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礼贤原名为理查德·威廉，来中国后取名卫希圣，字礼贤，亦作尉礼贤。晚清、民国时期教育家，景星学社社员。

1873年05月10日，他出生于斯图加特——当时符腾堡王国的首府。卫礼贤翻译出版了《老子》《庄子》和《列子》等道家著作，还著有《实用中国常识》《老子与道教》《中国的精神》《中国文化史》《东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变迁》《中国哲学》等等。他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学西播”的一位功臣，也是民国教育家厉麟似的挚友。

1879年秋季，他进入小学学习，三年后转入一所实科中学，这是因为他以后要接管父亲的作坊。但是，1882年其父的过早去世改变了一切，他的家庭陷入困境。母亲决定让他日后从事新教的牧师职业，这要求他转入人文中学学习，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虽然当时神学校的学费和普通大学一样昂贵，但由于它是由教会基金会资助的，因此是贫穷的青年们接受大学教育的惟一途径。

1891年8月，卫礼贤通过了“图宾根新教神学校的入学补考”，这个考试相当于高级中学毕业考试。同年11月，他在那里注册入学。1895年8月，卫礼贤结束了首次神学职业资格考试，并于11月份被授予斯图加特修道院所属教堂(主教堂)的牧师职位。接着，他去乡村教区承担了两个代理牧师的工作。1896年初，他在符腾堡战时后备军中做了短暂的替代性服役，另外还担任了代理牧师的职位。

1897年德占胶澳后来华传教。1899年，卫礼贤来到刚刚成为德国租借地的青岛，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同任何虔诚的传教士一样，他当时来中国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向广大的中国人传播上帝的福音，但卫礼贤并不属于那种宗教狂热分子，他是一个对文学与艺术有着较高天赋和良好修养的人，所以从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对于了解中华民族及其思想与文化的兴趣就远远超出了宗教事务本身。

兴办学校、医院及其他各种慈善事业，通常是欧美新教会在“异教地区”开展工作的重点，这既是传教士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其实现自己传教使命的一般手段。卫礼贤从一开始就对为中国孩子办学表现出特殊的兴趣。1900年5月，也就是在来中国刚刚一年后，他就与新婚妻子在一所租来的房子里为中国男孩开办了“德华神学校”(Deutsch—chinesische Seminar)，规模不大，只有几名学生。

后来，办学计划得到同善会的支持和资助，于1901年春天建立起独立的校舍，定名为“礼贤书院”(Richard—Wilhelm—Schule)，并聘请了一些中国旧文人和新式知识分子担任教员，有学生20余人。1903年，学校迁入新址，规模进一步扩大。由于该校办学成绩优异，1906年清政府赏给卫礼贤四品顶戴，他成了青岛赫赫有名的“卫大人”。

在卫礼贤聘请的中国教员中，有不少是熟读儒家经籍的旧文人，他们几乎都是科举出身的举人或贡生，其中不乏饱学之士。例如平度籍举人邢克昌，就是卫礼贤最早的经学老师，卫礼贤对《论语》《大学》《诗经》等儒家经籍的学习、理解及早期翻译，多得益于他的帮助。正是在办学和同这些旧文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卫礼贤对中国古典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他的汉学家生涯，也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

辛亥革命后与康有为在青岛组织尊孔文社。将《论语》《道德经》《列子》《庄子》《孟子》《易经》《吕氏春秋》《礼记》等译成德文，迄今仍在西方再版发行。1920年离鲁。

早期阶段：1902—1910年

（1）编写教材。其中主要有：《德汉语言练习册》(青岛，1902)、《德汉语言教科书——汉语课文》(青岛，1903)、《德汉语言教科书——词汇、语法和汉语课文改写》 (青岛，1904)、《德汉语言教程——P·克兰茨教程》(青岛，1904)、《按笔画排列并加注音和翻译的最常用汉字》(青岛，1909)等。这些教材是卫礼贤为青岛“德华神学校”的中国孩子们学习德语而编写的。

