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攻大陆”是蒋介石政权在台北秘密制定的计划，又称所谓“反共复国”、“国光计划”。

在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而陷入僵局的背景下，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的“台日渔业协议”谈判以日方作出重大让步而签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打出台湾这张牌，和他本人及安倍家族与台湾的历史渊源及其“台湾情结”是分不开的。

安倍家族在日本政坛声名显赫。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及其胞弟佐藤荣作均在日本战后担任首相，父亲安倍晋太郎曾担任外相等要职。岸信介和佐藤曾是日本自民党内“台湾帮”掌门人，日本战后以现任首相身份访问台湾的仅此两人。

受外祖父影响最大的安倍晋三，继承着岸信介的思想和行动，成为“台湾帮”的一员。有人评价说，安倍是一个“穿牛仔裤的岸信介”。

蒋介石筹划反攻

日军在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后，有“昭和之妖”之称的岸信介，曾先后担任负责掠夺中国东北经济资源的产业部次长和总揽机要的总务厅次长。日本投降后，他被定为甲级战犯。

1948年12月出狱后，岸信介积极组织“日本再建同盟”，鼓吹重整军备。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剩下50多万军队连同100多万官员和眷属逃到台湾。岸信介结识了从中国大陆逃至日本的马贻明。马贻明直接受国民党中央党部第6组蒋经国亲信陈建中指挥。蒋家父子通过马贻明以香蕉出口作武器，对岸信介等日本政界要人展开院外活动，培植亲台势力。岸信介通过香蕉贸易获取巨额利益，借此培养一大批“台湾帮”，成为“台湾帮”的开山鼻祖。

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以朝鲜战争爆发为借口，宣布出兵朝鲜的同时也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

伺机反扑：种种计划层出不穷

新中国成立以后，自1953年起，大陆实行了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

1954年，岸信介与蒋介石秘密成立反共联盟。在1950年至1954年间，台当局致力于防卫台澎金马，巩固“复兴”基地，创造有利“反攻”形势。在这期间，台当局并未制订详细的“反攻大陆”计划。而在大陆出现天灾之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嗅到了可乘之机，积极在台秣马厉兵，伺机反扑大陆，各种计划纷纷出炉。在“国光计划”正式启动前的五六年间，台当局共制定了“凯旋”、“中兴”、“联战”等作战计划。

1951年内，国民党军对大陆沿海进行了数以百计的小股窜扰，大都遭受覆没性打击。

1952年，国民党将攻击规模提升到团一级甚至更高，在浙江沿海仍屡次挫败，却在10月间进攻福建南日岛时占了便宜。进攻南日岛时，国民党军投入陆军9000人登陆且有海空军掩护，解放军守岛部队连同增援部队仅1400人。经两天激战，国民党军虽伤亡近千人，解放军却死亡、被俘1300多人，全岛失陷三天，政权也遭摧毁。解放军调集重兵反攻时，国民党军却以“抓一把就走”的方式撤退。中央军委和福建军区经过此仗敲了一记警钟，又重新思考沿海守备和反登陆窜犯问题。

守军团长临机决定坚守不退

1952年，东山岛在只有一个营守军。1953年初增加为一个公安团(编制小于野战部队)1200余人。通过学习在朝鲜部队坑道战的经验，东山岛守军在全岛制高点公云山也挖了两条坑道，能够抗御飞机和火炮的攻击。1月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后，2月2日在其首次国情咨文中公开鼓励台湾国民党军袭击大陆，人称这是实行“放蒋出笼”的政策。不过在这一年头几个月里，国民党军只是保存实力静观动态。6月8日，朝鲜停战谈判最后达成协议，蒋介石对于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缓和十分恐慌，决定采取几年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7月13日，志愿军在停战前夕为了对敌施加压力，发起抗美援朝后期规模最大的金城进攻战役，美国同意台湾当局袭击东山岛，以此对中国大陆在军事上起牵制作用。

参加进攻东山岛的国民党军有4个主力团，2个海上突击大队，1个海军陆战中队，共1.2万人，并有13艘舰艇、21辆水陆两用坦克和30多架飞机参战，蒋介石还指定金门防卫司令胡琏统一指挥。进攻前，国民党空军还对福建沿海公路上的许多桥梁实施轰炸，其中也炸断了由乘汽车通向东山岛的必经之路──九龙江桥。胡琏估计此桥一周内无法修好，解放军在泉州的主力部队徒步增援东山至少需三天时间，他就有时间消灭岛上驻军。他未料到的是，7月15日夜九龙江桥已被当地党政机关组织民工修好，汽车又可以通行。

