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佗论》是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创作的一篇散文。文章的开头先介绍了曹操杀华佗一事。华佗厌恶服侍权贵，为曹操所恼恨。尽管曹操的谋士为之讲情，但曹操终将华佗害死狱中。后来曹操的儿子病重将死，再也没有神医可以救活他的儿子了，曹操才发出“悔之之叹”。作者从哀痛“材能”的不可多得，死者难再复生的感情出发，对“执柄者”的妄杀无辜，谄媚取宠者的“助纣为虐”的行径，表示深恶痛绝。同时他列举了曹操残杀孔融，孙权流放虞翻，而孔融又以应泰山杀孝廉自譬，说明封建统治者肆意残杀“材能”之士，是举不胜举的。文章揭示了在封建社会里的黑暗统治之下一切志士仁人处境的艰难，斥责了统治者的凶残。文章借古讽今，笔锋森然，通篇悲愤。

华佗论1

史称华佗以恃能厌事2，为曹公所怒。荀文若请曰3：“佗术实工，人命系焉，宜议能以宥4。”曹公曰：“忧天下无此鼠辈邪5！” 遂考竟佗6。至仓舒病且死7，见医不能生，始有悔之之叹。嗟乎！以操之明略见几8，然犹轻杀材能如是9。文若之智力地望10，以的然之理攻之11，然犹不能返其恚12。执柄者之恚13，真可畏诸，亦可慎诸14。

原夫史氏之书于册也15，是使后之人宽能者之刑，纳贤者之谕16，而惩暴者之轻杀。故自恃能至有悔，悉书焉。后之惑者，复用是为口实17。悲哉！夫贤能不能无过18，苟置于理矣19，或必有宽之之请20。彼壬人皆曰21：“忧天下无材邪！”曾不知悔之日22，方痛材之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之叹。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将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谓大哀乎？

夫以佗之不宜杀，昭昭然不可言也23。独病夫史书之义24，是将推此而广耳25。吾观自曹魏以来，执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杀材能众矣26。又焉用书佗之事为27？呜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劝且惩也28。而暴者复借口以快意29。孙权则曰：“曹孟德杀孔文举矣30，孤于虞翻何如31？”而孔融亦以应泰山杀孝廉自譬32。仲谋近霸者33，文举有高名，犹以可惩为故事34，矧他人哉35？

史书上说华佗因自恃才能而厌恶服侍权贵，为曹操所恼恨。荀彧请求说：“华佗的医术确实高明，这关系到人命，应该考虑他医术高明而宽恕他。” 曹操说：“何必担忧天下没有这样的鼠辈呢！”最终因为拷打而使华佗死在狱中。直到他的爱子曹冲生病将死，他发现救治也挽救不了儿子性命的时候，才有后悔杀死华佗的叹息。唉，凭着曹操能够洞察事物细微变化的深明韬略，然而还是如此轻易地杀掉人材。荀彧有这样高的智谋、门第和名望，用十分明白的道理来责问他，然而还是不能使他的怒气平息。掌权者发怒，真害怕这样的事情啊，对这样的事情也是执柄者要谨慎的啊！

推究那些史学家在史册上记载这件事的原因，这是为了使后人放宽对有才能的人的刑罚，采纳贤德的人的劝告，而惩戒残暴者的轻率杀戮。因此从华佗恃能到曹操后悔，全都详细地记载在史书上了。后来的糊涂人，又用这作为轻易杀人的借口，真可悲啊！贤能的人不会没有过失，假如按法理处置，有的人一定会提出宽恕他的请求。这时候，那些奸佞小人都会说：“何必担忧天下没有人材呢！”竟不知道到了后悔之时，才会痛惜人材的不可多得。有人一定会发出惋惜人材的叹息。这时候，那些奸佞小人都会说：“譬如他死了，又会怎么样？”竟不知道到了后悔的时候，才会痛惜被处死的人才不能够重新获得生命。这能不说是极大的悲哀吗？