（2）尝试向德语读者译介一些中国的古典作品，其中以儒家典籍为主，也包括其他文学作品。除了《三字经》以外，卫礼贤还先后在同善会的《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上海《东亚劳埃德报》等德文报刊上发表了他节译的《诗经》(1904)、《大学》和《论语》(1905)、《三国演义》(1906)、《聊斋》和《吕氏春秋》(1910)等。1910年，他翻译的《论语》全文由迪德里希斯(Diederichs)出版社出了第一版，代表着他在这一时期学术翻译的最高成就。

（3）向西方尤其是德国读者介绍中国的风土与人情、历史与文化、现状与人物等。如《中国的乞丐》和《山东省的教育》(1903)、《关于中国的形势》(1904)、《中国的天文学——据中国文献资料编写》和《中国的社交礼仪》(1906)、《山东的丧葬风俗》(1907)、《历史上中国与外国的联系》《中国女孩出生的风俗》《德国在中国的文化使命》、《中国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和《中国的海军》(1909)，《西藏问题》《中国的青铜器收藏》《所谓秦始皇焚书事件》《中国的文化斗争》《国民党的影响》《袁世凯》和《西方科学与中国科学的区别》(1910)等。这些介绍虽然大多带有猎奇的性质，而且缺乏深入的背景分析，但也明显表现出卫礼贤对广义上的中国文化的关注。

（4）与孔子乃至整个儒家学说结下不解之缘，这影响了他一生的活动特别是汉学活动。包括他为自己取的汉文名字，他的字(希圣)，以及他自命为儒家弟子，都体现了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早在1903年，卫礼贤就在青岛做过一个学术报告，题目是《孔子在人类代表人物中的地位》，对孔子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后来，该报告还出版了单行本(青岛1913)，在德语读者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外，他还于1909年在《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杂志上发表过《孔子的意义》一文。

作为卫礼贤汉学生涯的起步阶段，他在这一时期的汉学活动自然表现出某些不成熟的特征。比如，除了对于孔子和儒家典籍的研究和译介之外，其他活动很难说具有多少学术性。即使对于孔子和儒家典籍，他也主要处于学习了解阶段，对它们的认识理解尚显肤浅。

中期阶段：1911—1921年

1911年是卫礼贤汉学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时期，卫礼贤的活动除继续坚持办学外，更多地转向了学术研究领域，尤其是学术翻译工作。

（1）翻译出版了《论语》修订版和《老子》(耶纳，1911)、《列子》和《庄子》(耶纳1912)、《孟子》(耶纳，1914)、《大学》(青岛，1920)，以及《中国的民间童话》(耶纳，1914)等。这些作品，使卫礼贤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欧洲都赢得了声誉。虽然它们大多并不是第一次被翻译成欧洲语言，但人们却公认卫礼贤翻译的是最好的，这奠定了卫礼贤作为翻译家和汉学家的地位。

（2）随着对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思想文化的进一步了解，卫礼贤开始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研究中国，而不再仅限于做一般性的介绍。其中，《中国——民族与特性》(青岛，1911)和《辜鸿铭：中国对欧洲思想的抵抗(批判文集)》(耶纳，1911)是这一时期两部较重要的作品。此外，他还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研究介绍中国问题的文章，如《老子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古代中国人关于世界没落的观点——摘自中国哲人列子的著作》和《中国动乱的原因》(1911)、《中国的儒教》《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心理学——P·罗尔巴赫博士作导论》(1912)、《宗教在新中国的地位》和《关于中国道教的史料》(1914)等。

（3）发起建立“尊孔文社”，以此为依托开展一系列学术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许多满洲王公和前清大臣都在青岛找到了避难所，卫礼贤见其中有许多是出身翰苑的饱学之士，就在礼贤书院内建了一所“尊孔文社”。尊孔文社不仅是研究儒学的一个机构，还是卫礼贤联系前清遗老的一个组织，在这里人们不仅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也经常进行中西学术交流，既安排中国学者讲授中国文化，也安排德国学者讲授西方文化。