1953年7月15日夜间，驻金门的国民党军1万多人在胡琏指挥下登船起航，船只驶出料罗湾后即被设在海边的解放军观察哨发现。福建军区马上通知沿海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不过还不知道攻击目标在哪里。守备东山岛的公安80团接到命令，如遇优势敌军进攻，应留少量部队游击周旋，主力同岛上党政干部一齐撤出，待主力增援后反攻，以免蹈南日岛覆辙。7月16日拂晓，东山岛沿岸民兵和部队巡逻人员听到敌舰艇接近的马达声，立即向团部报告。接着，东山岛后侧连接大陆的渡口处发现国民党军伞兵。公安80团团长游梅耀认为敌来犯兵力较大，岛上已修筑了坑道工事，如让给敌军，随后反击也会增加困难，不如留下坚守等待主力增援。这一意见上报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后，马上得到同意，同时叶飞命令机动部队立即向东山岛开进。

解放军第31军最早调动的部队是步兵第272团，在天亮时便按军民共同演习过的动员方式征集汽车，当地客货车也立即让乘客下车并卸下货物，集中起来运载部队，使该团在16日上午便到达东山岛对面。第28军第82师和驻广东黄岗的第41军第122 师也乘部队备用的机动车和临时征集的商车，向东山岛增援。途中遭国民党空军轰炸扫射时便对空射击，驱走敌机后再推开损坏的车辆继续开进，在16日下午和入夜后也相继到达东山岛对岸。

第一次大规模空降

1953年7月16日4时40分，天刚蒙蒙亮，乘登陆艇的国民党陆军开始在东山岛的多处海滩上岸，以坦克掩护步兵向岛纵深攻击。解放军前沿部队在滩头杀伤了部分敌军后便逐步后撤。

此时让守岛解放军意外的是，460名伞兵在天亮时突然在岛北部八尺门降落，这也是国民党军在战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实施空降作战。八尺门是通往大陆的咽喉，大陆要增援东山岛非经这个渡口。如果敌人伞兵控制了八尺门，解放军援军即使赶到，短时间内也只能“隔岸观火”，打垮这股从空而降的敌人成为赢得东山岛保卫战的关键。

国民党伞兵是抗战后期开始建立的精兵，到台湾后由一直援蒋的“飞虎将军”陈纳德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主持的“西方企业公司”培训。其成员不仅武器精良、训练有素，又多从家庭受过共产党斗争者中选拔，因有阶级仇恨而作战顽强极少缴枪。不过因过于强调保密，他们登机时还被告知是去演习，跳伞前才知道任务和所在地，因对地形不了解而仓促上阵。

发现天空出现降落伞时，八尺门渡口附近只有解放军一个水兵连不足百人，多数人正在掩护岛上机关干部登船向大陆撤退。连长和六名战士正准备登船时看到大批敌机低空投下一串伞兵，遇乱不惊，立即下船从仓库里取出四挺轻机枪对空射击。最先跳伞的这批国民党伞兵不是在空中被击毙，就是因降落伞被打坏而摔死摔伤。地面上突如其来的机枪火力，也使国民党军运输机的飞行员大感恐慌，急忙把飞机拉到1000米高度，这样的高空跳伞不仅大大延长了伞兵飘落的时间，也导致着陆点分散。

这批国民党军“精英”伞兵着陆时七零八落，为集合队伍，小队长、中队长都带了发烟筒，着陆时根据身份发出彩色烟雾来引导集合。身上冒彩烟的人马上引来解放军机枪射手的注意和扫射，许多人被毙伤，这使地面伞兵花费了近一个小时才组织起来投入战斗。事实证明，伞兵飘在空中和刚着陆时最为脆弱，解放军正好抓住这一战机在反空降时占了先机。

国民党伞兵跳伞时，解放军在八尺门的水兵连也在分散之中，他们利用敌军着陆混乱迅速集合起队伍，抢占了渡口边300多年前抗倭时构筑的寨子作为临时工事。后林村的几十个民兵也在区委书记带动下集合，配合解放军坚守渡口。

