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雄，(1915年5月4日-2009年3月2日)，男，江西省泰和县人，祖籍兴国县高家溪村。原名卓才廉，曾用名张英。1915年5月4日生于泰和县老营盘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历任公安部局长、地质部副部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州军区副政委、民政部副部长。2009年3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卓雄，原名卓才廉，曾用名张英。1915年5月4日，出生在江西省泰和县老营盘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卓雄祖籍兴国县高家溪村，因该村缺乏水源，经常发生槭斗。祖父时，举家搬至泰和县老营盘村，以务农为生。父亲卓正华耕种几亩水田，经营一小片茶树山林，母亲卓钟氏勤俭持家，很得大家的尊重，家境倒也过得去。卓雄兄弟姐妹5人，卓雄为幺。望子成龙之心，使得卓雄兄弟相继得以读书。

1927年初，卓雄13岁的时候，学堂里来了一个化名为欧阳邦的年轻表叔。他一边在学堂里教书，一边举办夜校启发农民群众的革命思想。欧阳邦在教孩子们学文化的同时，也时常给学生们讲革命故事，很受孩子们的欢迎。卓椎对欧阳邦很为敬仰，不仅被故事里新鲜的情节所吸引，而且还围着问这问那。欧阳邦对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非常喜欢，两个人很快成为了好朋友。在耳濡目染中，卓雄还成为欧阳邦的小帮手，跑腿送信，传递革命信息，参加了革命工作。

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革命的大潮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欧阳邦就是这共产党人中的一员。他回到家乡，利用族兄钟贯亭的学堂，启发民众，秘密联络同志，组织农民协会，与封建势力分庭抗礼。正当革命烽火燃遍大江南北的时候。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大肆搜捕共产党人、进步人士，残杀革命群众，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一时甚嚣尘上。

欧阳邦也受到通缉和追捕，他在老营盘村呆不下去，只好离开。此时的卓雄已成为欧阳邦的革命小同志，两人互相掩护着通过敌人的哨卡,转移到我党赣西南特委掌握的革命武装第7、9纵队驻地。欧阳邦同志带领卓雄到达红军部队后，被留在九纵队政治部工作。卓雄在政治部宜传队当宜传员。不久，卓雄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8年9月，根据省委指示，在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刘士奇(李振邦)、鄢日新、李文林同志的主持下，红军7、9纵队合并，被改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2团。李文林(周郁文)任团长兼党代表，段起风任副团长，曾炳春任政治部主任，刘培民(黄志道)任参谋长。红2团成立后，赣西南特委依靠东固山革命根据地，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扩大红色区域，发展壮大武装力量。主力部队在扫除了周围大村镇的靖卫团后，西出吉安、吉水到赣江沿岸村镇;东经龙头到广昌及福建边缘:南下兴国、于都、宁都、石城;北上乐安、水丰。迅速巩固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方圆数百里的游击活动区。

1928年12月10日，红2团与红15纵队会合，利用内线里应外合，一举攻克兴国县城，消灭靖卫团，缴获长短枪百余支。1929年初，红2团与红15、16纵队在江西兴国莲塘会师，在赣西南特委主持下，红15、16纵队与红2团抽调的100多名干部战士被改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4团。全团400余人，300余支枪。段起凤任团长，金万邦任政治部主任，刘培民任参谋长。欧阳邦同志任第4团营党代表。卓雄也同时调到第4团政治部工作。

1929年2月17日，红4军由井冈山转战进入赣西南东固革命根据地，红2团团长李文林同志还专程由兴国的莲塘赶到边缘区的南龙，迎接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等同志。2月19日上午，红4军两个团约3000人，红2团1000余人，红4团800余人，在东固螺坛石的沙河坝上，举行了会师大会。东固会师，红4军以东固山革命根据地为依托，向南开辟了赣南新区，向东进军闽西，与郭滴人、张鼎承、邓子恢等同志会师，巩固和扩大了闽西革命苏区。并逐步以此为基础，发展创建了中央革命苏区根据地。不久，红2、4团奉命开往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丰等地活动，在宜黄的东陂开辟了东陂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就在红军开辟东陂根据地的转战途中，欧阳邦同志在吉安县陂头的战斗中英勇牺牲。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组织部长曾山等同志送别了战友的遗体后，就将卓雄调到特委机关任机要秘书，负责机要交通、联络工作。

1929年7月，在蔡升熙(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刘士奇和赵醒吾同志的主持下，国民党吉安八市联防县靖卫大队大队长罗炳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积极控制武装，酝酿起义。在此期间，卓雄曾数次潜入吉安城，或只身或陪同刘士奇与罗炳辉同志联络，保证了起义的成功。其间，卓雄还将贺怡同志由吉安接到东固革命根据地。