后期阶段：1922—1930年

这一时期，卫礼贤彻底放弃了传教工作，他的活动几乎仅限于学术研究和交流，后来受聘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创办了“东方学社”，之后在中国只呆了大约两年半的时间就回国了。作为法兰克福大学的著名汉学家，卫礼贤进入其汉学生涯的黄金时期。

（1）陆续完成和出版了一系列对中国古典作品的翻译，包括与迪德里希斯达成的出版计划中的后几部，其中最重要的学术活动之一，就是在他的中国师长劳乃宣的指导下完成了对《易经》（耶纳，1924）的翻译工作。《易经》的德文译本是在劳乃宣向卫礼贤进行详细而深入的文本解释和介绍的基础上产生的，为使德文译本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原有思想，他又把德文译本返译回中文。卫礼贤认为，只有在体现原作精神前提下，方可被视为真正的外文译本。这是卫礼贤耗费心血最多的一部作品，从开始着手学习、研究和翻译它，到最后出版，花了十多年的时间。

除翻译《易经》外，还有《中德的四季与晨昏》(耶纳，1922)、《黄河精灵——中国的民间童话》(法兰克福，1926)、《吕氏春秋》(耶纳，1928)、《太乙金华宗旨》(慕尼黑，1929)、《礼记》(耶纳，1930)等。此外，他还在各种报刊上译介了其他一些中国古典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如《今古奇观》节译(1925)、《蝴蝶梦》(1926)、《聊斋志异》选译(1927)、《韩非子》(1929)和《中庸》(1930)等。

（2）1925年11月4日在法兰克福建立了德国第一个“中国学社” (也称“中国研究所”)，学社的主要日常工作是编杂志，创办了数种汉学研究的报刊，如《中国科学与艺术学报》(达姆施塔特，1925年创办)、《中德年鉴》(法兰克福，1926年创办)、《中国》(法兰克福，1927年创办)和《东亚评论》(汉堡，1929年创办)等。学社还主办各种中国文化报告会和展览会，其报告及展览涉及文学、艺术、绘画、建筑、工艺等领域。从欧洲文化角度看，中国学社致力于帮助西方人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意义，有助于西方人吸取其精华。除此之外，中国学社也是中国留德学生的活动中心。卫礼贤创建中国学社缘起于一位中国人。他说：“厉麟似先生所创办的景星学社为那些对东方文化怀有兴趣的西方学者们开启了一扇窗，使我们受益匪浅。我创建中国学社的想法就是源于厉麟似先生和他所创办的景星学社。”

（3）卫礼贤在这个时期最主要的学术成就，就是他陆续完成出版了一系列汉学研究的著名作品，如《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达姆施塔特，1922)、《孔子——生平与事业》(斯图加特，1925)、《老子与道教》(斯图加特，1925)、《中国的精神》(柏林，1926)、《中国文学》(维尔德帕克—波茨坦，1926)、《孔子与儒教》(柏林和莱比锡，1928)、《东亚——中国文化圈的形成与变迁》(波茨坦和苏黎世，1928)、《中国文化史》(慕尼黑，1928)、《中国哲学》(布雷斯劳，1929)、《中国人的经济心理学》(莱比锡，1930)等。

卫礼贤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研究中国问题的作品多达上百篇，包括《无政府的中国》(1923)、《中国的科学生活》《现代中国的精神生活》和《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运动》(1924)、《中国争取自由的斗争》《东方与西方》和《中国的思想流派》(1925)、《歌德与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命定论》《老子、孔子和墨翟——中国哲学的奠基人》和《中国人的国家思想》(1926)、《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的政治发展》和《中国文化的基础》(1927)、《歌德与老子》和《中国文化的危机》(1928)、《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中国的人口问题——评尤里乌斯·沃尔夫的〈新性别伦理和当前的生育问题〉》和《中国的宗教与世界观》(1929)等等。