国民党军伞兵收拢起来后，除伤亡者外还有300多人，人数和武器都占很大优势。他们占领了一处高地，以重机枪和迫击炮火力掩护发起几次冲击。战斗从早上5点多进行到接近上午9点，水兵连因火力弱和兵力不足退到渡口边继续阻击，赢得了这三个多小时的宝贵时间。9点之后，解放军第272团乘坐临时征用民间汽车赶到八尺门对岸，接着全营600多人突破敌火力拦阻全部登上东山岛。

看到解放军渡海部队到达，国民党伞兵退到后林村附近的高地上。解放军经过准备，在午后对高地发起总攻，勇猛杀上阵地后展开白刃格斗，手持冲锋枪的战士没有刺刀，打光了子弹便用铁锹拼杀。激战到下午3点，国民党军伞兵大部被击毙或俘虏，只有不足百人零散逃走，在这天夜晚找到了国民党军大部队会合。

1953年7月16日上午，解放军守岛部队主动放弃了东山县城，于8点左右退守全岛的制高点公云山、王爹山和牛犊山三个核心阵地。由于部队事先在山上构有坑道和土木工事，因而在国民党军猛烈的炮火和飞机轰炸下，能抵挡住数量10倍于己的敌军一昼夜猛攻。有的表面阵地被敌占领，部队就以志愿军在朝鲜进行坑道战的战例为榜样，退入坑道内进行战斗。其中公安80团2连依托一条长不到百米的坑道，在27小时内连续打退了国民党军49次冲击，最后的核心阵地一直未失守，一直坚持到半后夜增援部队大批到达。

守住公云山为核心的制高点，粉碎了八尺门降落的国民党伞兵，这就保证了增援部队能顺利上岛并控制有利地形，东山岛保卫战自此稳操胜券。

1953年7月16日傍晚，台湾的广播宣布已经“占领了东山岛”，并要庆祝“大捷”，其实战地指挥官胡琏已感到十分沮丧。他看到伞兵夺取渡口失败，解放军增援部队已经进岛，最后的希望是攻下公云山这个制高点，还有可能打败数量远少于自己的对方部队。尽管国民党军不擅长夜战，胡琏仍让部下发起一次次夜袭，结果一次次被公云山守军打了下来。

在八尺门渡口，因解放军靠有限的木船渡海，加上要躲避国民党飞机轰炸扫射，部队进岛速度不快。不过到17日凌晨，第31军第272团已全部上岛，第28军和第41军的先头部队也已经上岛，岛上兵力已达到5000人以上。当时福建军区首长的决心是，待2个师增援部队全部到达，兵力增至2万人而对敌占有优势后，再发起全面反击。当时岛上一些没有撤退的党政干部也指挥民兵，对国民党军不断采取袭击，这又扰乱得敌人时刻不安，有力支援了解放军作战。

1953年7月17日上午7点，胡琏得知解放军增援部队已大批上岛，为避免被歼急忙收缩兵力准备撤走。上午10点，解放军发现国民党军已动摇，尽管此时兵力只相当敌之一半略多，仍决定立即开始反击。中午前，解放军分三路投入攻击，国民党军以一部掩护，主力则开始登船。

此时解放军实施反击，除了兵力不足，头顶上还不断有敌机盘旋轰炸和扫射，国民党军的舰艇上的火炮也实施拦截。不过指战员们，以分散多路的方式避开敌优势火力，冲到敌前实施近战和肉搏。17日下午，解放军第41军增援部队攻下了虎山，接近了国民党主要登船地点湖尾滩，第28军和第31军增援部队夺取了接近海边的各制高点。不过，当时解放军没有海空军力量，还无法拦截国民党军撤退。至黄昏，解放军消灭了国民党军的少量掩护部队，胡琏率领其他部队从海路逃回金门。

据比较可靠的统计，在东山岛战斗中，解放军以伤亡、失踪1250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3379人 (其中毙伤2477人，俘虏842人) ，还击毁坦克2辆，击沉小型登陆艇3艘，击落飞机2架。台湾宣传机构当时吹嘘“完成任务成功转移”，后来其战史却基本讳谈此战。

在1955年至1956年间，蒋介石指定陆军“副总司令”胡琏邀集“国防大学”及实践学社教官若干人组成小组，研拟对闽粤“自力反击作战构想”，蒋介石也曾听取简报一二次，此为蒋介石反攻作战的开始策划阶段。

