道勤笃，暮鼓晨钟”(《重建湖心寺碑记》)，遂使寺院焕然一新，湖心之名，远震十方。其时易寺名曰“十方禅院”。

明末由于寺院中“主事者不得其人，兼罹水患，墙垣颓而不修，殿宇败而不葺，寺几废矣”(《山阳艺文志·湖心禅寺传贤碑记》卷三)。此时，阖郡士夫敦请南庵依禅师主法席来淮主持寺院，执弟子礼，四方龙象云集。傅遐、童求、古岩莞禅师继之，师资接踵，衣钵相承，“操修严密”，“与士大夫倡酬于芰荷烟柳中，托风雅而显性宗”，“集近代尊宿语录三十卷”(《湖心禅寺传贤碑记》)流传海内。到了康熙年间，寺貌逐渐恢复如初，规模也逐渐扩大了。康熙四十四年(1705)，清圣祖玄烨再次下江南巡视，途经淮安，敕赐寺名为“佑济寺”，故湖心寺又名佑济寺。

清乾隆辛酉年(1741)以后，由于黄河屡次夺淮，淮河水患不断，乾隆甲午年间(1774)“河决老坝口，湖遂为平陆，厥后屡兴屡废，寺亦渐就萧索”，“寺中古迹倚舟堂、招隐亭、柴公树下居遗址不知所在，残碑断碣偃卧荒烟蔓草间”(《湖上留题录》原序)。清同治年间，普祥禅师任湖心寺方丈，选美材，召良匠，毅然新之，“大振宗风”，从同治五年(1866)至光绪元年(1875)，“修葺增造屋字数十间，庖湢库度无所不备”，“风流文采，照耀一世”(《湖上留题录》原序)。慧之方丈继之。一九二一年淮泗暴涨，淮水浸灌，寺中水深数尺，“殿字间有摧毁，“西院翠竹千挺经水黄萎，无一竿存”(《湖上留题录》序)。慧之方丈于大水过后“增修补葺”，“重修大雄宝殿暨佛像装金补制联额”(《湖上留题录》六编)，并于一九二四年新铸八千斤重的“万年宝鼎”，逐渐复其旧观。

据不完全统计，湖心寺自建寺以来，先后担任方丈的有，唐：一舟大师；宋：永明大师；明：禅衲、自始、雪印、妙峰、达观、朗目、含光、如玉、渊溟、性天、隐知(时首座本融)、法席(字南安，一作南庵，号睡翁，别号石头)、介旭(号柴村，名傅遐)、绳和尚、童求；清：古岩莞禅师、敏灵、至坚、超贤、普乐、梵麻、仪莲、普禅；民国：慧之、松崖、楞定、曼陀、梦初。

湖心寺在一九四五年前后共有僧人一百余人，道人二十余人，伙计八人，花工二人。方丈、首座，负责管理寺院全部事务；当家和尚，专管寺院的经济收入、支出、物资的调拨；知客，专管外来的和尚吃饭、挂单、签单；僧值，专管佛事；库头，专管伙计、花工；法师，专管讲经、读经、教僧人识字。

湖心寺自唐代在管湖旧址建寺以来，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到了辛亥革命前后已成为苏北地区的佛教胜地，规模宏阔，寺址南北长一百五十丈，东西阔九十丈，占地二百二十余亩。全寺以山门(又叫天王殿、韦驮殿)、大雄宝殿、藏经楼、椒堂、大厅(又叫宝镜堂、法堂)、方丈楼为中轴线，以大雄宝殿为全寺中心，共有大小房屋一百三十余间，所有房屋都有走廊可通，寺院周围筑有围墙，围墙外有一道沟渠。围墙外遍植桑树、松、柏，沟渠坡上栽满柳槐(见示意图)。清周鳞(字乔岳，顺治甲子，康熙丁酉两中副榜官潜山教谕)游湖心寺有感，写诗赞曰：“萧寺镇湖曲，垂杨隔岸分；远烟明似水，高陇碧於云，雀卓迎人语，荷香吹面醺，闲来携手处，白日静纷纭。”光绪甲辰进士曹元鼎亦有诗赞曰：“和风花逞媚，时日鸟争啁；面地传枚里，清居羡比邱”(《湖上留题录》六编)。寺中有着许多引人入胜的景观，每天书声梵音，琅琅悦耳。明代刘一照有诗赞曰；“寺古嚣尘远，苍茫别院深，小桥横白水，夹道覆青阴，钟磬闲鸥性，鱼虾侣道心，与君欣聚首，说法叩禅林”(《山阳艺文志》卷二)。