此外，他还在德国和欧洲各地举行了数不清的演讲和学术报告，筹备了多次关于中国音乐、戏剧、绘画、书籍等方面的演出或展览，为促进中德之间的学术与文化交流也做了不少工作。

这一阶段是卫礼贤汉学生涯的成熟阶段和黄金时期，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创造了令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从而成为世界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如果说此前卫礼贤的汉学成就还主要体现在向西方翻译和介绍中国的思想文化方面的话，那么在这个阶段他的成就则更主要地体现在学术性研究方面。特别是他写作的《中国的精神》一书，早在1928年就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在整个欧洲大陆和北美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纵观卫礼贤的整个汉学生涯，他从一个新教传教士成为一个儒家信徒，从一个翻译家成为一个著述家，从一个神学家成为一个汉学家，从一个德国人成为一个“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和“两个世界的使者”，最终完成了他人生的转变，跻身于世界著名学者和汉学家之林。

卫礼贤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传教士，他一开始便是以一个正直的办学者和一个友善的求学者姿态出现的，而对于本职传教事宜却十分淡漠，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作为传教士他没有给任何一个中国人行过洗礼，自己反倒变成了踏实的孔教徒，这是他本人和教会始料未及的。中国著名的新儒家张君劢(1887—1968)在其《世界公民卫礼贤》一文中说：“卫礼贤来到中国时，是一名神学家和传教士，他离开中国时却成为孔子的信徒” ，并写到：“他曾对我说：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作为一介传教士，在中国我没有发展一个教徒”。

在卫礼贤所作的贡献中，最主要的是儒家经典的译解，尤其是他在德国出版的德文版《易经》翻译使他享有盛誉。他深入地掌握了《易经》所具有的中国文化源渊、背景，使译本拥有广泛读者，已再版20多次，相继被转译成英、法、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多种文字，传遍整个西方世界。

从这部《易经》诞生那天起，它就对西方文化发挥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曾在《易经》德译本英译本前言中高度称赞卫礼贤的德文译本《易经》说：“在西方，它是无与伦比的版本”。还说：“他为理解《易经》原文的象征意义尽力开辟道路。他之所以做到这点，因为他从德高望重的劳乃宣那里学习《易经》的哲学和方法，并在许多年间一直实践这个问卜的独特方法。他掌握《易经》原文的灵活思想，这就使他的《易经》版本在看法上具有一种深度，那是仅凭对中国哲学的学术知识不可企及的”。

受到这部《易经》的启发，荣格提出了他的重要创见“共时性原则”(synchronicity)，并将这种“共时性原则”作为其分析心理学发展的基石，因为建立在共时性原则基础上的思维方式，在《易经》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对卫礼贤翻译的包括《易经》在内的中国传统经典倾注了极大的热情。1929年他在给卫礼贤的一封信中曾“表示由衷的感激”。黑塞从一个基督教徒转向佛教，又从佛教转向中国的道家、儒家，卫礼贤翻译的《易经》等中国经典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荣格还为卫礼贤另一部有关养生学的译著《太乙金华宗旨》的英译本写了序言，再次盛赞卫礼贤的功绩。

当代德国汉学家福赫伯（Herbert Franke）在其1968年所著《德国大学的汉学》一书中提出：“儒家和道家经典著作所反映的中国思想世界一般说没有受到德国哲学界的重视，只有极少数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里或课堂上多少提及一点中国哲学，有一阵子读书人对中国思想的浓厚兴趣变得浓厚起来，这首先要归功于卫礼贤。他在世纪之交作为新教传教士去中国，返回德国后越发感到传教士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他那数不清的著作已经或多或少地把中国的形象印刻在德国读者的心中。卫礼贤的翻译作品从整个成就来看不会很快被超过，至今几乎还没有更新的中国古典哲学著作的德文本问世”。