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顺利完成。大陆工农业生产都有大幅度提高，当时社会安定、民风良好。1957年3月12日，岸信介主持成立“日台合作委员会”；6月2日窜访台湾，与台湾当局发表联合声明，公然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

1957年5月至1958年4月间，蒋介石又令“国防部”遴选优秀军官30余人，以任务编组的方式编成“中兴计划室”，全部人员由“国防部”各厅局干部兼任，并由“参谋本部”常务次长曹永湘兼任主任。下设作战、后勤等处及若干作业组。后蒋介石又指示陈诚成立督导小组，专门听取该计划室简报。据时任该计划室处长的邢祖援回忆，该计划制订了详细的作战策略，包括一般战备、特种战备、登陆后作战及反攻时机假设等内容。

1958年4月至8月间，台当局又成立“联战演戏计划作业室”，该计划室基本全部接受“中兴计划”的人员与档案，仍属临时编组性质，由“副总参谋总长”余伯泉担任主任委员、蒋纬国担任秘书处主任。但是，该计划室的性质却完全不同，主要是制订与美军联合作战计划以“反攻大陆”。该计划对美军完全公开，更邀请其参与有关计划的讨论。在作业上，也参照美军联合两栖作战范式，来制订两军联合两栖登陆作战的程序。邢祖援认为：“此种作业一面具有教育性的意义，一面也转移美军的注意力，使其认为国军的反攻大陆计划，系以共军为假想敌的一种训练、测验之目的。”该计划并未有急迫的时间性，仅有二三次由余伯泉向蒋介石报告。

对于这一系列的“反攻计划”，蒋介石基本上只是应付附和，基本上是做做样子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反攻计划”。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是极机密的事情，不能让美国参与其中，尤其是在美国不支持其“反攻大陆”的情况下。因此，这些只是骗美国人而已，希望借此转移美国的注意力，并争取到大量的美援。

1960年1月，岸信介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新《日美安保条约》，2月，岸信介在国会明确表示，台湾属于条约中“远东条款”的防卫范围。

1959年至1961年，大陆又发生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由于中国历经数十年的战争洗礼，经济发展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加之解放后的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大陆政经形势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难当中。

1961年7月11日，蒋介石在南投县日月潭召见“参谋总长”彭孟缉及“副参谋总长”马纪壮时表示：“建设台湾为的是反攻大陆，否则我可以不干。当前革命形势对我有利，过去在台12年，虽有机会，但没有现在的形势有利，再不奋斗打回去，则决回不去了。”

蒋介石还分析到，“现苏俄与北韩（朝鲜）结军事同盟，南韩形势不稳定，东南亚寮国（台湾称老挝为“寮国”—编者注）与苏俄勾结，3个月内，东南亚一定有事，欧洲半年内也将有事。大陆灾情严重，社会很乱，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裂痕日大”。

“国光计划”主任朱元琮也认为，在1966年前后数年，应该是台湾反攻登陆的适当时机。在这样的考量下，为了真正研拟“反攻大陆”的相关作业程序，蒋介石开始思考启动最高机密—“国光计划”。

最高机密：“国光计划”启动

1961年4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县（今新北市）大埔小湾秘密成立临时任务性编组—“国光作业室”。蒋介石指派朱元琮将军兼任主任，并调集陆海空三军优秀作战军官31人、士官3人参与其中。

蒋介石对“国光计划室”寄予厚望。在该计划仅仅成立3周的时间里，即率领“参谋总长”、“三军总司令”视察大埔营区，并听取简报。

1964年底岸信介胞弟佐藤上台后，“台湾帮”势力日趋膨胀，成为日本政坛主导力量。佐藤上台伊始，便拒绝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入境参加日共代表大会。

1965年6月24日，在台湾左营桃子园外海进行了模拟登陆演习中，有多达5辆两栖登陆车被海浪打翻，数十人丧命。

1967年9月，佐藤访问台湾，在与蒋介石举行会谈时称，“这两三年是反攻大陆的绝好机会”。

1969年11月，佐藤与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日美联合声明》，在其中加入所谓的“台湾条款”，并大肆宣扬“台湾归属未定论”