拿华佗不该杀来说，是十分明白而不用多说的。我只是担心那史书上的意义阐发不足，于是把这层意思推论而发挥罢了。我看自曹魏以来，那些掌握死生权柄的人，因一怒就杀掉人材的情况是很多的。我又何须写华佗的事呢？唉！不忘记以前的事情，是期望能收到劝善又惩恶的效果！但那些残暴者又拿这件事作借口来随心所欲地杀人。孙权就说过：“曹操杀死孔融了，我对于虞翻比他强多了，怎么能比呢？”而孔融也用应劭杀孝廉来与自己做比较。孙权是近于称霸的人物，孔融有高尚的美名，还都以应该惩杀为先例，更何况其他人呢？

此文写于“永贞革新”首领王叔文被赐死（806）之后。作者也参与了王叔文革新集团，积极倡导改革朝政弊端，然而革新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文章的末尾以“前事之不忘，期有劝且惩也”，明确表示写作此文的目的，是期待朝廷能够以古为镜，知所儆戒，不要重犯曹操的错误。

刘禹锡在《华佗论》一文中，借曹操残害华佗这一历史事件，强烈谴责曹操“轻杀材能”的残暴行为，表达他对华佗被残害致死的愤慨之情。

文章的开头先介绍了华佗一事。华佗不屈从于权贵，得罪了曹操。曹操的谋士荀文若为华佗讲情，称赞其高尚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请求曹操宽恕他，不要轻杀这样的“材能”。但曹操不纳忠谏的雅言，恃权专横，竟斥骂神医为“鼠辈”，不顾天下人的公正欤论，终将华佗害死于狱中。后来，曹操的儿子仓舒病重将死，再也没有神医可以救活他的儿子了，曹孟德才发出“悔之之叹”。但他并非因错杀“材能”而悔叹。刘禹锡不自禁地发出“以操之明略见几，然犹轻杀材能如是”，“执柄者之恚，真可畏诸，亦可慎之诸”的感叹。他呼吁撰史之人，把那些“恃权的暴君”轻杀“材能”的残暴行为载入史册，希望能够“使后之人宽能者之刑，纳贤者之谕，而惩暴者之轻杀”。

刘禹锡从哀痛“材能”的不可多得，死者难再复生的感情出发，对“执柄者”的妄杀无辜，谄媚取宠者的“助纣为虐”的行径，表示深恶痛绝。同时他列举了曹操残杀孔融，孙权流放虞翻，而孔融又以应泰山杀孝廉自譬，说明封建统治者肆意残杀“材能”之士，是举不胜举的。历史上的贤才志士，忠谏的能臣，因为国为民而冒犯了执柄者的威严，而招来杀身和灭族之祸者，更加不胜枚举了。文章揭示了在封建社会里的黑暗统治之下一切志士仁人处境的艰难，斥责统治者的凶残。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梅显懋：作者写此文，并非仅就事论事，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他指出，史书记载此事，本来是为了告诫后世强权者勿滥杀才士的，“前事之不忘，期有劝且惩也”，然而“自曹魏以来，执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杀材能众矣”。故作者选择这一典故，以告诫后人，是有典型意义的。华佗为罕见之名医，其术关乎人的生命，而曹操又是深明事理的人，却因一怒而轻易地杀害名医，他人又复何说！关于华佗与曹操的故事，多有传说，究竟孰是孰非，难以定论，但是此文给人的启示是：人才最为难得，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要有爱才惜才以及积极培养人才的意识。（《中国古代史论精华注评》）

刘禹锡（772～842），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自言系出中山（治今河北定县）。贞元间擢进士第，登博学宏辞科。授监察御史。曾参加王叔文集团，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被贬朗州司马，迁连州刺史。后以裴度力荐，任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世称刘宾客。和柳宗元交谊甚深，人称“刘柳”；又与白居易多所唱和，并称“刘白”。其诗通俗清新，善用比兴手法寄托政治内容。《竹枝词》《柳枝词》和《插田歌》等组诗，富有民歌特色，为唐诗中别开生面之作。有《刘梦得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