清顺治辛丑年(1649)进士张新标(字鞠存，号淮山)游湖心寺时写下《招隐亭即事》诗一首，曰：“吾庐一水隔，问渡即花宫，石井苔犹碧，丹炉火欲红，荷香常带雨，竹荫自生风，挥尘来高唱，元言未许同。”康熙间岁贡生、官全椒训导徐传迅的诗《湖心寺》：“偶来湖上扣松关，独向空林自往还；我爱山僧无一事，蒲团常对落花间。”也对湖心寺僧人的生活作了形象的描述。

从河下杨家渡口乘船过古运河，沿曲径至山门，沿途有四个牌楼，均有名人题写匾额。第一个牌楼正面题字为“湖心锁钥”，第二个牌楼匾额“城市山林”，系国民党元老吴铁城题写。第三个牌楼上“引人入胜”四个大字为明朝正德进士潘埙所题，第四个牌楼“城市山林”是清末书法家郑孝胥所题，背面是国民党元老王柏龄题写的“觉路”二字。

山门，亦称天王殿、韦驮殿。山门前松柏参天，山门之上刻有康熙御书寺名“佑济寺”三个大字，此殿共五间。中奉韦驮像，两旁彩塑四大金刚，高峨威严，它们是：东方持国天王，西方多闻天王，南方增长天王，北方广目天王，他们脚下各踩着两个小鬼。

大雄宝殿，是寺庙的主殿，计五间，飞檐翘角，宫殿式的砖木建筑，通风敞亮，气势雄伟。慧之方丈的先生南通张謇(号啬庵，清末状元)为寺院书写了“大雄宝殿”匾额，清末著名书法家李瑞清(号梅庵)先生书写了“法云慧日”匾额。进入殿内，就有庄严肃穆之感。大殿正中供奉释迦牟尼及左右两旁东方药师如来、西方阿弥陀如来三尊佛像，迦叶、阿难二尊者像恭敬侍立两旁，各现妙相，生动活泼的装金十八罗汉像分列在大殴东西。在释迦牟尼佛像背面，文殊菩萨跨着青狮，普贤菩萨骑着白象，望海观音站在莲花之上，善财童子和龙女拥簇两旁，奇花异果真可以假乱真。大殿前面有一香炉，名“万年宝鼎”，为一九二四年新铸。

藏经楼在大雄宝殿的后面，五间楼上下，向南全是格扇玻璃窗，光线充足，楼下是禅堂，楼上珍藏历代版本的佛教经典。其中有：《海演大乘手编耆旧集文献》，《古岩莞禅师集》，《近代尊宿语录》三十卷，《净土圣贤录》，《印光法师文钞》，《净土十要》，《龙舒净土文经、中经、又经》，《丁氏佛学丛书》，《伽精舍本大藏经》，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净土津梁》，《净土津要》，《净业良导》，《湖上留题录》六编及补编等。楼前有一棵几百年的古松枝叶茂盛，遮荫了半个藏经楼。

在藏经楼的后面原有一棵椒树，“植倚舟堂西轩，宝镜堂侧，枝叶扶疏”，“庭花盛漫”(《湖上留题录》三编)。柴村僧咏庭椒诗曰：“椒影窥帘题，作花能受风”。后普禅禅师在其旁建房七间，面向“法堂”，取名曰“椒堂”，以接待来访客人。

大厅，即法堂，亦称宝镜堂，计五间，为长老讲经处，门楣上悬有“宝镜法堂”匾额，为明代书法家杜首昌(字湘草)草书，两旁楹联是“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内有清代书法家何绍基题写的对联：“樵语落红叶，经声昕自云”。还藏有南安和尚的弟子柴村的字画一幅。在大厅中悬挂着竹制山水画。清末翰林王鸿翔(研荪)有诗赞曰：“崇闳宝镜敞精庐，狮座三千绰有余，题牓黄鹂大手笔，龙跳虎卧右军书”。杜湘草《题湖心寺宝镜堂额雪至志喜》诗曰：“天花乱洒墨花香，快雪缤纷选佛场，也爱颜公书字雅，莫愁韦老鬓毛苍，管城得意谁为助，墨海无波自在航，宝镜高空同一照，始知慧业有奇光”(《湖上留题录》四编)。

放生池，在寺院东侧，水面有六亩余，菱荷满池，清香宜人，是佛教信徒放生用的水池。池中央有一小岛，上用山石堆砌，建有一小亭，亭上题额为“一览”二字，有九曲桥可通。放生池与寺厨围沟渠中的鱼、虾、龟、鳖，禁止任何人捕捞。每当皓月凌空，放生池内水平如镜，时有鱼儿跳出水面，激起阵阵涟漪，四周树木倒映池中，景色益发迷人，别有一番诗情画意。

