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既然世界本就是荒诞的，对人的理想、人的愿望、人的呼喊只有冷漠的沉默与恶意的敌对，那么，人如果没有反抗，又何以为人？又与蠕虫何异？既然人生而荒诞，为了不至于自杀，为了在荒诞和绝望中寻出人值得活下去的理由，就必然要进行反抗。 也唯有通过反抗这一条出路，才能最终体现出人之为人的尊严和意义。《反抗者》体现出来的精神和勇气，足以与《西西弗神话》前后辉映，足以为加缪“在荒诞中奋起反抗”的一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来源：
时代周报 作者：
耿占春）1952年
加缪的《反抗者》出版的时候，它是一部
西方世界较早对
极权主义及其暴力哲学作出
批判性反省的著作。比那些跟残酷的历史状况不着边的“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之类的思想要重要得多，但却因为触及了从虚无中走出来的暴力哲学的
神经系统而遭遇围攻，在萨特作为掌门人的亲共知识分子
势力范围的巴黎人文学界，直至偶然车祸逝世，加缪几乎都生活在被放逐状态之中。
《反抗者》的开头写道：“有激情犯罪也有逻辑犯罪。两者之间的界限不容易分清。但是
刑法典预谋了轻易的区分。我们生活在预谋和完美之罪的领域里。我们的罪犯不再是无助的儿童，他们能以爱为借口。相反，他们是成年人，他们有一个完美的借口：哲学，它可以被用于任何目的——甚至把杀人犯变成法官。”这个时代依然不乏这样的哲学和哲学家，为最不可思议的大规模犯罪提供哲学，提供其逻辑：把犯罪变成合乎更高的历史准则或社会目标所标榜的
历史理性。加缪的论述不仅是对杀人犯的批判，更是对为犯罪提供其哲学的人的一项指控。二十世纪不缺乏大规模的被预谋的“完美之罪”，也不乏那些把令人发指的罪行上升到哲学层面从而使其“正当化”的人们，缺乏的正是加缪这样的指控者。面对一个武装了的
利益集团，况且还是一个拥有其知识和哲学的集团，孤独的起诉者总是处在举证不足——不是因为没有证据，而是所有的罪证都被它的哲学阐释为更高的
必然性，面对这个集团，孤独的起诉人陷于关注细节而非“历史规则”和“政治权衡”，总是容易被人诟病为
道德主义或情感用事，孤独的起诉者处在一种政治不正确的易受攻击的位置上。加缪关注的不是政治行动的有效单元，比如党或民族，而是易受伤害的脆弱的个人，因此反驳他的人总是处在有力的位置上：阶级、党或
民族国家。独裁或权力又直接或间接地给予这些人以力量。后者因为具有
一元论的或
二元对立的世界观而显得强大，有感召力。怪诞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具
号召力的常常是杀人的号角。但加缪的指控却因为放弃二元论而显得软弱，他的思想不仅难以被一个群体有效的实践，还因为富于感情、饱尝苦痛、不能自信正确而又易受伤害。事实上，加缪的指控常常使他自身腹背受敌。
加缪在二元冲突的
意识形态势力中坚持他的
非暴力思想，不在对立的两方中选择：“无论如何，任何强迫人们排斥一方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谁想为一方效劳而排斥另一方，就将不为任何人效劳，也不为自己效劳，最终将双倍地为不义效劳。”他不赞成以“正义”、“永恒真理”或“历史原则”为由将暴力合理化，将犯罪逻辑化；比如最常见的是：牺牲几百万或几千万人，为了全世界人民的未来。或者为了抽象的“正义”而对软弱的个人实施独裁。他说：“不当
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但是，从
黑格尔主义对“暴力”、“征服”和“奴役”的合理化到现代社会对利益“竞争”的合法化以至于最终纷纷推崇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和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必然性思想，加缪的思想是这样的不合时宜。他说：“放弃美，放弃与美相连的
官能幸福，专一地为不幸效劳，这要求一种我所缺乏的崇高。”他说：“对于正义的长久要求耗尽了爱，而正义却恰恰产生于爱。”还有，那行来自他的作品刻在他的石碑上的铭文：“我在这里明白了什么是光荣，那就是无节制地爱的权利。”这句话的下面还有“抱紧一个女人的身体，这也是把从天空降下大海的那种奇特的快乐留在自己身上。”美，爱，包含感官的幸福。这是
地中海正午的思想，散发着温暖的阳光。加缪为个人“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拒绝独裁及其暴力的时候，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着这样一种内心渴望和易受伤害的身躯的人。不那么崇高，不那么绝对，怀着有时被他人嘲笑的爱与道德。然而，这怎么能是“政治”呢？那个时候，
后现代思想中的那些未免有些花里胡哨的身体政治或欲望的政治还没有被
巴洛克化的思想技能发明出来，爱的政治（宗教）又早已在嘲笑声中被抛弃了。
当《反抗者》发表的时候，推崇革命暴力与共产主义及其暴力的萨特觉得受到了哲学上不能容忍的挑战，这个巴黎知识界的掌门人组织了对加缪的侮辱性批评。为了维护他的概念，不惜把暴力使用在昔日的好友身上。除却那些不光彩的暴力与侮辱，论战的主要分歧在于政治与道德的分离与选择这一当代社会事态。在萨特看来，政治介入不需要道德上的就事论事式的考虑。他要求这样一种理解世界的模式：世界的罪恶与非正义的主要来源是
资本主义体系，而共产主义则代表着征服它的力量与历史趋势，后者代表了被压迫者（的道德）进行的有效行动。这意味着必须支持这个政党，接受现实丑恶的一面，赞赏其
暴力革命和革命的暴力，不惜弄脏自己的双手。为了他的
目的合理性，为了建立二元对立世界观及其逻辑，这种哲学提前放过了另一个阵营中的独裁与恐怖。牺牲道德是
政治行为的代价。正如萨特所写的那样：“当政治必须背叛它的道德的时候，选择道德就是背叛政治。”加缪选择了道德。萨特选择了政治。为了
政治正确，萨特声称“谴责世界上一切地方的非正义”，却对极权主义的罪恶始终保持着礼貌的沉默，而且忌恨加缪这样的人对它的暴力哲学所做的批判。这样至少，这个早先的
个人主义的存在主义者就一步从虚无中把自己拯救出来了，同时也把自己从
理性主义、道德主义及其对世界走向的不确定性中解脱出来了。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
存在主义”文学的大师。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
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奖获奖作家之一。
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
坚持真理和正义，他为世人指出了一条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自由
人道主义道路。他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使他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并最终在全世界成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