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行营建于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年），原为依东湖而建的江西省立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落成两个月之后，同年11月，蒋介石将政治、军事中心设于此处，在随后的五年，南昌成为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中心。1935年2月，蒋介石行营迁往武汉。

南昌行营建于江西省南昌市内东湖的百花洲上。二楼西面为蒋之办公室，而前楼地面二层下为地下室。地下室设有水牢。南昌行营与省图书馆的发展历史终身捆绑着。省图书馆特藏部主任何振作称，说南昌行营，不能不说省图书馆。

1922年，省公立图书馆经过两年筹备，租赁三道桥谌家巷天主教堂为馆舍。1928年10月，几经风雨的省立图书馆依东湖修建馆舍，历时两年，于1930年8月正式开馆。当时，新建的省公立图书馆占地3300平方米，整个建筑气势宏伟，当时便与江西大旅社、民德路邮局齐名，被称为南昌三大建筑之一。南昌百花洲的真实地址就在省公立图书馆。曾立于此的“百花洲”石碑仍旧藏在这楼里，八一公园的那块只是复制品。

南昌行营其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1930年2月成立，1935年2月撤销。蒋介石在国内设立行营、行辕，前后共12次，只有南昌行营自始至终是由蒋介石本人亲自坐镇，可见其地位之重要。

在南昌行营主楼的西面，有一棵在局促空间里成长了150年的广玉兰树,这棵10多米高的树是一棵宝树。何振作称，主楼的左边还有一棵柏树，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亲手栽种。

南昌市民俗博物馆馆长梅联华称，省公立图书馆落成仅两个月，蒋介石刚刚结束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军阀的中原大战，便亲临南昌策划指挥“围剿”工农红军活动。因此，省公立图书馆成了“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三年后，蒋介石在楼顶架设省内第一座广播电台———南昌行营广播电台。

为了将百花洲建成蒋介石的“行宫”，省长鲁涤平还将省内第一家电影院———乐群电影院（今百花洲电影院）改为南昌行营礼堂。

蒋介石为何看中省公立图书馆，并将其作为大本营？何振作主任解释说，当时的百花洲四面环水，要进入百花洲，只有通过与中山路相接的两座桥。如果封锁桥面，百花洲就是一个小岛，因此极有安全性。另外，百花洲四面临水，树木林立，无论白天黑夜都静谧无比。加上百花洲地势较高，通过高楼还可观察四周环境。诸多原因使省公立图书馆的馆员们不得不将馆内所有藏书运往环湖路南34号和29号，腾出洋楼给蒋介石。

红军长征以后，1935年初，南昌行营被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撤销。同年，省立图书馆迁回百花洲，这幢洋楼恢复了其真实身份。

在南昌行营旧址的南楼墙面，“文革”时的标语仍旧依稀可见。推门进了南楼，两厢是对称式的布局。左手边的房内留着扶手和部分新铺的木质地板。喻师傅说，这间近百平方米的房间在几年前曾经是国标舞训练班。

梅联华称，抗日战争时期，南楼被日军的飞机炸毁，南楼是抗战胜利后重新修建的。根据他提供的图片资料，如今南楼的外貌与原先相比，已有所改变。

“新生活运动”在此发起

烈日下，记者看到，南昌行营西面的一幢楼的一楼外墙上还挂着一台空调机。喻师傅说，这也是民国建筑，只不过已归市少年宫使用。在上世纪90年代初，南昌行营还是省图书馆的书库。据梅联华称，南昌行营二楼东边，有一间是蒋介石的住房，五楼老书库也有他住过的房子。而少年宫则是原来的宪兵团。

在中国历史上，1934年3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与南昌行营打了一个难解的结。至今，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在南昌行营发起的这次运动，因为说法不一，仍旧是当今专家学者蹙眉的课题。有些人认为是蒋介石为贯彻“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理念；有的说蒋氏夫妇决心铲除贪污、受贿、不卫生和不礼貌。而“新生活运动”的口号实际上是把儒教的价值标准合为一体：礼义廉耻———被译成英语就是“礼貌、公正、诚实和自尊感”。

梅联华说，有学者认为“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偶然受触动而成。福建战役期间，蒋介石在把司令部迁到南昌时，看到一个不到10岁的男孩正在街上抽烟，蒋介石震惊之余，批评男孩的父母放纵自己的孩子。他认为，这种有害身心的习惯使中国人不断落后，中国社会需要一种讲究“礼义廉耻”的行为规范。因此，“吸烟的男孩”成了照亮运动的火炬。

另一说则是1933年盛夏，美国传教士在庐山牯岭对宋美龄说，在中国实施社会福利计划，可以使蒋介石获得外国政府的支持和贷款。因此，便有了“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10万人的扩大总理纪念周上，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蒋介石自任新生活促进会会长。那天，蒋介石站在台上正要讲话时，看到一个不修边幅的年轻人在以不同的角度拍照，蒋介石便用手指着这个摄影师说：“看那个人！他就是典型。对这种人来说，运动的格言———秩序、整洁等等都是毫无意义的。”

同时，宋美龄自任妇女新生活促进会会长，推行“新生活运动”。这个运动历时3年多便宣告结束。

南昌行营至今身份不明，打开南楼东面阴暗的地下室，喻师傅说，这里已经被省图书馆隔成了7间10平方米不到的单间，用作职工宿舍，其中一间就是何振作的“窝”。借着打火机的光线，记者看到了地上一块断裂的，刻着“百花洲”三个大字的大石碑。这就是何振作寻找百花洲真实原址的证据。

“现在的院子已经开辟为停车场。”站在院内的喻师傅说。与停放着烤漆讲究的豪华车相比，这幢曾是南昌行营或者省图书馆的洋楼，在败落中依旧张扬着当初宏伟气派的个性。提到洋楼将何去何从时，喻师傅称，他不好回答。

1995年，省图书馆新馆在洪都大道旁正式开放，省图书馆老馆的各个门挂上了铁锁。省图书馆的过去就像“百花洲”的断碑一样被尘封起来，甚至等待岁月将建筑本身毁灭，以至于要让今后的历史学家再次轻轻叩开这扇历史之门。

“每年，这里都有从台湾来的人到此一睹。”何振作说。由于洋楼承载着特殊的历史，至今，这幢拥有省图书馆旧馆、南昌行营旧址双重身份的洋楼，却因不是国家级或者省级，甚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又身份不明，成为欲舍不舍、欲留不留，被城市抛弃的一座建筑。是南昌将发展的眼光放在了基础设施上，尚未进一步关注到文化层面上。

中山路作为一繁华街区，深含商业性，有关部门没有从文化角度和挖掘历史资源角度去考虑恢复南昌行营旧址。当然，也不排除某些官方的顾虑，南昌行营毕竟是蒋介石“剿共”的产物。但如果站在和平的高度审视这些，我们会发现，南昌行营旧址若能恢复，不但是还历史的纯粹，也将教育下一代人了解共产党人顽强不息、敢闯新路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