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毁》是唐代文学家韩愈创作的一篇古文。此文论述和探究毁谤产生的原因，文章先从正面开导，说明一个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才符合君子之德、君子之风，然后将不合这个准则的行为拿来对照，最后指出其根源及危害性。全篇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言生动而形象，刻划当时士风，可谓入木三分。

原毁(1)

古之君子(2)，其责(3)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

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4)，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5)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是人(6)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7)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

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8)其待己也廉。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9)。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10)廉乎？

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11)不足称也。”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12)也。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

夫是之谓不以众人(13)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

虽然(14)，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尝(15)试之矣，尝试语(16)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17)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18)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说于言，懦者必说于色矣。

是故事修(19)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20)，道德之行，难已！

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21)！

(1)原：推究，探究。

(2)君子：指旧时贵族阶级士大夫。

(3)责：要求。

(4)彼：指舜。予：同“余”，我。

(5)去：离开，抛弃。就：走向，择取。

(6)是人：指上古之君子。

(7)良人：善良的人。艺人：多才多艺的人。

(8)详：周备，全面。廉：狭窄，范围小。

(9)少：稍微。

(10)已：太。

(11)用：作用，指才能。

(12)闻：名声，声望。

(13)众人：一般人。望：期待，要求。

(14)虽然：虽然这样。

(15)尝：曾经。

(16)语：告诉。

(17)应：响应，附和。与：党与，朋友。

(18)畏：畏惧。指害怕他的人。

(19)修：善，美好。

(20)光：光大，昭著。

(21)有作于上：在上位有所作为。存：记住。几：庶几，差不多。理：治理。

古代的君子，他要求自己严格而周密，他要求别人宽容而简约。严格而周密，所以不懈怠地进行道德修养；宽容而简少，所以人们乐于做好事。

听说古人中有个叫舜的，他的为人，是个仁义的人；寻求舜所以成为舜的道理，君子对自己要求说：“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做到这样，而我竟然不能做到这样！”早晨晚上都在思考，去掉那些不如舜的地方，仿效那些与舜相同的地方。听说古人中有个叫周公的，他的为人，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寻求周公所以为周公的道理，对自己要求：“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够这样，而我却不能这样！”早晨晚上都在思考，去掉那些不如周公的地方，仿效那些像周公的地方。

舜，是大圣人，后世没有人能赶上他的。周公，是大圣人，后世（也）没有人能赶上他的；这人就说：“不如舜，不如周公，这是我的缺点。”这不就是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全面吗？

他对别人呢，就说：“那个人，能有这些优点，这就够得称上是一个善良的人了；能擅长这些事，这就够得称上是一个有才艺的人了。”肯定他一个方面，而不苛求他别的方面；就他的现在表现看，不追究他的过去，提心吊胆地只怕那个人得不到做好事的益处。一件好事容易做到，一种技艺容易学会，（但）他对别人，却说：“能有这些，这就够了。”（又）说：“能擅长这些，这就够了。”（这）不就是要求别人宽容而减少吗？

现在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要求别人全面，要求自己却很少。（对人要求）全面了，所以人们很难做好事；（对自己要求）少，所以自己的收获就少。自己没有什么优点，（却）说：“我有这点优点，这也就够了。”自己没有什么才能，（却）说：“我有这点技能，这也就够了。”对外欺骗别人，对内欺骗自己的良心，还没有一点收获就停止了，不也是要求自己的太低了吗？

他对别人，（就）说：“他虽然才能这样，（但）他的为人不值得称赞。他虽然擅长这些，（但）他的本领不值得称赞。”举出他的一点（进行批评），不考虑他其余的十点（怎样），追究他过去（的错误），不考虑他的现在表现，提心吊胆地只怕他人有了名望，这不也是要求别人太全面了吗？

这就叫做不用一般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却用圣人那样高的标准要求别人，我看不出他是在尊重自己。

虽然如此，这样做的人有他的思想根源，那就是懒惰和嫉妒。懒惰的人不能修养品行，而嫉妒别人的人害怕别人进步。我不止一次的试验过，曾经试着对众人说：“某某是个好人，某某是个好人。”那些附和的人，一定是那个人的朋友；要不，就是他不接近的人，不同他有利害关系的人；要不，就是害怕他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强硬的人一定毫不客气地说出反对的话，懦弱的人一定会从脸上表露出反对的颜色。又曾经对众人说：“某某不是好人，某某不是好人。”那些不附和的人，一定是那人的朋友；要不，就是他不接近的人，不和他有利害关系的人；要不，就是害怕他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强硬的人一定会高兴地说出表示赞成的话，懦弱的人一定会从脸上表露出高兴的颜色。所以，事情办好了，诽谤也就跟着来了，声望提高了，诬蔑也随着来了。唉！读书人处在这个世上，希望名誉昭著，道德畅行，真难了。