是时，红军根据形势需要，以各教导队为基础，组建了“工农红军学校”。毛泽东同志亲任校长，陈东日同志负责日常事务，陈奇涵同志任教务长。卓雄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被选调进学校学习，成为红军学校的第一批学员。

1930年春，彭德怀同志领导的红5军进军赣西南，在遂川与赣西南、湘赣边特委召开了联席会议，按照中央的精神，将江西红2、3、4.5团及一些地方部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黄公略(原红5军副军长)任军长，刘士奇任政委兼军委书记(后为陈毅)，毛泽覃任政治部主任(未到职)。红2、3团改编为1纵队，纵队长柯武东，政委李韶九，红4、5团改编为2纵队，纵队长罗炳辉，政委曾炳春；永新、莲花、宁岗等县赤卫队改编成3纵队，纵队长徐彦刚，政委刘作述.每个纵队下辖3个支队。卓雄学习毕业被任命为3纵队9支队支队长。

30年6月，根据中央的指示，红6军被改编为红3军,并与红4军、红12军合编为红一军团。黄公略任红3军军长，刘士奇任政委兼军委主席(后陈毅、蔡会文继任),毛泽覃为政治部主任。1纵队改为第7师，2纵队改为第8师，3纵队改为第9师。卓雄任红3军9师9团团长。

此时，“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做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命令红军向中心城市进攻。8月，红一军团进军长沙，在湖南浏阳县的文家市，遭到敌何健部戴斗垣旅的拦截，红军当即对敌发起攻击。红三军奉命攻打棺材岭。文家市的棺材岭是敌人的主阵地，山头上筑有坚固的碉堡，是我军全歼敌人的最大障碍。

战斗于下午时分打响，7师担任主攻，9师作预备队。战至午夜，战事毫无进展，7师师长柯武东同志却牺牲了。当时卓雄正在前沿观察地形，看到此种情况，悲愤异常，当即向黄公略同志请战，并得到允许。

卓雄知道此战意义重大，如拖到天亮，不但会贻误战机，还会给部队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遂对进攻做了周密的部署。组织敢死队，携带短枪手榴弹，大部队后面跟进。卓雄带领由干部组成的敢死队，充分利用夜色和地形地物的掩护，跳跃式地隐蔽向敌进攻,最后将手榴弹塞进了敌人碉堡的枪眼,占领了敌棺材岭阵地，保证了军团主力对敌戴旅5个团的全歼。此战，卓雄也成了红3军赫赫有名的人物。

在后来吉安召开的战役总结干部会上，黄公略特意把卓雄叫到跟前，向同志们介绍：这就是我们的小将!小将!我们的好小将!红军攻打长沙失利，转进途中，相继进行了醴陵、吉安战役。在指挥攻打袁州团集的战斗中，卓雄负伤，子弹贯通大腿根部，从惘部穿出，使他住进了医院。在医务人员精心的护理下，伤口很快愈合。出院返回前线前，他到军委后方办事处所在地青堂，看望毛泽覃(毛曾任过赣西南特委军事部长，很喜欢卓雄)和贺怡同志。毛泽覃对卓雄的来到非常高兴，立刻将卓雄留了下来，任命他为后方办事处特务大队大队长，并写信给黄公略同志。黄公略对卓雄的感情深厚，反而叫卓雄立刻归队，表示另有重用。

就在毛、黄两人对卓雄的任用争执不下的时候，左倾路线开始在红军中进行“肃反”。卓雄被送到“肃反”总部，帮助做一些杂务，接受审查。

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对我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因战事需要，卓雄等同志被送到中央保卫局，受到了关押和捆绑。红军第二次反“围剿”，仅半个多月，就横扫700余里，五战五胜，歼敌3万多人，取得了战役的胜利。随着反“围则”的胜利，卓雄也结束了“铁窗生活”，但还留在保卫局，帮助干一些喂马、看管犯人和搬扛东西等杂务工作。

1934年10月中旬，以一方面军组成的中央红军告别了红都瑞金，踏上了艰苦的长征之路。

从瑞金出发时，中央及军委各部被编成两个纵队，即红星和红章纵队。卓雄归属红章纵队，除执行原有的警卫等任务外，还担负了中央纵队的收容工作。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是在国家保卫局驻地的一所教堂里召开的，在会议召开的两天两夜里，卓雄始终坚持在会场，负责会场内的保卫，有力地保证了会议顺利的召开。

