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过度逐利性、商业化和短视化，与教育、医疗、住房所具有的长期社会属性不相匹配，暴露出了很多恶劣的问题。当问题逐渐暴露后，高层就开启了一个看似强硬的去资本化过程。
第一，这几个领域存在极大的信息不对称和正的外部性，主要是医疗和教育的产品和服务，无法完全标准化，信息的主导权在供给者。如果完全以市场和商业利益为导向，供给方会在利益的驱使下，利用信息优势做出不利于需求方的行为。用不完全合同的理论来解释，就是这几个领域无法用合同明文覆盖的地方非常多，以至于导致“市场失灵”。恰因为如此，由于无法完全用市场机制的约束激励手段，人们才用了“道德情操”和社会舆论的“补充协议”，称医生为“白衣天使”，称教师为“人类园丁”，企图用道德层面的激励约束，弥补市场和商业层面的问题。可以说一个普遍的规律是，越是强调道德的领域，越是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的领域。然而道德是个软约束。
第二，中国现阶段的资本感觉没有耐心，缺乏一种长期主义和社会担当的气质。它们最关心的一是能不能实现指数级增长（客户数量或营收），二是能不能以最快的时间登录资本市场。这两大诉求，恰恰最不适合做教育和医疗，因为教育和医疗的服务本质是生命的精神和生理，而生命是无法用商品的标准度量的。资本的这种短期逐利性，会促使公司在运营中加大教育的焦虑传播，医疗器材和医药价格被虚高定价，腐败横行，最终导致教育内卷化，医患关系前所未有的紧张。而房地产资本，在土地—住房双轨制下，既是土地财政的终端，又是一个典型的债务型资本。他们一方面助推了房价泡沫（捂盘屯地），另一方面制造了巨大的债务风险，给金融和社会系统的稳定埋下了隐患。
第三，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这三大领域的改革仍然采取了双轨制的模式，体制内有公立医院、公立教育、经济适用房和公租房，体制外可以设立私立医院、私立学校和商住房，两个轨道，两种价格。然而同所有的双轨制一样，在发挥正面作用的同时（比如保持改革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还存在较大的负面效果。一是市场化和商业利益对公立机构的“挤出”，由于体制内外的薪酬待遇差距较大，大量的体制内人才被吸引到体制外，这个在教育行业比较突出。二是寻租和腐败，医疗行业比较突出。三是与金融投机资本结合，扭曲定价机制，造成金融和社会不稳定，这是房地产行业的问题。
3，重新回到完全靠国有体制和社会主义的模式，供给的数量和质量能跟得上吗？国有体制的腐败问题、效率低下问题如何解决？当然，除非高层不在乎效率，只在乎公平。但是没有效率，何来真正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