退居楼，坐落在西花园中，楼上下各三间，周围苍松翠柏，群花斗艳，竹林掩映，“满院竹颸拂牖过，半庭花影隔帘浮”。这是松崖方丈将寺政交给楞定后隐居的场所，故名退居楼。

倚舟堂，“湖心寺旧有倚舟堂湮没久矣”(《湖上留题录》四编)，原为南庵，柴村所建，师徒二人一以诗，一以画，“柴村诗类其师，尤善画，得元四家意”(《咏淮纪略》卷下)是时湖心寺尚在湖中，扁舟过访者往往夜月留宿，其倚舟堂遂为文坛诗社(《湖上留题录》初编)，“淮之高人名士无不与其师弟唱酬往来”。有诗曰：“湖心寺里倚舟堂，诗酒生涯选佛场，招稳有亭悬杖衲，参禅无语感沧桑，此身不系随帆转，插脚来游当苇杭，何用别寻方外去，偏题五岳饱吟囊。”(《咏淮纪略》卷下)。慧之方丈后在东花园建了一所形似舟样的房屋，并仍用“倚舟堂”匾额。一九二九年慧之方丈将寺政交给松崖后即隐居于此。招隐亭，明穆宗隆庆年间淮安知府陈文烛为招隐士五游山人郭次甫来淮而筑此亭，作为“觞咏之所，亭前烟波浩渺，杨柳美蕖，为一时胜境”(《咏淮纪略》卷下)。我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写诗赞曰：“水环幽树绿渐渐，暖日从游二妙兼，秋社欲催元岛去，晴沙喜见白鸥添，斜阳野望移前席，远树轻阴入半帘，多幸山公怜病客，许陪高逸侍清严。”后由于天长日久，亭渐倾圮，至“康熙十五年(1676)烟墩堤倒，淤一丈八尺深，始为平陆”(《咏淮纪略》卷下)，招隐亭不复存在。

湖心寺为淮安名刹，历代方丈住持大多知识渊深，骚人墨客乐于与其唱酬往来。清代程业勤诗中写道：“南公师弟擅风雅，招邀莲社开词场，往来冠盖集南北，望社诸予参翱翔，联翩诗句从酬唱，湖上点缀生耀光。”(《湖上留题录》四编)故淮之高人名士“擎舟泛月，经宿不归”，名流过淮者，“慕其名胜，往往流连”，“皆有车辙马迹”，“觞咏所留，山川生色”(《湖上留题录》原序)。经过历代骚人墨客流连于此留其题，湖心寺收藏有宋米南宫(米芾)，明董思白(其昌)、周栎园、王渔洋、陈文烛、吴承恩、刘一炤、潘埙、杜湘革(首昌)、史可法、路振飞、王燮；清丁晏、周寅(木斋)、何绍基(子贞)、郑孝胥、张謇(啬庵)、李瑞清(梅庵)、殷自芳；民国吴铁城、王柏龄、谈荔荪(丹崖)、陈调元、徐鼎康等人的墨迹及题词。

湖心寺还设有佛学院一所，名曰“苾蒭佛学院”，招收苏北一带各寺院中的和尚入学，学期三年，学习的内容是佛教经典、中文、数学、书画。由块然和尚讲佛经，楞定和尚教数学、书画，曼陀和尚讲中文。平常是学习与念经相结合。三年学成后。如果成绩优秀、道行高尚，其他寺院访出其人，就会被聘请去担任寺院中的知客、方丈等职。在佛学院学习的和尚一般是二三十人，最多时达到七八十人。

湖心寺的和尚也做过一些善事，寺院中设有施医室，替本寺的和尚和周围的群众施医看门诊，当时前来看病的人很多，遇有困难的群众就不收费用，有的还施舍药物。湖心寺每年于腊月初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兴办粥场，向附近的贫苦群众施粥一大勺。春天向周围的贫苦群众放粮，一般是一户一斗粮食，如果贫苦的人家办丧事，求助于寺里的当家和尚，寺院也会施舍棺木一口，以安葬死者。

(四)

湖心寺没有放过戒，也不替人家做佛事，寺院的收入来源全部依靠田租。湖心寺自唐末在管湖旧址上建寺后，至明万历年间，仅“有田二顷”(天启《淮安府志》)，清康熙年间敏灵和尚担任方丈时买了十余顷田，普乐和尚时又置田一顷六十亩，至楞定和尚时共有土地约七千余亩，分布在淮阴的古寨，清浦区的和尚圩、和尚庄(在现东风造纸厂东南)，黄码乡的高庄，淮安东南乡(建淮乡)的新庄、陈庄、李庄，东乡(季桥乡)的干沟李，寺周围的花园洼，这些土地绝大部分租给附近的农民租种，寺院还有一百余亩的自耕地和一些蔬菜地。