在1961年至1972年的12年间，蒋介石共主持会谈听取简报97次。由于参与该计划的工作人员生活相对辛苦，为了安抚这些国民党军中的精英，国民党当局给予“国光计划”工作人员十分优厚的待遇。蒋介石在听取第二次简报后，便指示“参谋总长”彭孟缉每人每月发津贴2000元新台币。蒋介石对该计划室工作人员亦是十分礼遇，据朱元琮回忆，蒋介石对作业室工作人员“只有鼓励，从无指责，并以‘议事者身在事外，宜悉利害之情，任事者，身居其中，当忘利害之虑’相策勉”。

根据台“国防部”的军令，海陆空三军司令部分别成立光明作业室、陆光作业室和擎天作业室，以协助完成“国光计划”。而三军作业室也有相应的执行任务部队，并将任务加以细化，其中陆军包括“光华”、“成功”和“武汉”作业室，“光华”负责反攻第一阶段的登陆作战，包括建立滩头阵地和立足战区等，而“成功”侧重于第二阶段的建立攻势基地，主要负责华南战区，“武汉”则是专门负责特种作战；海军有启明、曙明和龙腾作业室，“启明”主要是指63特遣部队，“曙明”指64地面部队，而“龙腾”是指金门防卫部和95、71特遣队；空军有“九霄”、“大勇”等作业室，分别指空军作战部和空降兵作战部。

“国光计划”包含“敌前登陆、敌后特战、敌前袭击、乘势反攻、应援抗暴”等五类26项作战计划、214个参谋研究案。

据段玉衡将军回忆，由于美国力阻蒋介石“反攻大陆”，因此蒋介石提出，先持续三四天炮击，诱发炮战，蒋向世界宣布大陆向台湾挑衅，这便成为台湾发起“反攻大陆”的借口。然后，台空军开始反制作战，并在数日后展开登陆。蒋介石还声称，“美国协防条约中并没有规定不准我反攻”。此外，所有计划都详拟到师的任务层级。

“国光一号”计划分为三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是建立滩头阵地，主要是以两栖作战方式，动用一个陆战师，由舰至岸运动，在将军沃突袭登陆；

第二阶段是建立立足地区，根据后续部队的情况，计划动用8个步兵师，在30天内占领泉州至漳浦地区；

第三阶段是建立攻势基地，又分为3案指导进行，大体是攻取漳平、龙岩后，或攻南平，或梅州、兴宁、潮汕，或先攻取南平再攻梅州等地，预计共动用14-16个师，在登陆90天内完成。

同时，为了验证反攻计划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国民党军队也进行了数次兵棋推演和实兵演练，包括紧缩装载、快速下卸、商船舣装、渡海测验、空降多载演练等。在国民党军队逃台后，士兵的数量下降，精神状态不佳，加之美援的武器装备并不能很好磨合演练，因此在军演中常常出现车毁人亡的事件，其中以1965年的惨剧为甚。

保蒋困蒋：美力阻“国光计划”实施

上世纪50年代，美国虽然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在台湾驻有军事顾问团，美海军的航空母舰在台湾海峡游弋，给予台湾大量的军援装备物资，并协助训练国民党军队。但是，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坚决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认为国民党反攻大陆不仅不可能成功，反而可能因此丧失台湾这块基地。

因此，驻台美军和情报人员极尽所能地搜集相关的情报，希望发现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的蛛丝马迹，并加以阻止。据朱元琮将军回忆，美国也曾风闻蒋介石的“国光计划”，并暗中进行侦探。

在1951年的8月9日，美顾问团的成员不顾台宪兵的阻止，硬闯属“国光计划室”中位于三峡阳明营区的“成功计划室”查看，并派直升机飞抵上空进行盘旋侦察。同时，美在台湾海峡的巡逻舰只，密切跟踪台湾外岛的补运船只，而陆战队的美籍顾问还每周清点两栖登陆车的数量。

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记者会中公开表示，台湾如果“反攻大陆”，需提前与美国协商。

而据驻金门的王多年司令官在1965年1月4日报告，美国务院在金门派驻一个707小组，直接与美国务院保持联络，如台有“反攻大陆”的动作，美国务院便采取阻挠行动。在同年进行的“腾海二号”演习中，台一个陆战师在澎湖登陆，美顾问团连忙派29人赶到港口及演习地点进行仔细观看，而且派5人随同国民党军舰查看。

