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是阿诺德・汤因比创作的历史哲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34—1961年。

全书从逻辑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历史研究》的主要部分，包括第一卷至第十卷，集中论述了汤因比的文明史观；第二部分是地图和地名的汇编。第三部分是对以前观点的修正性说明。

该书的理论核心是所谓“文化形态史观”，或称为“历史形态学”。其主要论点是：（1）文化是通过对环境的“挑战”的应战所遭受的考验而产生的。（2）文化的生长是由那些“退隐”和“复出”的少数伟大人物的历史活动决定的。（3）文化的衰落来自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力，多数人相应地撤回了他们的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4）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失和和灵魂的分裂。

汤因比提出了历史研究的单位问题。他认为历史研究的范围既不是一个民族，也不是一个国家，更不是一个社会，而是一个能够自成体系的文明。历史研究的单位就是文明。接着，汤因比指出文明社会的定义。即某一特定的具有共同文化或共同生活方式的人的群体。他提出了一个文明社会的分类，把历史上的人类社会归纳为26个文明，然后在这个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文明之间也是可以互相比较的。

汤因比批驳了文明起源的两种偏见，引入中国的阴阳观念，认为文明的起源是“挑战与应战”，是两者互相结合的产物。他认为，文明首先起源于挑战。挑战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环境的挑战；另一种是人为的挑战。人类最先的六个文明，是源于自然环境的挑战。而第二代和第三代的许多文明，则大多是在人为的挑战下产生的。汤因比提出一个观点，认为文明从来都不是来自于安逸的环境。但是，他又认为，挑战要有一个限度，如果挑战过分艰难，文明就不会产生。

汤因比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能够顺利成长。他还认为，文明的生长绝不意味着这个文明在地理上的扩张，也不意味着技术上的进步，许多文明的技术在进步，但文明却停滞不前。因此，文明的生长就是指这个文明具备“日益增强和日益积累的内部自觉能力或自我表现能力”。也就是说，这个文明应当有“升华”。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这个文明会出现少数一部分人以一种隐退的形式带领大家一起上升。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被誉为“文化形态史观”的奠基巨著。该书在世界各地出版，其思想广为传播，有些思想还在一些国家得到了实施。1968年9月，日本成立了研究、发展汤因比文明理论的汤因比市民之会。他对西方学术界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美国哈佛大学授塞缪尔·亨廷顿发表在美国《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上的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论文，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他立论的基本出发点，就明显带有汤因比学说的烙印。

《历史研究》突破了传统的史学模式，以全新的视角建立了宏观历史哲学体系，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模式。以整体社会而非个别的民族主权国家或孤立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将文明形态看做人类历史的真正载体，试图从探讨文明兴衰中寻找历史演变的规律，汤因比作为宏观历史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开宏观综合治史之先河，推动了此后历史哲学的研究，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后半期全世界的历史研究。汤因比关于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理论对于当代社会的持续发展有警示和启示意义。所以说，这部重要著作不仅对于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而且对于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以及任何一个对于文明演进感兴趣的人，都很重要。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在西方学术界争议很大，毁誉判若天壤。赞誉者认为汤因比开辟了历史哲学研究的新道路，《历史研究》是“一部不朽的杰作”。抨击者认为汤因比的学说是一文不值的伪学术，《历史研究》“不仅仅充满错误，而且令人憎恶”，他的历史哲学的基本结论是“对西方文明的亵渎”。然而，无论如何，《历史研究》作为历史综合研究和历史哲学研究领域里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的影响无法否认。

阿诺德·汤因比是英国当代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1889年生于伦敦一个颇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家庭，汤因比受到了良好的古典教育。他从7岁起就开始学习拉丁语，8岁起学希腊语，后来又在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攻读希腊、拉丁古典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汤因比到英国外交部情报司工作，曾作为顾问参加过战后的巴黎和会。1919年被任命为伦敦大学教授。1920年受命担任《国际事务概览》主编。1937年成为英国皇家科学院研究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汤因比曾担任英国外交部研究司司长，战后作为英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又一次出席巴黎和会。1947年应邀到美国讲学。晚年，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汤因比仍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和学术活动中。1975年，这位蜚声世界的学者因病去世，终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