4月下旬，红军利用国民党吴奇伟、贵州王家烈军队被我军打得晕头转向的时机进入云南，在贵州盘县与云南的交界地区，中央纵队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轮番轰炸，就在贺子珍同志负伤的第二天，卓雄也在敌机轰炸中，头部负了重伤，为了不影响部队的情绪，他只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出现在行军的队伍中。

红军强渡大渡河后，敌重兵已逐渐围拢过来，截断了红军的一切通道，翻越常年积雪的夹金山口是唯一的路线。据当地人讲，夹金山终年积雪，气候瞬息万变，飞鸟也难通过，人从未行走过。红军指战员们大多是南方人，谁也没有爬雪山的经验，而且身上还穿着单薄的衣服。为了克服一切预想的困难，他们集思广益，多预备了草鞋，搜罗了辣椒，找到了尽可能多的棉絮、羊毛，夹在自己的单衣内，做一应的准备工作。

夹金山是一座怒吼的大雪山，在山巅的几公里内，狂凤呼啸，雪粉飞扬，寒风刺骨，举步为艰。卓雄用手拉着马尾，双手轮流插人档内取暖，指挥部队行进。他亲眼看到有些同志坐下就没有再站立起来.也亲眼见到有的同志滑下深涧.那时的他已经没有了眼泪，想到的只是掌握好部队，坚持到底就是完成任务。下午时分，他们走过了最艰险的历程，终于开始下山，进入川西北高原。

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川西北高原的达维、懋功(小金)地区，遇见了前来迎接的四方面军李先念同志。6月26日，中央根据具体形势，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提出北上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8月下旬，红军左、右路军分别穿越草地到达阿坝、班佑地区。

此时，卓雄带领特务大队也已抵达黑水芦花川口的马河坝，待命时见到了刘伯承同志，被告知等一等后面罗炳辉同志的9军团和董振堂同志的5军团。卓雄与之取得联系后,即经过住在黑水芦花的中央警卫团，前往毛尔盖向刘伯承同志汇报。卓雄到了毛尔盖，方知发生变故。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决议，擅自命令左路军调头南下，并协迫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及一方面军的5、9军团随同行动。南下途中，卓雄所在部队，被编入9军团(此时红9军团被改为红32军)，改编成1个师。杨梅生同志任师长，赖毅同志任师政委。执行科和特务大队编成1个团，卓雄任团长兼政委。

在11月下旬攻克荥经的战斗中，卓雄再次负伤，大腿外侧被敌人的子弹贯穿，幸好没有伤到骨头，只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在担架上躺了几天，便又骑马指挥战斗了。

部队驻扎在荥经的时候,卓雄被选调进红军大学学习，随后被分配到四方面军国家保卫局任执行科长兼管特务连。从特务连连长胥光义同志(建国后，曾任总后勤部副部长)，随特务连行动的罗世文、廖承志、徐以新、朱光等同志处，卓雄得知了老首长刘士奇同志(1930年调红四方而军工作)在肃反中被害的消息。

1936年6月，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率领的红2、6军团，突破敌人的圈追堵截,抵达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同时中央命令，红2、6军团和红32军組成红二方面军。卓雄奉命调任红32军保卫局长。7月7日、根据中央指示，红二、四方面军开始北上。8月份，红32军三过草地，作为方面军后卫进入甘肃南部，经腊子口、哈达铺、礼县，克成县，打徽县，复经两当、风县、天水，10月20日，在会宁城北将台堡，与中央红军会师，顺利地结束了伟大的长征。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卓雄又奉调刘伯承任师长的教导师担任特派员(即保卫局长)。不久，李富春同志又调他到党中央所在地保安，到社会部中央保卫局工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大举进攻中国。中央根据形势的需要，撤销组建湘赣支队的命令，卓雄奉命到八路军120师任锄奸委员会副主任兼锄奸部长。卓雄随第一批部队进人晋西北，鉴于形势的儒要，首先以地区战委会主任的身份开展了工作。

在工作中，他充分利用合法身份，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有力地促进了普西北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同时，他还配合战委会程子华等同志，组织了1万余人的4个抗日游击纵队(后编为山西新军暂编第一师，续范亭任师长。晋西事变后，进入八路军序列)。

忻口保卫战中，卓雄配合程子华同志，带领战委会游击纵队，积极配合正面战场袭击敌人的交通线，迟滞敌人的行动，直至11月8日太原撤退。在南撒的过程中，阎锡山乘机将他的一个军官团并入工卫旅，企图借此夺取部队的领导权.程子华感到事情重大,遂将情况报告晋绥分局，根据贺、关首长命令，卓雄秘密到工卫旅工作。归他掌握的部队还有战委会的游击纵队和决死4纵队。