为了掩盖“国光计划”，蒋介石指派余伯泉主持台美联合“反攻大陆”的“巨光计划”。朱元琮认为，也是为了争取美国更多的军援，“巨光计划”提出如二战中诺曼底登陆般庞大的反攻计划，“提出的战备需求实在惊人”。当然，仅仅是演戏的“巨光计划”自然不可能有任何的结果，蒋介石对此也仅是听听而已，不曾有任何的“指示”，“那只是纸上谈兵罢了”。

海战大败：“反攻计划”搁浅

在“国光计划室”成立之初，蒋介石曾下令在三个月内完成所有反攻作战的一切计划与战备整备。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反攻大陆”的行动被一拖再拖。直至1965年夏，年近八旬的蒋介石终于拍板定案，决定“反攻大陆”。

1965年6月17日，蒋介石在陆军军官学校召开名为“官校历史检讨会”的中层以上干部会议，正式决定进行“反攻大陆”。据称，当时所有军官都留有遗嘱，以示死战之决心。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国民党军队在“八六海战”及乌丘海战中惨败，准备长达五六年的“国光计划”在即将出生前流产。

1965年8月5日下午5点钟，台湾当局为探测美国和大陆的态度和战力，国民党军队由左营秘密派出“章江”和“剑门”号（刚从美国接回四五个月，性能良好）两艘舰艇，运送十几位特战人员到汕头外海的东山岛，进行侦察和破坏活动，在任务完成后再将其秘密接回。为了凸显对此次行动的重视，国民党将其命名为“海啸一号”，特别成立了以海军“副总司令”冯启聪中将为首的5人督导小组，并进驻左营进行督导作战，而战术指挥也是史无前例地由将级军官胡嘉恒少将担任。该计划除呈报台“国防部”外，还将其专送陆军总司令部、空军总司令部以及驻基隆的海军62部队。为了欺骗大陆的雷达系统，这两艘舰艇先是绕道到香港外海，然后再向北行驶，让大陆以为是香港的商船。

然而，国民党军队的这一系列举动早被大陆的情报人员和雷达侦知，并将其锁定。1965年8月6日凌晨，“章江”和“剑门”号进入解放军的埋伏圈，两军随即发生海战。在人民海军的猛烈攻击下，“章江”和“剑门”号先后中弹沉没，舰上近200官兵丧生，“剑门”号舰长王韫山被解放军俘获。而闻讯赶来营救的国民党空军和舰艇到达时，见到的只有两舰漂浮的碎片和油污。这就是著名的“八六海战”。蒋介石闻讯之后大发雷霆。蒋介石“八六海战”的伤口尚未抚平，“乌丘海战”的大败又接踵而至。

1965年11月14日，国民党运送补给的舰艇被解放军伏击，国民党“永”字号炮舰被击沉。至此，国民党海军受到解放军的重创，海上优势荡然无存。而这两次海战对蒋介石的打击也是致命的，年迈的蒋介石再也没有“反攻大陆”的信心和勇气，开始逐步放弃“自力主动反攻”战略，开始调整为“攻守兼备”、“待机反共”的策略。

在这样的情势下，“国光计划”也开始慢慢淡出蒋介石的视野。

1966年2月，“国光作业室”更名为作战计划室，改由作战次长督导，编制仍为四处一室，但将原属联五的“巨光作业室”改编为作战计划室的第二处，将原来第二处敌后作战业务并入第一处，而原业务管制则移入第四处，工作人员额定军官48人，士官3人，但副主任减为3位。

1967年10月20日，为配合台“国防部”的精简政策，该机构工作人员减至36人。1967年12月1日，为加强保密工作，减少参与攻势计划的作业人员，“国光计划室”大幅缩减下级单位人员编制，由原来的207人缩减为105人。蒋介石听取简报的次数也大为缩减，1970年以后，蒋介石再未听取过汇报。

1972年7月20日，“国光作业室”被彻底裁撤，并入台作战次长室，存在长达十几年的“国光计划”亦被束之高阁。

高龄99岁的朱元琮曾任当年“国光计划”作业室主任，是“国光计划”的实际操盘者。由于“国光计划”被列为“绝对机密”，退役后朱元琮仍鲜少对外提及，平常也谢绝采访，深居简出。

1960年台军阅兵，朱元琮是“总指挥”，蒋介石看完军容装备后，觉得很不错，所以1961年，朱元琮便奉派至台北县三峡山区成立“国光计划”作业室，筹谋反攻大陆。

“那时老先生(蒋介石)一、二个礼拜就来一次，都是晚上”，朱元琮说，蒋介石每次来，都带着三军“总司令”及“参谋总长”，大家把拟定的计划逐一面报，蒋介石会询问三军“总司令”的意见，没有反对就定案，继续做下去。