身居高位而将要有作为的人，如果得到我所说的这些道理而牢记住它，大概他的国家差不多就可以治理好了吧。

文章抒发了作者个人的愤懑，但在不平之鸣中道出了一个真理：只有爱护人才，尊重人才，方能使人“乐于为善”。此文从“责己”、“待人”两个方面，进行古今对比，指出当时社会风气浇薄，毁谤滋多，并剖析其原因在于“怠”与“忌”。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有变化，语言生动形象，刻画入木三分。

第一段先说“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是“古之君子”的表现特征，也是这段的中心论点。责己、待人是论题并列的两个方面，论证也从此入手。首论“责己也重以周”。文章以一向被古人尊为圣君或圣贤的舜和周公为例，这就增强了说服力和可信性，因为取的是楷模，是无可非议的典范。但两人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前者取其“仁义”，后者取其“多才多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德才并举。古之君子去掉自身那些不如他们的缺点，努力符合他们所代表的道德行为规范，这正是责己重以周的表现。次谈“待人也轻以约”。于人“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这是对他人缺点的态度；而对他人的优点却唯恐其做了好事而得不到应有的利益。本来，做一件好事不难，具一技之长亦是易事，可是对他人来说，能做到这些亦足称善了，这正是待人轻以约的表现。以上是古之君子责己待人的正确态度，但对文章来说却非正题，而是陪衬，是客体，因为要探求谤毁之源的对象是“今之君子”的态度，那才是正题和主体。所以第二段马上转到对“今之君子”的表现的剖析上来。紧承上文，一个“则不然”即昭然揭示了“今之君子”的态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文章谈古之君子的态度时用的是“责己”、“待人”；而现在谈“今之君子”却作了一个颠倒，变在“责人”、“待己”。虽是一字之差，表现却恰好相反，同时也给论证提供了便利：只需点明其与古之君子的态度相悖即可。例如，对人的缺点，一个是“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一个是“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对人的优点，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等等。最后得出结论：今之君子责人详、待己廉的实质是“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对自己比对普通人的要求还低，而对他人却拿圣人的标准来衡量。当然，这种人连对己也谈不上自尊，更何况他人了。行文至此，在充分摆事实、讲道理之后，突然用一评论句收束，简捷有力，而又见得跌宕有致，开合自如，诚非大手笔不能为之。最后一段用三句话，既交代了文章的写作目的，呼吁当权者纠正这股毁谤歪风，又语重心长、寄托了作者对国是的期望。

韩愈的议论文一般都具有结构严谨、说理透辟、逻辑严密的特点，《原毁》也不例外。文章的宗旨在于探索毁谤之根源，从古今君子之对比入手，先古后今，由正到反，最后揭示根源，间架细密，环环相扣，足见作者结构布局之匠心。文章最突出的特点还是对比和排比修辞手法的运用。通篇以古今君子相对比，比较他们对人对己态度的不同；而在描述古或今之君子的表现时，其对人对己的不同又构成一比；最后再以“某良士”、“某非良士”的一反一正的“试语”相对比，甚至把对比和一定的形象性描写结合起来，揭露的作用更鲜明尖锐。两个“责于己曰”、“早夜以思”等排比。

全用重周、轻约、详廉、怠忌八字立说。然其中只以一‘忌’字，原出毁者之情，局法亦奇。若他人作比，则不免露爪张牙，多作仇愤语矣。（《古文观止》）

韩愈

（768—824）唐代思想家和文学家，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字退之，南阳（今河南省孟县）人。贞元进士。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在刑部侍郎任上，他上疏谏迎佛骨，触怒了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于穆宗时，召为国子监祭酒，历任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他和柳宗元政见不和，但并未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并称“韩柳”。在诗歌方面，他更是别开生面，创建了“韩孟诗派”。他善于用强健而有力的笔触，驱使纵横磅礴的气势，夹杂着恢奇诡谲的情趣，给诗思渲染上一层浓郁瑰丽的色彩，造成奔雷挚电的壮观。韩诗在艺术上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对后世亦有不小的影响。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