在新中国成立前，卫礼贤对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就为学术界所肯定，为了纪念他，波恩还成立了卫礼贤翻译研究中心。不过，卫礼贤在对待中国文化方面从一开始就具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对中国古典文化尤其是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唯美主义和理想主义倾向。卫礼贤对孔子由肯定到狂热赞扬，最后甚至发展到几乎是顶礼膜拜。

1．《孔子在人类代表人物中的地位》，青岛1903，13页。

2．《论语》(德文译注)，耶纳：迪德里希斯出版社1910，引言32页，正文255页。

3．《中国——国家与自然景观》，青岛1911，124页。

4．《老子的道德经》(德文译注)，耶纳：迪德里希斯出版社1911，引言32页，正文118页。

5．《辜鸿铭：中国对欧洲思想的抵抗(批判文集)》(附阿尔方斯·帕克维特前言)，耶纳：迪德里希斯出版社1911，引言14页，正文148页。

6．《列子的太虚真经》(德文译注)，耶纳：迪德里希斯出版社1912，引言39页，正文175页。

7．《庄子的南华真经》(德文译注)，耶纳：迪德里希斯出版社1912，引言24页，正文268页。

8．《崂山》(附H·维尔茨教授论文一篇)，青岛1913，45页。

9．《中国的民间童话——世界文学中的童话第2编：东方童话》，耶纳：迪德里希斯出版社1914，410页。

10．《孟子》(德文译注)，耶纳：迪德里希斯出版社1914，引言19页，正文207页。

11．《1914年世界大战中在青岛的艰难岁月——青岛被围期间的日记》(奥古斯特·肯特博士和名誉神学博士作序)，柏林：胡滕出版社，93页。

12．《大学》(德文译本)，青岛1920，23页，私人刊印。

13．《中国的神仙书》(英译本附乔治·W·胡德彩色插图6幅)，弗里德里克·H·马汀斯译，纽约：F．A．施托克斯出版社1921，329页。

14．《中德的四季与晨昏》(附中国木刻插图16幅)，耶纳：迪德里希斯出版社1922，131页。

15．《耶稣生平点滴》，达姆施塔特：黑森书友社1922，233页。

16．《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达姆施塔特：莱希尔出版社1922，107页。

17．《易经》(德文译注)，两卷本，耶纳：迪德里希斯出版社1924，引言13页，正文553页。

18．《孔子——生平与事业》(附孔子画像)，载弗洛曼《哲学经典作家》第25卷，斯图加特：弗洛曼出版社1925，210页。

19．《老子与道教》(附老子画像)，载弗洛曼《哲学经典作家》第26卷，斯图加特：弗洛曼出版社1925，172页。

20．《中国的精神》(附插图36幅)，柏林：霍宾出版社1926，356页。

21．《中国文学》，收于O·瓦尔采尔博士主编的《文学手册》，维尔德帕克一波茨坦：学术出版社阿滕奈翁出版公司1926，200页。

22．《黄河精灵——中国的民间童话》，收于《克兰茨文库》第66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迪斯特维克出版社1926，28页。

23．《吕氏春秋》(德文译注)，耶纳：迪德里希斯出版社1928，引言13页，正文542页。

24．《孔子与儒教》，收于《格律什丛书》，柏林和莱比锡：德·格鲁伊特出版公司1928，104页。

25．《东亚——中国文化圈的形成与变迁》，收于汉斯·普林茨霍恩主编的《对世界的认识——活知识丛书》文库第5卷，波茨坦：米勒和基朋霍伊尔出版社、苏黎世：奥莱尔·菲斯利出版社1928，220页。

