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于1958年1月11日至22日在广西南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中央部委、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通称南宁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讨论和研究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国家预算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及长远规划的有关问题，进一步掀起生产建设“大跃进”的高潮。15日，会议听取了薄一波所作的《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汇报提要（草案）》的发言。会议还听取了李先念关于1958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和王鹤寿关于钢铁生产的指标问题报告。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和插话中，比杭州会议更为严厉地批评了“反冒进”。他说，1955年12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毛泽东的严厉批评，造成会议气氛异常紧张，使反过冒进的领导人感到坐卧不安。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不断打破旧的平衡，组织新的平衡的“积极平衡论”观点提出的中央和地方都搞两本账的工作方法，提出中央和地方都要有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不公布。这种方法其结果是造成主观主义的高指标，生产计划层层加码，并且指标随意提高，这是与客观经济规律相违背的。由于这次会议更加严厉地大批“反冒进”，结果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南宁会议以后的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在批判“反冒进”的气氛下，在党内还提出了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赶上英国的口号，以及苦战三年，使部分地区面貌基本改观等急于求成的、不切实际的号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