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恒传》是唐代房玄龄主编的一篇传记。

卫恒传

恒字巨山，少辟司空齐王府，转太子舍人、尚书郎、秘书丞、太子庶子、黄门郎。

恒善草隶书，为《四体书势》曰：

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因而遂滋，则谓之字，有六义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声，江、河是也。四曰会意，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长是也。夫指事者，在上为上，在下为下。象形者，日满月亏，效其形也。形声者，以类为形，配以声也。会意者，止戈为武，人言为信也。转注者，以老寿考也。假借者，数言同字，其声虽异，文意一也。自黄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以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馀万言。案敬侯所书，犹有仿佛。古书亦有数种，其一卷论楚事者最为工妙。恒窃悦之，故竭愚思，以赞其美，愧不足厕前贤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无别名，谓之字势云。

“黄帝之史，沮诵、仓颉，眺彼鸟迹，始作书契。纪纲万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质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灭。魏文好古，世传丘坟，历代莫发，真伪靡分。大晋开元，弘道敷训，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声会意，类物有方：日处君而盈其度，月执臣而亏其旁，云委蛇而上布，星离离以舒光；禾卉苯䔿以垂颖，山岳峨嵯而连冈；虫跂跂其若动，鸟似飞而未扬。观其错笔缀墨，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间。或守正循检，矩折规旋。或方员靡则，因事制权。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矫然特出，若龙腾于川。森尔下颓，若雨坠于天。或引笔奋力，若鸿雁高飞，邈邈翩翩。或纵肆阿那，若流苏悬羽，靡靡绵绵。是故远而望之，若翔风厉水，清波漪涟。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黄唐之遗迹，为六艺之范先。籀篆盖其子孙，隶草乃其曾玄。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可宣。”

昔周宣王时，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与古同，或与古异，世谓之籀书者也。及平王东迁，诸侯力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罢不合秦文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为衙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员，员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所定乃隶字也。自秦坏古文，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王莽时，使司空甄丰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复有六书。一曰古文，孔氏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秦篆书也。四曰佐书，即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书，所以书幡信也。及许慎撰《说文》，用篆书为正，以为体例，最可得而论也。秦时李斯号为二篆，诸山及铜人铭皆斯书也。汉建初中，扶风曹喜少异于斯，而亦称善。邯郸淳师焉，略究其妙，韦诞师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诞为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侍中，魏氏宝器铭题皆诞书也。汉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闲理不如淳也。

邕作《篆势》曰：“鸟遗迹，皇颉循。圣作则，制斯文。体有六，篆为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龟文针列，栉比龙鳞；纾体放尾，长短复身；颓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蛇之焚缊；扬波振撆，鹰歭鸟震；延颈胁翼，势似陵云。或轻笔内投，微本浓末，若绝若连；似水露绿丝，凝垂下端；从者如悬，衡者如编；杳杪邪趣，不方不员；若行若飞，跂歉胗胗。远而望之，象鸿鹄群游，骆驿迁延；迫而视之，端际不可得见。指捴不可胜原。研桑不能数其诘屈，离娄不能睹其郤间，般倕揖让而辞巧，籀诵拱手而韬翰。处篇籍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观。摛华艳于纨素，为学艺之范先。喜文德之弘懿，愠作者之莫刊。思字体之俯仰，举大略而论旃。”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行之，独符、印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讨钱足而灭之。每书辄削而焚其柎。梁鹄乃益为版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柎。鹄卒以书至选部尚书。宜官后为袁术将，今钜鹿宋子有《耿球碑》，是术所立，其书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鹄奔刘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鹄。鹄之为选部也，魏武欲为洛阳令，而以为北部尉，故惧而自缚诣门，署军假司马；在秘书以勤书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鹄手迹。魏武帝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以为胜宜官。今宫殿题署多是鹄篆。鹄宜为大字，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淳得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法也。汉末有左子邑，小与淳鹄不同，然亦有名。

魏初有锺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锺氏小异，然亦各有巧，今大行于世云。作《隶势》曰：“鸟迹之变，乃惟佐隶。蠲彼繁文，崇此简易。厥用既弘，体象有度。焕若星陈，郁若云布。其大径寻，细不容发。随事从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栉比针列，或砥平绳直，或蜿蜒胶戾，或长邪角趣，或规旋矩折。修短相副，异体同势。奋笔轻举，离而不绝。纤波浓点，错落其间，若锺虡设张，庭燎尽烟，崭岩𡽱嵯，高下属连。似崇台重宇，增云冠山。远而望之，若飞龙在天；近而察之，心乱目眩。奇姿谲诡，不可胜原。研桑所不能计，宰赐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岂体大之难睹，将秘奥之不传？聊俯仰而详观，举大较而论旃。”

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善作篇。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下笔必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尤宝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及韦仲将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罗叔景、赵元嗣者，与伯英并时，见称于西州，而矜巧自与，众颇惑之。故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馀。”河间张超亦有名，然虽与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

崔瑗作《草书势》曰：“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彼鸟迹，以定文章，爰暨末叶，典籍弥繁。时之多僻，政之多权。官事荒芜，剿其墨翰。惟作佐隶，旧字是删。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员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崎。竦企鸟歭，志大飞移。狡兽暴骇，将奔未驰。或黰𪐴点黕，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畜怒怫郁，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栗，若据槁临危；旁点邪附，似蜩螗挶枝。绝笔收势，馀于纠结，若杜伯揵毒缘巇，螣蛇赴穴，头没尾垂。是故远而望之，漼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机微要妙，临时从宜。略举大较，仿佛若斯。”

及瓘为楚王玮所构，恒闻变，以何劭，嫂之父也，从墙孔中诣之，以问消息。劭知而不告。恒还经厨下，收人正食，因而遇害。后赠长水校尉，谥兰陵贞世子。二子：璪、玠。

房玄龄，名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唐代初年名相。他年轻时博览经史，18岁时中进士，官拜羽骑尉。李渊起兵反隋后，他投奔了李世民，协助李世民经营四方，削平群雄，并参与策划了玄武门之变，为贞观之治的到来立下了功勋，李世民称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李世民即位后，房玄龄被任命为中书令，总领百司，掌管政务达20年，主持制定了唐初的律令、格敕和各种典章制度，并调整政府机构，精简中央官员，为政府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他任职期间善于用人，恪守职责，不自居功，后世把他和杜如晦作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杜”。唐太宗征高旬丽时，他留守京师，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