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公兵法》全称为《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又名《卫公兵法》，是唐代的军事著作。由著名军事家李靖所撰。它原来是单独流传的，但在北宋中期以前就散佚了。宋神宗在熙宁年间曾诏令枢密院：“唐《李靖兵法》，世无书，杂见《通典》，离析讹舛，又官号名物与今称谓不同，武人将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枢密院检详官与王震、曾攸、王白、郭逢原等校正，分类解释，令之可行。”可惜的是，终宋之世，《李卫公兵法》并未辑成。到了清代，汪宗沂根据杜佑《通典》、杜牧《孙子注》及《太平御览》、《武经总要》等书所引《李卫公兵法》逸文，辑成《李卫公兵法辑本》共三卷，即上卷《将务兵谋》、中卷《部伍营阵》、下卷《攻守战具》。

李靖，生于公元571年，死于公元649年，字药师，唐京兆三原（今属陕西）人。他曾任隋朝下级官吏，后随唐高祖、唐太宗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唐太宗时，以功官至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公元629年，东突厥叛乱，李靖以兵部尚书为定襄道行军总管，率领三千精兵，全歼东突厥，擒获其首领颉利可汗。此后不久，吐谷浑侵扰边境，李靖任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帅兵反击吐谷浑，全部征服了吐谷浑。李靖因功晋封为卫国公，世称李卫公。后病逝于家中，年七十九。册赠司徒、并州都督，陪葬昭陵。李靖精通兵法，善于用兵。年轻时，其舅隋朝名将韩擒虎就感叹说：“可与语孙、吴者，非斯人尚谁哉！”唐高祖李渊曾赞道：“李靖是萧铣、辅公祏膏肓，古之名将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岂能及也。”李靖戎马一生，著有《李卫公望江南》、《六军镜》、《玉帐经》、《兵家心书》、《兵铃新书》、《李卫公问对》、《卫公兵法》。现今，仅存《李卫公问对》及《卫公兵法》。

这部辑本《李卫公兵法》虽残缺不全，但可以看出李靖大致的军事思想及原本《李卫公兵法》的概貌。辑本《李卫公兵法》上卷《将务兵谋》主要记述将略、治军、决胜的策略；中卷《部伍营阵》主要论述教练、束伍、布阵的方法；下卷《攻守战具》主要论述武器、装备、工事的制造与使用。从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李靖既精通谋略，又是一位武器专家。他由于对孙吴兵法有深刻的认识和指挥大军作战的丰富经验，在继承前代兵家的优秀遗产的同时，结合其时代特点，在战略战术上有其创新与发展。

在《李卫公兵法》中，我们可以看出李靖的以下思想：一、重视将领的才能、素质、作用。《将务兵谋》一开篇就说：“夫将之上务，在于明察而众和，谋深而虑远，审于天时，稽乎人理。若不料其能，不达权变，及临机赴敌，方始趑趄，左顾右盼，计无所出，信任过说，一彼一此，进退狐疑，部伍狼藉，何异趣苍生而赴汤火，驱牛羊而啖狼虎者乎？”在这段话里，李靖对将领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作为将领，他认为，不仅应具有深谋远虑，明察情况的才识，还应有团结士众的组织能力和果断的性格，否则，带兵打仗，就等于驱赶人们去赴汤蹈火，驱赶牛羊去喂虎狼。所以，“勇而轻死，贪而好利，仁而不忍，知而心怯，信而喜信人，廉洁而爱人，慢而心缓，刚而自用，懦志多疑，急而心速的将帅是不能委以重任的。在李靖看来，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将领是十分重要的，必胜之道的第一点就是“察将之材能”，没有对将领的深刻了解，轻率地委以重任，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二、强调在对敌情充分了解后，采取不同的策略。李靖在谈到必胜之道的几个方面中，“审敌之强弱”位居第二，可见李靖对了解敌情的重视。李靖说：“若上骄下怨，可离而间；营久卒疲，可掩而袭；昧迷去就，士众猜嫌，可振而走；重进轻退，遇逢险阻，可邀而取。若敌人旌旗屡动，士马屡顾，其卒或纵或横，其吏或行或止，追北恐不利，见利恐不获；涉长途而未息，入险地而不疑，劲风剧寒，剖冰济水，烈景炎热，倍道兼行，阵而未定，合而未毕，若此之势，乘而击之，此为天赞我也，岂有不胜哉。”这就是说，在充分了解敌情的基础上，采用不同的对策，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否则，“不知而击者败”。为什么要了解敌情呢？