“我们不是闭门造车”，朱元琮说，某次兵棋推演，陆军在登陆地点上模拟了很多障碍，“我就把当时的空照图拿出来，跟蒋介石报告，现在大陆那边没有障碍了。”朱元琮回忆，大家那时真是信心满满，还有“三年准备、五年反攻、十年成功”的口号，“我们野心真的很大”。

朱元琮透露，反攻的登陆地点，选定在厦门和龙溪，“是老先生挑的”；重点在厦门，因为“厦门不开放就没办法”。“老先生有生之年，就是要统一中国”，九十七岁高龄的朱元琮说，蒋介石死前，仍一心念着反攻大陆；“他常说：我把你们带出来，就要把你们带回去”。苦心计划十一年，最终没有完成，朱元琮惆怅地说，“是真的很遗憾”。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蒋介石仍图反攻大陆，于1961年4月1日，在台北县（今新北市）三峡山区设置“国光作业室”，由朱元琮担任主任，研拟“三军”联合反攻作战计划。

10年间，“国光计划”作业室提出5类26项作战计划，214个参谋研究案；计划都详拟到“师”的任务层级，前后向蒋介石提报97次。

1963年5月2日，蒋介石指示参谋研拟如何炮击大陆3、4天，诱发大陆炮战，再向世界宣布“大陆挑衅”，作为行动借口；但5月30日台军方参谋提出“难以执行”的看法，蒋介石几经考虑，采纳参谋意见。

“国光计划”在1965年达最高潮。1965年6月17日，蒋介石在陆军官校召集军队基层干部，以“官校历史检讨会”名义精神讲话，预备发动反攻；所有干部都预留遗嘱，台军方选择最适合登陆战发起的D日，打算趁涨潮一举抢滩。

1965年6月24日，“国光计划”在左营桃子园外海模拟登陆演习，造成五辆两栖登陆车被海浪打翻，数十人殉职，“国光计划”由盛转衰。同年的“八六海战”和“乌丘海战”，台海军接连惨败，让蒋介石逐渐死心；反攻梦醒，“国光计划”规模逐年缩减。

在后勤补给不足，美方持续施压反对下，1972年7月20日，“国光计划”作业室并入台作战次长室，“国光计划”正式终止，束之高阁，列为绝密档案。

华而不实：“国光计划”注定失败

虽然台当局将“国光计划”形容为“最完备的反攻准备”，但是仔细检视该计划，似乎并不是国民党形容的那样完美，其中很多的因子注定了“国光计划”不可能成功。

第一，两岸实力的差距的程度决定了国民党“反攻大陆”不能成功。当时台湾只能支持初期登陆作战，登陆作战后便要以战养战，即以3个月的准备，打6个月的仗。朱元琮认为，这“实难做到”。

第二，“国光计划”的保而不密致使大陆对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了如指掌。虽然国民党当局将“国光计划”列为最高机密，但是，据前“海军司令”叶昌桐回忆，当时一位负责保密防护的官员告诉他，才刚刚开完会简报的案子，第二天中国大陆就透过广播公开。叶昌桐也认为，泄密到这种程度，登陆军上岸形同瓮中之鳖，根本不能打。而著名的黑猫中队在飞赴大陆上空进行侦察任务时，竟然能听到飞行员的父亲喊话的声音广播。

第三，国民党对美援的过度依赖严重掣肘该计划的实施。时任“光明作业室”主任的王河肃承认，“若无美国的武器装备和经济支援，以当时台湾的能力与大陆对抗，其成功率为几，不难获知”。而时任“启明作业室”主任的吴文义少将指出，“在作业期间最感困难的事，是计划所用兵力后，支援作战的能力感到不足”。在突击登陆时，所需的登陆小艇如LCVP、LCM及登陆运输车LVT-4等多数不能满足突击登陆需要，而美国为了阻止蒋介石“反攻大陆”，刻意不向台当局提供这些装备。

半个多世纪的烽火硝烟已经一扫而过。回首两岸历史，深感和平的宝贵和时间的轮回。当前，两岸关系已经迈入和平发展的轨道，两岸理应珍惜和平发展的美好机遇，通过建立政治互信、加强交流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