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学与
瑞安孔庙比邻而居，位于孔庙东侧，坐北朝南。其实这两座崇文重教的建筑，在历史上一直都是并肩携手，不分彼此的。
县学为宫殿式合院建筑，前临县前河，东旁虞池河，环境特别幽静、清雅。县学主体建筑自南向北依次排列于中轴线上，有儒学门、文昌阁、明伦堂。其他建筑相应排列于轴线
两边，如左、右校士馆、土地庙、阅卷所等。明伦堂后是射圃，是一个更为开阔的院落，它连接先师殿后的崇圣祠，四周围墙高耸，院内假山花木，环境宜人。位于明伦堂后的训导署和教谕署又自成院落，更为幽深清静。
作为瑞安惟一一座
古代官办
学堂，县学承袭着数个朝代的帝王恩宠，从宋元明清一直走到光绪年间科举的废止，荣耀近千年。作为县学第一道大门——儒学门，是人们步入仕途的必经之路，它所昭示的意义，既有中国古代崇文重教的象征，也有学而优则仕的激励和感召作用。
文昌阁是文人祭祀文昌帝君的地方。“文昌”，本是星官名，是专门管理人间读书和文士功名的一位天上官员。隋唐科举制度产生以后，文昌星尤为文人学子顶礼膜拜。古代士人仕进，以科举为途径，于是天下府县，处处
建立文昌庙。明代以后，每一所学校都将部分建筑物用于供奉文昌帝君。清代，朝廷曾把祭祀文昌帝君列为重要祭典之一，凡是读书人必要奉祀文昌帝君，并诏令全国各地学校，来奉祀这位文昌神。每年文昌帝君诞辰那天，童生、秀才、禀生、贡生、举人以及私塾老师都要准备供品，至文昌阁祭祀。
民国期间，文昌阁被辟为纪念孙诒让的“籀公楼”。清末，在维新运动推动下，清政府实行“新政”，废科举、办新学，下诏：“应将各省所有书院，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
光绪二十八年(1902)，瑞安孙诒让等将先前创立的学计馆、方言馆合并，把县学扩充为瑞安普通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瑞安普通学堂又改为瑞安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孙诒让遥领总理。1926年3月，在县政府倡导下，校长余崧舫为纪念孙诒让为桑梓教育事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将文昌阁改建成籀公楼。楼正中悬挂孙公画像，两侧有专橱陈列教育文献。
文昌阁后的明伦堂，在整个学府里具有特殊意义，它不仅是
学宫内讲经督课、教育英才的讲堂，而且还是地方最高官员莅临讲学的场所。明
嘉靖三十年(1551)，刘畿以进士任瑞安知县，5年任内，政绩显著，尤重教育，每朔望视学，为诸生讲授，娓娓不倦。其实，历代知县，承前启后，为县学诸生兼授课业早已相沿成习，刘畿只不过是其中较显著的一位。官员莅临县学，不仅仅只是为生员解惑释疑，主要的还是讲述治国安邦、心系黎民的大道理。
明伦堂的东西两侧建有
校士馆，供童试之用。在
校士馆创建之前，
瑞安童试一直在离县学西侧不远的县治衙门内举行，据张德标《新建校士馆记》载：“惟童试向在县治中，就六曹廊庑或席棚之下，弥形跼蹐，且自携坐具，出入维艰。”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张德标任瑞安知县，他和历任知县一样，上任之初总要带幕僚到学宫走走看看，讲讲课，接见诸生，给他们灌输一些安邦治国的道理和诫勉激励的话。这一切对张德标来说并不是一种表面形式，当他得知历年童试的艰难，即刻与幕僚、乡绅商讨建馆事宜。乾隆五十九年(1794)三月校士馆告成，“左右为屋二十八楹，中容砚席七百有奇，缭以周垣，通明虚敞。”校士馆的建成，为应试者提供不少方便。在当时能在县学内举行童试的，瑞安还算是特创。
进入县学读书的生员被
分成两科，文科称文生，武科的称武生。生员的名额向有规定，清·嘉庆《瑞安县志》是这样记载的：“邑原额，文童生入学十六名。康熙壬寅，诏以天下
文才日盛，许诸生具呈升改。邑衿蔡琨、钟韶等呈请，遂广额四名，永著为例。拨入府学无定额。增广生二十名，廪膳生二十名。廪生两岁一贡成均。武童生入学十二名。”
县学的教育条规由朝廷颁布，清顺治九年(1652)，颁卧碑于天下学宫(即县学)，晓示生员：“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禀膳，设提学教官以教之。各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条，开列于后……”教条共8项内容。其中，生员应如何对待父母，如何治学以及尊师、守法诸方面都有严格要求。此即县学的教育条规，历时300余年而无改易。
县学经历朝历代变更，原建筑也在拆除、重建、再拆、再建的轮回中逐渐消失，校名也几经易名，成为现在的
瑞安市实验小学。1999年随着解放路四期拓宽工程的展开，建筑没了，遗物无存，县学彻底变了样，惟一没变的是这里的朗朗书声和校园内的书香气息，它们缓慢地流淌着，荡漾在空气中，然后与远在时空深处的县学响应着，勾勒出一条古今相承的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