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国的小船》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创作的中篇小说，收录于小说集《去中国的小船》中，首次发表于1980年。

小说讲述了“年过三十”的“我”回忆起小学以来遇到的三个中国人的故事。第一位中国人是“我”为了参加模拟考试，在一所中国人小学里遇到的监考老师；第二位中国人是“我”十九岁时因打工而结识的女大学生；第三位中国人是“我”二十八岁时在咖啡店遇到的曾经的高中同学（而“我”已经完全不记得这个人了），他是专门向中国人推销百科全书的业务员。

《去中国的小船》并非完全虚构，而是基于作者的生活经历创作的。2003年村上春树与林少华的见面谈话中自己也提到过“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我的一个小说《去中国的小船》，就是根据小时——在神户的时候——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该小说最初发表于1980年，再版过程中几经修改。

“我”

主人公。与三个中国人的不期而遇，渐渐地让“我”看透了社会的荒诞，看破了自身的自私与懦弱，看清了自己与社会的格格不入。于是，“我”这才发现，与那三个中国人一样，“我”同样游离于社会之外。这样的身份，使“我”的生活变得颇为艰辛。因此，“我”开始讨厌城市的生活，讨厌一切映入眼帘的事物。“我”越发觉得“这里没有我的位置”。如同日本不是“中国人”应在的场所一样，“我”也同样不适合生存在这样一个地方。这里没有“我”的位置。于是，“我”开始“望着东京街头遥想中国”，遥想那仅仅属于“我”一个人的中国。“我”开始寻找那么一个地方，一个可以真正容纳我的地方。正是“我”与中国人不期而然的这诸多缘分，让“我”对中国这个只存在于脑海中的国度有了自由的想象。

中国老师

小说中所描写的第一个中国人，是“我”在参加小学模拟考试时所遇到的中国老师。考试地点对于当时的“我”而言，“无异于天涯海角”，但正是在那个地方，让“我”对中国人有了初步的实际感官印象。中国人的小学环境，并非如“我”脑海中所想象的那般脏兮兮，反而比“我们”的小学还要清爽。在此种环境中工作的中国老师“满怀自豪感”。在考试前，中国老师激情澎湃地一再重申中日友好的话题，并再三叮嘱学生们不要“乱写乱画”。但由于“我们”不断地“沉默”，消极地对待中国老师不要“乱写乱画”的叮嘱，致使其效果不甚理想。接下来，小说描写“我”与女孩争论，是否记得当年在中国人小学的书桌上“乱写乱画”时，女孩终究不记得自己到底有没有“乱写乱画”。“任何人都不至于记得什么好几年前往哪里的桌子上乱写乱画过没有。事情早已过去，何况原本就怎么都无所谓的。”这种对待“乱写乱画”漠然处之的态度，客观上愈加凸显了中国老师所遇到的尴尬处境。

中国女大学生

小说中所描写的第二个中国人，是“我”在大学二年级打工时所认识的中国女大学生。这个中国女大学生尽管沉默寡言，但却非常热心。她的这种热心影响了“我”，使“我”在干活时也开始变得热心起来。但遗憾的是，“我”的热心与中国女孩的热心，在本质上截然不同。“我”的热心在于更好地获得薪水，而中国女孩的热心，却“迫近人之存在的根本”。“她的热心里有一种奇妙的紧迫感，仿佛她周围所有日常活动都因了这热心而得以勉强合为一束并得以成立。”中国女孩的这种为了“存在”而表现出来的极端热心，显然属于一种被迫性的畸形热心。在中国女孩看来，若连这份热心也没有的话，她的生活势必无法继续。这种生存与热心的畸形关系，透露出中国女孩生活处境与社会地位的糟糕。一个“生在日本，大陆、香港、台湾一次也没去过，中国话几乎不会，英语呱呱叫”的中国女孩，因为其是“中国人”，故而莫名其妙地承受着日本社会带给她的巨大压力。

中国同学

小说中所描写的第三个中国人，是若干年后与“我”再次重逢的一个“我”高中时期的中国同学。虽说是重逢，而“我”却并不知他是谁，但对方却能准确地叫出“我”的名字。“我”对眼前出现的这个高中同学虽然没有印象，但“我”却一眼看出了他与常人的不同：端庄的样貌，掩盖不了他浑身上下给人的“磨损”的感觉。至于他为什么会给人以“磨损”的感觉，小说给出了两方面的答案：一方面是因其自身的原因，他对过去所发生之事的种种不释然，使其对现实倍感迷惘，故而他只能如躯壳般活着，没有精神、灵魂；另一方面，则恐怕是由于社会对其的不眷顾，致使“很多糟糕的事凑在了一起”所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是天不佑人，“但原因归结在我身上”。教养不差，成绩也在“我”之上的高中同学时运却如此不济，最终沦落到推销百科事典的地步，为生存而疲于奔命。即便如此，他仍难逃将来“没事可干”的命运。

村上春树的《去中国的小船》，主要塑造了三个在“我”不同的人生阶段，与“我”不期而遇的中国人形象。有关这篇小说的寓意，藤井省三等人认为，小说中的中国是现实中的中国，小说借这三个中国人的遭遇，传达了“我”对中国人的愧疚和不释然；而青木保等人则认为，小说中的中国人只不过是个隐喻，小说本身与中国人毫无关系。不过，村上春树曾直言：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去中国的小船》，就是根据小时——在神户的时候——我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由此而言，在这篇小说中，村上春树借三个中国人的遭遇，与其说是表达了其对中国人的愧疚，不如说是其借此暗讽现实社会的荒诞，揭露人性的自私及安于现状的不作为。

在村上春树看来，人物对话最能凸现人物个性，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而叙述和描写则会使语言变得沉重，僵硬，故事则会止步不前。因此，村上春树在作品中常常限制对人物的描写，“通过他说了什么，她说了什么来凸显角色的个性，我具有这种比较强烈的创作意识”。为了让作品中的人物对话承载重任，村上春树往往采用：“将简单的对话巧妙地加以组合，增加其分量，调节其节奏，再辅以表情和手势，也能将深奥复杂的信息有效地显现出来。”例如小说中“我”和女大学生道歉一段对话，通过这段对话，作者借中国女大学生之口将日本人内心深处所隐藏的民族歧视性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出来。村上春树正是通过口语的力量，表达了作品的思想内涵。

日本现当代文学研究家黑古一夫：村上春树在其第二部长篇小说《1973年的弹子球》之后不久发表了《去中国的小船》。从时间顺序上探寻其中深意的话，《1973年的弹子球》描绘了一位青年承受着精神上的伤痛、去寻觅一台在别人看来毫无意义的弹子球机的“徒劳的热情”，而《去中国的小船》这部中篇小说则是解明了在这种热情的背面存在一种深不可测的黑暗。

村上春树，日本作家，生于京都，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系，三十岁登上文坛，曾获谷崎润一郎等文学奖项，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地深具影响，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29岁开始写作，第一部作品《且听风吟》即获得日本群像新人赏，1987年第五部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在日本畅销四百万册，广泛引起“村上现象”。村上春树的作品展现写作风格深受欧美作家影响的轻盈基调，少有日本战后阴郁沉重的文字气息。被称作第一个纯正的“二战后时期作家”，并誉为日本1980年代的文学旗手。2011年11月21日，2011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子榜单“外国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村上春树以620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荣登外国作家富豪榜第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