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词叙录》是明代
徐渭撰古代中国戏曲理论专著，成书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作为论述
南戏的专著，又是宋元明清四代，唯一的一部研究南戏的专著，其在中国戏曲理论批评史上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南戏为当时文人所歧视，但在民间又相当活跃，富于生机。徐渭撰述此书，一方面是为其争名，同时也是填补学界空白。著者自谓：“北杂剧有《
录鬼簿》，院本有《
乐府杂录》，曲选有《
太平乐府》，记载详矣，唯南戏无人选集，亦无表其名目者，予尝
惜之。客闽多病，咄咄无可与语，遂录诸戏文名，附以
鄙见。”
关于南戏的源流，《南词叙录》认为：“南戏始于
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
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接着著者又引用了另一则见解：“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嗽’。”此二说对南戏的源流阐述已颇为清晰。关于南戏的发展，则谓：“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十大夫罕有留意者。元初，北方杂剧流入南徼，一时
靡然向风，宋词遂绝，而南戏亦衰。顺帝时，忽又亲南而疏北，作者
猬兴，语多鄙下，不若北之有名人题咏也。永嘉高经历明……乃作《
琵琶记》雪之，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这一段表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认为南戏乃“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既肯定了曲与
词的关系，同时又肯定了“里巷歌谣”在南戏形成中的地位，这颇为符合南戏形成的实际情况；二是比较概括而准确地缕述了南戏从宋代到明初的演化迹象。
在《南词叙录》中，作者还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南戏的特色。在
徐渭看来，早期南戏在
音律上“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肯定南戏在初创时期音律上的灵活状况。同时，早期南戏“语多
鄙下”，至
高则诚“以清丽之辞，一洗作者之陋”。但
南戏发展到明初，以《香囊记》为始，“以
时文为南曲”，“南戏之厄，莫甚干今”，于此肯定了南戏在初创时期的艺术面貌。
关于
南北曲的异同，《南词叙录》中有一则著名的论述：“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
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南戏则纤徐绵渺，流丽婉转。”
徐渭高度评价南戏，与其对于“本色”的弘扬密切相关。他认为南戏“有一高处：句句是
本色语，无今人时
文气”，这是徐渭戏曲主张的核心。
王骥德曾言：“先生好谈词曲，每右本色。”（《
曲律》）所谓“本色”，就是要通俗自然，以家常语入曲，而反对以“秀才家文字语及引传中语”（《昆仑奴题词》）写曲，要求在创作中做到“俗”与“真”的统一，这是徐渭“本色”论的主要内涵。徐渭对当时尚处于民间状态的南曲
四大声腔，作了较早的考察和评价，特别对昆山腔，给以有力的辩护，将其与隋唐之雅乐相提并论，旨在提高昆山腔的身份。另外，《南词叙录》在
南戏的宫调
音律问题上的沦述，以及对南戏作品的评价也都
颇有价值。
徐渭的戏曲创作和理论研究，促进了明后期戏曲创作和理论上的繁荣。他的勇于创新的精神，对
汤显祖影响尤大。“
越中”曲论家
王骥德、
吕天成、
孟称舜等，更直接受到其创作和理论思想的影响。《南词叙录》全面地论述了南戏这一艺术门类，在宋元明清四代，是唯一的一部研究南戏的专著，其在中国戏曲理论批评史上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南词叙录》的“录”主要是著录宋元及明初的
南戏剧目。这些剧目可分为三类情况：一是剧本今存；二是剧本已佚但有散出佚曲存世；三是剧本全佚亦无散出佚曲留存。收录了
何焯的全部眉批以及
傅惜华、
杜颖陶二位先生的大多数的
校勘记。
徐渭（1521－1593年），初字文清，后改文长，号天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田水月，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代文学家、书画家。
徐渭少年即有文名，但屡应乡试不举。他早年被总督
胡宗宪聘为幕府书记，协助参与平倭事宜，屡出奇谋。宗宪被杀，因惧祸佯狂而去。后因误杀继室，下狱论死，得好友力救获释。他晚年靠卖书画为生，以狂放不得志终其一生。徐渭在诗文、书画、戏曲和理论批评方面，均有很高成就，自谓：“吾书第一，诗次之，文又次，画又次之。”一生著述宏富，有《
徐文长集》三十卷，《逸稿》二十四卷，杂剧《
四声猿》、《
歌代啸》，戏曲论著《南词叙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