李靖认为：“料敌者，料其彼我之形，定乎得失之计，始可兵出而决于胜负矣。当料彼将吏孰与己和，主客孰与已逸，排甲孰与已坚，器械孰与己利，教练孰与已明，地形孰与己险，城池孰与己固，骑畜孰与己多，粮储孰与己广，功巧孰与己能，秣孰与己丰，资货孰与己富。以此揣而料之，焉有不保其胜哉！”这里强调的是“知己知彼”，知己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知彼。以上的诸多对比，说明的就是不能轻举妄动，必须要充分了解敌我的情况，尤其是敌人的情况。怎样才能了解敌情？李靖举了大量的实例来说明这一问题。他说：“揣敌之术易知矣，若辞怒而不战者，待其援也；杖而立，汲而先饮者，倍程逼速，饥渴之兼也……若遇小寇而不可击者，为其将智而谋深，士勇而军整，锋甲尖锐而地险，骑畜肥逸而令行，如此，则士蓄必死之心，将怀擒敌之计。此当固而待之，未得轻而犯也。如逢大敌而必斗也者，彼将愚昧而政令不行，士马虽多而众心不一，锋甲虽广而众力不坚，居地无固而粮运不继。卒无攻战之志，旁无车马之援，此可袭而取之。抑又闻之，统戎行师，攻城野战，当须料敌，然后纵兵。夫为将，能识此之机变，知彼之物情，亦何虑功不逮，斗不胜哉！”什么样的敌人能打，什么样的敌人不能打，用什么样的方式与策略，这都要看不同的情况。所以，了解敌情是决策的基础。“当须料敌，然后纵兵”。不这样，其结果可想而知。因此，作为将领，其基本的能力是“能识此之机变，知彼之物情”。有了这样的能力，取胜自在情理之中。

三、重视地形、天气等客观因素对战争的影响。在李靖的思想中，地形与天气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在他所认为的必胜之道中，就有“断地之形势，观时之宜利”。他认为“兵有三势，一曰气势，二曰地势，三曰因势”。三势之中，地势占其一。什么是地势呢？“若关山狭路，大阜深涧，龙蛇盘阴，羊肠狗门，一夫守险，千人不过，此所谓地势也。”地理不能不考虑，地势更不能失。为什么？因为“失地之利，士卒遗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失去了地利，军队就陷入了迷乱疑惑，打败仗就不足为奇了。军队的饿饱劳逸与地利这一因素比起来都是次要的，地利才是真正的宝贝。既然地理是如此重要，就要利用不同的地形来设计破敌：“被此俱利之地，则让而设伏，趋其所爱，而傍袭之；彼此不利之地，则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击之；平易之所，则率骑而与阵；险隘之处，则励步以及徒。”总而言之，“凡战之道，以地形为主，虚实为佐，变化为辅……不明地利，其败不旋踵矣”。李靖在这里把地形放在第一位，虚实、变化居其次。这样重视地形，这样以地形为主来考虑战略战术的设计，这在以前的兵书中是从未曾有过的。这应该说是李靖的一大创新。

四、强调赏罚并重的治军方法。李靖认为：“用兵上神，战贵其速。简练士卒，申明号令，晓其目以麾帜，习其耳以鼓金，严赏罚以戒之，重刍豢以养之”。这就是说，要用赏罚这两种手段来约束激励部队，让士兵既感到罚的威严，又看到赏的希望。赏罚不当必定造成怨声四起，这往往是失败的原因。怎么才能做到赏罚适当呢？就是“尽忠、益时、轻生、重节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惰、败事、贪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质直敦素者，虽重必舍；游辞巧说，虚伪狡诈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赞，恶无纤而不贬，斯乃励众劝功之要术……刑赏不在重，在必行；不在数，在必当……故须劝之以重赏，威之以严刑，随时而与之移，因机而与之化，可谓不滥矣。”赏罚不仅要实行，而且还要运用得当，遵循一定的原则。如果赏罚这两种手段运用得好，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如能赏罚不欺，明于察听，则千里之外，隐微之事，莫不阴变而为忠信。若赏罚直于耳目之前，其不闻见者，谁肯用命哉？故上无疑令，则下不二听；动无疑事，则众不二志。由是言之，则持军之急务，莫大于赏罚矣。”赏罚并重历来是中国古代兵家强调的治军方法，但把它看作是“持军之急务”，也就是治理军队最紧要的事情的，李靖是第一人。

五、强调军队的管理、纪律、人员及武器的配置等。《李卫公兵法》的卷中、卷下主要谈的就是这些问题。例如，他强调“诸每营病儿，各定一官人，令检校煮羹粥养饲，及领将行”。“诸军内不得扇动军士，恐吓队伍，谬作是非，败损营垒”。“诸有人拾得阑物，隐不送虞侯，旁人能纠告者，赏物二十段。知而不纠告者，杖六十，其隐物人斩。”他还创造了各种阵法战术，如七军六花阵、楔形队形、纵队战术、逐次抵抗战术等。这些阵法、战术在中国军事史上往往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卫公兵法》不仅保存了李靖的部分军事思想，也保存了许多唐代军事资料，自古以来素为兵家重视。今天仍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