12月中旬，卓雄化名张英，携带一部电台，秘密来到汾阳县王家池工卫旅第一大队驻地，随即开展了工作。“工卫旅”是“七·七”事变后，我党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太原和同蒲路工人为主体成立的工人武装。旅长兼政委是阎锡山派来的郸挺一。从1938年初到1939年前半年，工卫旅在太原以南敌后战斗约30多次。兵力已从1个团发展到3个团，成长为一支战斗力相当强的战斗旅。工卫旅的健康成长，主要得益于卓雄的工作方法。他不仅注意对我们干部的培养，也十分注意统一战线的工作方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1939年夏，山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被阎锡山撤销，根据中央指示，南汉辰同志带领部分干部到达延安，卓雄则带领下余名干部组成的工作团前往晋察冀分局，接受新的战斗任务。8月，卓雄带领干部工作团跃过同蒲路，到达晋察冀分局，随即被任命为冀中军区锄奸部长。是年冬，孙志远同志赴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届代表大会，卓雄被任命为冀中军区政治部主任。

冀中军区政治部是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战斗集体。卓雄就任政治部主任后，他就根据这一特点，积极发挥其知识分子的特长，开展多方面的工作。同时，他也发现这些同志个人工作能力很强，但领导能力不足，特别是战场应变能力更为缺乏.于是他就有意识地对政治部的干部进行这方面的锻炼。

1942年5月，敌集中5万余日军的兵力，开始对我冀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反“扫荡”中，我冀中绝大多数部队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以劣势的兵力和落后的武器装备，重创了具有优势兵力和现代化装备的凶残的法西斯武装，使敌人的“扫荡”付出前所未有的沉痛代价。

1944年春，卓雄以七大代表的身份，奉命回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届代表大会。当部队行至同蒲路西，到达晋绥分局所在地兴县的时候，他接到被任命为冀中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命令，由于战时的特殊情况，他没有到职，而是马不停蹄地赶往延安了。

卓雄到达延安后，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在延安党校，他学习了毛主席主持选编的《六大以前》、《六大以后》和《两条路线》等文件，还学习了《共产党宜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等文章，提高了自已的理论水平，也更深切地理解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45年8月15日，经过我抗日军民14年的浴血奋战，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中旬，根据中央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指示。延安组成干部团随10万部队同时进入东北。延安干部团由中央党校、驻绥德的延安抗大干部大队和晋绥军区的千余干部组成，卓雄被任命为干部团政治部主任。

1946年4月，国民党军队蜂拥而至，为保存革命力量，南满除留部分主力坚持斗争外，机关与部分主力部队相继转移到北满。卓雄也奉命北上到东北局报到，于6月上旬经安东(现丹东)、通化、吉林到达长春，又奉命到哈尔滨陈云同志处，被张闻天同志要到合江省，任军区政治部主任。

6月中旬，卓雄到合江军区任职，围绕剿匪、建政这一中心任务，着重抓了部队的思想建设。通过开展整训，进行诉苦教育，启发和提高指战员的阶级觉悟，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增强部队的战斗力。为配合工作，军区政治部还创办了《部队生活报》，军分区办了油印小报。至12月底，肃清了合江境内的全部土匪武装。

1947年初，卓雄调任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三师政委，在随后进行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中，独三师配合兄弟部队，三次渡过松花江，对敌进行牵制策应作战，歼灭敌人大批有生力量。开原战后，卓雄被任命为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政治部主任。

1948年8月，中央根据东北形势发展，命令东野主力南下北宁线，截国民党军队撒往关内的通道，造成“关门打狗”之势，发动辽沈战役。9月下旬,东野主力长途奔袭，3纵首取辽西走廊的义县，而后进锦州。10月上旬，3纵利用地道作战，拨除敌号称“第二凡尔登”的配水池堡垒，并占领敌亮马山据点，与兄弟部队一起攻克锦州，歼敌9万余人。

1949年1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东野改称第四野战军。第3纵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卓雄任政治委员。

1950年初，卓雄抵达北京，随即被任命为公安部第三局即治安行政局局长，并兼管边防保卫局的工作。

1955年7月，卓雄调任地质部副部长，负责分管地质部的机关党委、政治部、勘探局、人事局及专家处等工作。

1978年5月，卓雄结束了一年多的党校学习，调民政部任副部长、部党组成员，分管优抚和军队离退休、退伍军人安置工作。

1983年2月，卓雄到广东省，对惠阳、佛山、梅县、汕头、湛江、深圳和肇庆等21个地市进行了考察，走访了一些基层干部、农村的社员和渔民。他即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群众生活得到普遍提高和民政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同时也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