26．《中国文化史》(附一幅彩色和33幅黑白插图)，慕尼黑：布鲁克曼出版社1928，300页。

27．《中国的精神》(英译本)，正文由霍尔洛伊德·瑞斯译，诗由亚瑟·韦利译，纽约：哈考特出版社1928，第382页。

28．《中国哲学》(附15幅临摹画和1幅插图)，布雷斯劳：希尔特出版社1929，128页。

29．《中国文化简史》(英译本)，琼·约书亚译，莱昂内尔·翟尔斯作导论，伦敦：海洛普出版社1929，284页。

30．《太乙金华宗旨》(德文译注，附C．G．荣格整理的欧洲评述)，慕尼黑：道尔恩出版社1929，161页。

31．《中国人的经济心理学》，莱比锡：德国科学书店1930。

32．《礼记——大戴和小戴的礼仪书》(德文译注)，耶纳：迪德里希斯出版社1930。

33．《太乙金华宗旨》的各种英译本。

34．《易经》的各种英译本。

1．《为我们在华工作的朋友们而作的通报》，青岛1908—1914(油印本)。

2．《北京之晚》，北京1922—1924年(油印本)。

3．《中国的科学和艺术报》，达姆施塔特：莱希尔出版社1925—1927。

4．《中德年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中国学社1926年创办。

5．《中国音乐》(《中国》第2卷第6—7期)，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27，64页。

6．《中国》，中国学社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27年创办。

7．《中国的书与关于中国的书——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学社主办的书展》，中国学社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28。

8．《东亚瞭望》，汉堡经济服务局1929年创办。

1．《德汉语言练习册》第1册，青岛1902年第1版。

2．《德汉语言教科书——汉语课文》，青岛1903年第2版。

3．《德汉语言教科书——词汇、语法和汉语课文改写》，全一册，青岛德汉语言出版印刷所1904年第2版，145页。(该书是《德汉语言练习册》的第2版)

4．《德汉语言教程——P·克兰茨教程》增订第5版，青岛1904，69页；第7版，青岛1913年，76页。

5．《按笔画排列并加注音和翻译的最常用汉字》，青岛1909，68页。

6．《德英汉专业词典》，青岛：德中高等学校出版社1911，576页。

7．《动物学概论》(第1册《哺乳动物》，76页；第2册《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鱼类》，63页；第3册《脊椎动物》，50页)，青岛1913年私人刊印。

8．《关于清朝官话汉字统一的建议》(与费尔迪南特·莱辛合著)，无出版地和出版年。

9．《对J．W．歌德〈浮士德〉的解说》，北京1923，89页。

1．《1899年7月1日至11月1日的报告》，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15卷，海德堡：福音教会出版社，1900年第1期，第29—31页。

2．《在青岛福音教小礼拜堂落成典礼上的讲话》，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15卷，1900年第3期，第92—94页。

3．《1899年11月至1900年1月的报告》，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15卷，1900年第6期，第188—190页。

4．《1900年2月1日至3月31日的报告》，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15卷，1900年第9期，第283—285页。

5．《关于高密的形势》，载《德意志胶州地区公报》，青岛，1900年11月24日。

6．《1900年10月17日的报告》，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16卷，1901年第1期，第31—32页。

7．《摘自1900年11月26日的信》，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16卷，1901年第2期，第59—61页。

8．《1900年9月1日至12月31日的报告》，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16卷，1901年第3期，第90—92页。

9．《关于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16卷，1901年第4期，第114—116页。

10．《4月16日的报告》，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16卷，1901年第6期，第190页。

11．《1901年1月1日至4月30日的报告》，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16卷，1901年第7期，第223页。

12．《关于大鲍岛华人全日制学校开学的报告》，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16卷，1901年第9期，第279—80页。

13．《1901年5月1日至10月31日的报告》，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17卷，1902年第2期，第60—61页。

14．《摘自1902年1月26日的信》，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17卷，1902年第4期，第112页。

15．《1901年11月1日至1902年3月31日的报告》，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17卷，1902年第6期，第184—185页。

16．《三字经》，载《远东》第1卷，上海，1902年第2期，第169—175页。

17．《中国的乞丐》，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18卷，1903年第4期，第103—105页。