湖心寺的土地除少数是早期由士绅“捐助置租”(天启《淮安府志》)和“捐金置租”(《重建湖心亭碑记》)的一部分外，大部分土地是后来勾结官府土豪巧取豪夺而得。如在芃麻、仪莲二人主持寺院时，他们依靠封建势力，声称：官府委托寺院验契。强迫靠近寺院土地的贫苦农民，取田契给他们看，凡是“红契”(即官府已盖过官印的地契)才准许继续承业，如是“自契”(即官府未盖官印的地契)则认为是私相授受，即违犯国法，亦藐视佛家清规，将土地强行没收，归寺院产业。象这样因为白契被抢占去的民田，仅化雨洼子一个地方就有二顷多。农民如有田地靠近寺田，需要出卖，必须留出五尺牛车地给寺院，否则寺院是不答应的。

湖心寺的地租剥削之重也是少育的。民国初年，慧之和尚当家时，将以前一亩田缴制钱二千五百文(折银元一元二角伍分)的钱租，改为一亩田缴七斗五升的粮租。到了楞定、曼陀当方丈时，又将田租加大，一亩田租少则九斗二升，多则一石二斗(零头升是由庄头剥削去的，名之曰“小租”)。还要再加上庄头和寺内有关执事和尚的层层中饱。粮租还有“实亩”和“虚亩”之分，如包了湖心寺的十五亩地，却要按十八亩的虚数来缴租，这三亩虚数，事先即披中间人扣除了去，由于这一“陋规”已成定例，住持也就明知不问。无论水旱灾荒，农户都必须按期缴齐租子，若有拖延，在租粮上还得加上利息，如麦收时欠下了一石租粮，到秋收时还租。每一石租就要加五斗。有些佃户由于歉收，实在交不足租子，曼陀就强迫佃户用实物来抵押田租，价格随和尚定。华亭乡的佃户傅万云、李金顺都因只欠了寺里一石小麦，无法还清，就各将八九十斤重的一口猪送了去，抵还欠租一石小麦(按当时市价，这样的猪应抵算一石五斗小麦)，才算了结。

佃户租粮送到湖心寺时，必须要扬净、晒干，还要用寺院里的斗(比普通斗大一升)来过数，如差一升就要将口袋扣下来。一九三七年佃户刘德宽用大雨花麦子来交租，楞定看了认为麦子大而白，一定是浸过水的，由于挑剔时刘予以分辩，楞定恼羞成怒，就将刘毒打致死。事后，只施舍了几块钱，买了一副薄材，搪塞了事。

佃户租种湖心寺的田地，首先要缴五块半钱(银元)的押板(押金)，还要写包租契约(即承揽)。写契约时，还要付给楞定、曼陀两三斗粮食作为承揽费(即契约费)。如果佃户父亲死了，儿子继续租种寺田，或者改由别的佃户租种，必须重新换揽，这叫做“新旧出入”，这样又要缴二三斗粮食的承揽费。

楞定还勾结鬼子、伪军实行武装收租。三涵洞(当时曾是抗日民主政权的边区)一带的佃户，为反抗湖心寺沉重的地租剥削，于一九四一年前后，联合起来抗租，楞定即与淮安伪军头目严其光、高必发、罗通义等勾结，并请北川(日本特务，曰军驻淮司令部顾问)派了几十个鬼子助威，组成了一支六百余人的队伍前往三涵洞扫荡。曼陀等十几个和尚亦随同前往强行收租(一天共收租稻七百六十余斤)，三涵洞一带又遭受到一次浩劫。

湖心寺的一百余亩自种地，实际上也是完全由佃户无代价的替寺院耕种，这就叫做打“差工”。每年每个佃户都得替湖心寺白做五个工，如：收、种、耕地、积肥、推粪等，去迟了还要罚跪，罚买豆腐、香烛。如缺一工。则罚交一斗粮食。另外还要出义务工替寺院盖房子、筑圩堤、铺路、造花园等。佃户必须随叫随到，否则将被罚款、挨打、甚至摘掉租种的田地，佃户们怨声载道，恨之入骨，敢怒而不敢言。

湖心寺虽是佛教胜境，其中不乏德高望重、虔诚佛教的和尚，也有个别佛祖的不肖子孙。不能坚持戒行，六根不净，以致污秽了清净道场，成了佛门败类。

湖心寺后来由于敌、伪、顽的炮火洗劫，国民党反动派的“劫收”，到解放时，寺址已逐渐颓败。解放后，人民政府先在湖心寺的旧址兴办了“康复医院”，后又建立了“淮阴农业学校”，为淮阴地区培养各级农业技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