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7月开始，法国北部的索姆河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战役打响。英军把坦克第一次投入战场。

然而，无济于事，英法联军每月伤亡16万人，这意味着每天有5000人在泥泞的堑壕内外非死即伤。 8月中旬，曾经屡次拒绝中国武装参战的英国政府，一改傲慢态度，不再认为北洋政府“以工代兵”的计划纯属天方夜谭，紧急请求中国援助。

1917年2月24日，运载着非武装华工的法国“亚瑟”号邮轮，已经穿越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漂泊了一个多月的华工们，即将踏上陆地，摆脱头晕目眩、病痛缠身的海上生活。然而，厄运正在袭来。 23天前，德国宣布无限制潜艇战，德国潜艇不用浮出水面事先警告，就可以在任何海域、任意袭击一切协约国军用和民用船只。 24日，“亚瑟”号轮船被尾随其后的德国潜艇用鱼雷击中，船上的543名华工，无一生还，他们在沉没到海底之前甚至没有看到陆地，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批华工阵亡者。冬季暴风和7米以上的巨浪，海上本已险象环生；南中国海、印度洋和地中海上出没无常的德国潜艇和伪装巡洋舰，更是防不胜防；难以名状的恐惧，随时袭扰的疾病，充斥着漫漫征途。

原本静谧的法国北部小镇努瓦耶勒，因为战争充满了喧嚣。平地上搭建起许多帐篷，夹杂着一些长方形的小木屋。每二十到三十座帐篷编为一组，四周用铁丝网围着，士兵荷枪实弹地守卫。 这里既是英国远征军设在法国的一个军事基地，又是华工军团总部，主要负责英国战地华工的集结和派遣。 在这里，平生摸惯了农具、从未跨出国门的中国劳工，在往来穿梭的军人中，川流不息的车队、完全陌生的坦克炮群中，显得是那么格格不入。 当时的一位法国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描述道：“1916年12月，又一批中国劳工，从法国勒阿弗尔港下船后，被塞进了装货的闷罐车，运往努瓦耶勒华工总部。他们是英国较早招募的华工，到达法国时，并没有立即换上军需库统一配发的制服，依旧穿着蓝布短袄，灯笼裤，打着绑腿，头上顶着带皮耳遮的无檐圆帽。这些面黄肌瘦的黄种人肩扛扁担、背负箩筐，手推独轮车，走起路来迈着碎步，绝大多数生平没有见过飞机。可以想象，未来漫长的日子里，在炮火、地雷和轰炸机的环境中，他们内心将会充满的强烈好奇，以及难以名状的惊恐。”

1918年7月，中国青年蒋廷黻，在巴黎的基督教青年会华工服务中心担任干事。

一位年轻的法国姑娘，匆匆跑进华工服务中心，向他详细陈述了一个杨先生，在她眼里看来所具有的诸多优点，急切地恳求蒋廷黻按照中国习惯为她作媒——无论如何都要促成她与那位杨先生的婚姻。

耐人寻味的是，类似的浪漫故事，竟然不是个别现象。

已有的档案显示，一战期间，13到30岁的法国男性，每三个就有一个死于战火，15到49岁之间的法国男性死亡率达13.3%。

中国男子即使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也能够自立、勤俭，普遍具有照顾家庭的责任感。

大概有3000名法国女性，突破当时白种人不与有色人种通婚的劣习，与华工结婚，并使这些中国人得以合法定居。

世界大战的血肉钢铁中，在不经意间突上了一支东方西方的并蒂莲花。

从1916年5月开始，英法等国在中国招募了大约14万华工前往欧洲服役。

当时招募华工异常严格，华工体检合格正式定招后，便被要求订立合同，每人用中外文编定一个号码，用机器打印到铜片上，然后卷成一个镯子套在劳工的右手上，合同期满回国后，才用机器把铜镯卸开取下。华工工资分两地支付，一半在欧洲交付本人，另一半在国内按月交付家属。

战机将华工炸得血肉横飞

出发前，华工们与英法当局签的合同讲明不参与战斗，而事实上华工们所从事的工作则是战斗的最前线。据资料介绍，到达欧洲的14万多华工，9.6万人被分配给英军，3.7万人由法军支配，1万人被“借给”美国赴欧远征军。抵达欧洲后，华工们立即在前线或后方承担起挖掘战壕，装卸弹药，修筑铁路、公路、桥梁，制造枪弹，救护伤员，掩埋尸体甚至扫雷等最艰苦、最繁重的工作。

比利时伊珀尔地区，当时是欧战的主要战场之一。1917年11月15日，13名华工在一次德国对比利时的空袭中丧生。由于对现代战争一无所知，当德军飞机铺天盖地而来时，许多华工跑出战壕观看，结果敌机既投弹轰炸又俯冲扫射，致使许多华工当场被炸得血肉横飞。随即被其他同伴掩埋在布思本村附近。残酷的战争，使许多怀着出国挣钱发财梦的华工惨死在异国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