18．《山东省的教育》，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18卷，1903年第8期，第234—236页。

19．《康熙皇帝的圣谕》，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19卷，1904年第1期，第1—14页；第2期，第34—50页；第3期，第65—75页。

20．《关于中国的形势》，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19卷，1904年第8期，第230—236页。

21．《被抛弃者——（诗经）节译》，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19卷，1904年第8期，第237—238页。

22．《中国的经典著作》，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20卷，1905年第2期，第34—52页(《大学》)；第3期第73—81页、第4期第104—111页、第5期第129—139页、第6期第161—177页(《论语》)。

23．《中国的天文学——据中国文献资料编写》，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21卷，1906年第2期，第42—50页。

24．《在山东传教的基本情况》，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21卷，1906年第2期，第59—61页。

25．《差礼会》，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21卷，1906年第7期，第216—218页。

26．《〈三国演义〉。三国故事选译》，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21卷，1906年第6期，第173—184页；第7期，第218—222页；第8期，第239—248页；第9期，第273—281页。

27．《中国新法典》，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21卷，1906年第10期，第316—317页。

28．《中国动物学片断》，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21卷，1906年第11期，第328—339页。

29．《中国的社交礼仪》，载《远东》第3卷，1906年，第161—175页。

30．《山东的丧葬风俗》，载《德意志东亚自然与种族学协会通讯》第11卷，东京1907。

31．《上海传教会议》，载《基督教世界》第21卷，1907年第38期。

32．《关于中国的基本局势》，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22卷，1907年第5期，第146—149页。

33．《论局势》，载《同善会年度报告》，1907年，第31页。

34．《山东的丧葬风俗》，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23卷，1908年第3期，第78—88页。

35．《关于中国的基本局势》，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23卷，1908年第8期，第250—251页。

36．《北京之旅》，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23卷，1908年第11期，第339—352页；第12期，第373—375页。

37．《孔子的意义》，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24卷，1909年第2期，第35—44页；第3期，第66—72页。

38．《关于中国的基本局势》，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24卷，1909年第4期，第113—123页。

39．《中国与基督教》，载《基督教世界》第23卷，1909年第4、第6期。

40．《来自中国的报告和我们在那里的工作》，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24卷，1909年第8期，第225—240页。

41．《历史上中国与外国的联系》，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24卷，1909年第10期，第295—303页。

42．《来自中国的传教报告》，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24卷，1909年第12期，第353—365页。

43．《基本情况》，载《同善会第25期年度报告》，1909年，第37—48页。

44．《中国女孩出生的风俗》，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3卷，上海，1909年第45期，第935—936页。

45．《德国在中国的文化使命》，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3卷，1909年第30期，第172—174页。

46．《中国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3卷，1909年第36期，第379—381页。

47．《中国的招魂术与扶乩》，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3卷，1909年第39期，第631—632页。

48．《中国的海军》，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3卷，1909年第52期，第1269—1270页。

49．《为一位中国教师的自传而做的序》，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25卷，1910年第3期，第75—76页。

50．《关于中国的基本局势》，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25卷，1910年第7期，第205—208页。

51．《中国居民对教育的追求》，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4卷，1910年第1期，第11—12页。

52．《西藏问题》，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4卷，1910年第2期，第33—34页。

53．《关于汉语学习》，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4卷，1910年第2期，第37—39页。

54．《自下而上的中央集权努力》，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4卷，1910年第4期，第83—85页。

55．《青凤——中国小说集〈聊斋〉选译》，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4卷，1910年第5期，第124—131页。

56．《汉语的统一问题》，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4卷，1910年第7期，第165—166页。

57．《中国的自愿纳税和内债》，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4卷，1910年第8期，第191—192页。

58．《中国的青铜器收藏》，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4卷，1910年第9期，第237—238页。

59．《走出愚昧时代。根据前军机大臣李鸿章的记述》，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4卷，1910年第10期，第256—260页。

60．《山东的气氛》，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4卷，1910年第10期，第261页。

61．《所谓秦始皇焚书事件》，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4卷，1910年第12期，第317—318页。

62．《中国的文化斗争》，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4卷，1910年第14期，第351—352页。

63．《张天师》，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4卷，1910年第14期，第363页。

64．《致命的混淆——（吕氏春秋）节译》，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4卷，1910年第16期，第417页。

65．《中国的纳贡国》，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4卷，1910年第18期，第467—468页。

66．《国民党的影响》，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4卷，1910年第20期，第495—496页。

67．《孙宝琦巡抚与青岛的中国商会》，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4卷，1910年第20期，第503—504页。

68．《中国的教育关怀》，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4卷，1910年第23期，第577—578页。

69．《关于山东的贸易危机》，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4卷，1910年第25期，第629—630页。

70．《莱阳县的动乱》，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4卷，1910年第28期，第66—67页；第32期，第157—158页。

71．《沉默是金：〈吕氏春秋〉节译》，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4卷，1910年第28期，第74—75页。

72．《山东的动乱》，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4卷，1910年第30期，第115页。

73．《对中国的威胁》，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4卷，1910年第32期，第149—150页。

74．《〈道德经〉关于人类社会的学说》，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4卷，1910年第32期，第167—168页。

75．《青岛的中国商会》，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4卷，1910年第33期，第174—175页。

76．《德中问题》，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4卷，1910年第34期，第202—203页。

77．《袁世凯》，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4卷，1910年第38期，第289—290页。

78．《山东的艺术市场》，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4卷，1910年第38期，第303页。

79.《西方科学与中国科学的区别。选自〈生活报〉》，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4卷，1910年第45期，第474—476页。

80.《半年报告》，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26卷，1911年第6期，第172—178页。

81．《中国地理概览》(《中国》节选，青岛1911年)，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26卷，1911年第11期，第321—331页；第12期，第353—364页。

82.《老子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地位》(《老子道德经》前言，耶纳：迪德里希斯出版社)，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5卷，1911年第1期，第23—26页。

83．《来自山东的情景画》，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5卷，1911年第4期，第92—93页。

84.《辫子问题和外国人领导下的中国学校》，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5卷，1911年第5期，第119—120页。

85.《铁路与中国的鼠疫威胁》，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5卷，1911年第7期，第159—160页。

86.《古代中国人关于世界没落的观点——摘自中国哲人列子的著作》，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5卷，1911年第10期，第251页。

87.《德国在中国的文化努力》，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5卷，1911年第13期，第308—308b页。

88．《中国的独角兽》，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5卷，1911年第23期，第539—540页。

89.《中国动乱的原因》，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5卷，1911年第43期，第249—250页。

90.《中国哲学家中的骗子》，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6卷，1912年第1期，第17—19页。

91.《中国的自然风貌》，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6卷，1912年第3期，第61—64页；第22期，第477—481页；第44期，第405—409页(《中国》第2、3章，青岛1911年)。

92．《中国的儒教》，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6卷，1912年第36期，第206页。

93．《青岛的节日》，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27卷，1912年第2期，第57—62页。

94．《中国革命》，载《基督教世界》第26卷，1912年第6期。

95．《新中国的儒教》，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27卷，1912年第11期，第338—341页。

96．《中国革命的心理学——P·罗尔巴赫博士作导论》，载《奥地利瞭望》，维也纳，1912年5月。

97．《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载《同善会传教报》第29卷，1913年第1期。

98．《中国之鉴》，载《东亚杂志》第2卷，柏林：于斯特海尔特出版公司，1913年第1期，第65—87页。

99．《中国的自然风貌》，载《东亚劳埃德报》第27卷，1913年第9期，第215—218页；第30期，第79—82页；第31期，第103—105页。(选自《中国》，青岛1911年)

100．《为国教而斗争》，载《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第29卷，1914年第3期，第83—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