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色龙》是俄国作家契诃夫1884年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

巡逻中的督警奥楚蔑洛夫和随从穿过集市广场时，忽然听见有人在尖声大喊，于是他们朝喧闹的人群走去。原来，金银匠赫留金想用烟蒂去烫一只无家的小狗的鼻子，却被小狗咬了手指。见来了督警，于是便向他告状。一开始，督警奥楚蔑洛夫很是公正和严厉，“好的……是谁家的狗？我不会袖手不管。”大声斥骂养狗的人，并要把小狗处死；当听到有人说这好像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狗时，他立即改变态度，“莫非它够得着你的手指头？它一点点大，你却是个彪形大汉！”并警告赫留金不要玩花样，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时，他的随从说，好像这不是将军家的狗．他又开始“复色”，说“这样的小贱种，怎么会是将军养的”，说是该对“它进行惩罚的时候了。但又有人说好像在将军家看到这条狗时，他又说：“赫留金你这个笨蛋，都是你自己惹的祸！”他一变再变，当最后从将军家厨师口中得知这是将军哥哥的狗时，他马上大声赞扬小狗是“灵巧的”，“张嘴就咬了这家伙的小指头”。处置完“事件”，他对赫留金说：“我还会来收拾你的！”又继续巡逻了。

《变色龙》作于1884年，作品发表前，正是在俄国民意党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1881）之后，亚历山大三世一上台，在竭力强化警察统治的同时，也搞了一些掩人耳目的法令，给残暴的专制主义蒙上一层面纱。1880年成立的治安最高委员会头目洛雷斯·麦里可夫后来当上了内务大臣，这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人民称他为“狼嘴狐尾”。这时的警察再不是果戈理时代随意用拳头揍人的警棍了，而是打着遵守法令的官腔，干着献媚邀功的勾当。契诃夫刻画的警官奥楚蔑洛夫正是沙皇专制警察统治的化身。因此，这篇作品讽刺、揭露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孤立的警察，是那个崇拜官爵的俄国社会，是那个穷凶极恶的沙皇专制主义。

奥楚蔑洛夫的性格特征是对上诌媚，对下欺压。但他却要装出一副正义、公允的面孔，总想以美遮丑，因此往往丑态百出，令人发笑。契诃夫为了彻底剥下他的假面具，采用对比的方法，对他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奥楚蔑洛夫对“将军”一家的谄媚和对“金饰匠”赫留金的蛮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种对比又是通过对一条小狗的褒贬来体现的。奥楚蔑洛夫为了取悦自己的主子，竟然连利用一条狗的机会都不肯放过，足见他的灵魂是多么的龌龊。

从他对下属、对百姓的语言中表现他的专横跋扈、作威作福；从他与达官贵人有关的人，甚至狗的语言中暴露他的阿谀奉承、卑劣无耻；从他污秽的谩骂随口喷出来揭开他貌若威严公正里面的粗俗无聊。同时，作者故意很少写他的外貌神态，令人可以想象：此人在说出这一连串令人难以启齿的语言时，竟然是脸不变色心不跳的常态，由此更突出了这一人物丑恶的嘴脸、卑劣的灵魂。

奥楚蔑洛夫在短短的几分钟内，经历了五次变化。见风使舵，阿谀奉承是奥楚蔑洛夫的基本特征。契诃夫以善于适应周围物体的颜色，很快地改变肤色的“变色龙”作比喻，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他巧妙的用五次“变色”，无情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和彻底的揭穿了奥楚蔑洛夫在庄严公职掩盖下的丑恶嘴脸：如果狗主是普通百姓，那么他严惩小狗，株连狗主，中饱私囊；如果狗主是将军或将军哥哥，那么他奉承拍马，邀赏请功，威吓百姓。他的谄媚权责、欺压百姓的反动本性是永远不变的。因此，当他不断的自我否定时，他都那么自然而迅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赫留金是俄国沙皇统治下的一个小市民形象，他是小说里那“一群人”的典型代表，当狗咬人了，那一群人“仿佛一下子从地底下钻出来”，他们把生活里的琐事当作唯一的意义；当赫留金的诉讼最终被判定为失败时，他们“哈哈大笑”，毫无同情心。从本质上看，这些性格特征又是小人物在那个社会环境下追求生存的手段，是和“变色龙”奥楚蔑洛夫的“变”相同的。

那“一群人”和鲁迅小说里的看客一样，蕴含了作者的无奈、悲哀、批判。所以，如果说奥楚蔑洛夫的形象是鲜明的，那么赫留金的形象则是深刻的。

叶尔德林相对于奥楚蔑洛夫，叶尔德林是个次要角色，他除了端醋栗、帮警官脱大衣、穿大衣三个动作、以及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四句话外，不再有其他描写。然而正如契诃夫所说：“简练是天才的姐妹。”叶尔德林这个次要角色并不是作品中可有可无的人物，相反，这个代表着社会生活中某一阶层、某类心态、某种命运的类型性典型，不仅展现了契诃夫小说的艺术造诣，也深化了全篇的主题。

在小说中，叶尔德林虽然只有四句话的正面描写，但却促成了奥楚蔑洛夫的两次“变色”，推动了情节的戏剧性变化。更主要的是，以叶尔德林的麻木愚钝、怯懦卑微反衬奥楚蔑洛夫式的官僚警察，不仅对人民大众颐指气使，而且对一切比他地位低、官阶小的人都官气十足。这不但强化了奥楚蔑洛夫性格的深刻性，更深化了对官僚警察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如果说奥楚蔑洛夫身上充分体现了奴性和官气的对立统一，那么叶尔德林三个动作和四句话表现的，只有奴性。他是警察却非官僚警察，经常出入达官贵人府宅，却永远只是逆来顺受的奴才和不会抗辩的听差。在奥楚蔑洛夫身边没尊严，在人民大众面前也无威风，他代表的正是底层“小人物”在那个时代的窘迫境遇。

作家在小说里也含蓄地点出了“观众”的局限。他们也是一些庸俗的小市民，具有愚昧、软弱、迎合强者，随风倒的特点。

小猎狗在文中起到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更是利用了一种最平常的动物进行描写。

1、平台作用：

契诃夫的《变色龙》描写的是警官奥楚蔑洛夫审理狗咬人的事。小说中的小猎狗无疑就是这起事件的肇事者。狗咬人算不上什么新闻，但作家正是通过这样一件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小事，来表现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即揭露沙俄专制统治下的警察制度的反动与虚伪。正是由于小猎狗的咬人，才给警官创造了一个审案的机会；才给警官的摇唇鼓舌，见风使舵，出尔反尔，趋炎附势，欺下媚上的丑陋卑劣的表演搭建了自我表现，自我暴露，自我塑造的平台；才将警官与社会底层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暴露无遗。

2、导演作用：

《变色龙》独具匠心，巧妙至极的构思，与小猎狗这一角色的设置至关重要。警官审案，当时难以认定的是这一只小猎狗的身份，而周围的人也只能是拿不定的推测。也就是说对小猎狗的身份具有暂时不确定性。正是由于对小猎狗身份的反复推测，才造成了警官在审案时对小猎狗的观点和态度发生反复变化。如果小猎狗能够像鹦鹉学舌那样直接说出自己的主人来，即使警官具有魔术般的善变本领，那他无论如何也变色不成。妙就妙在这只小猎狗只会咬人而不能开口说话，它到底是谁家的狗，其身份只能由旁人去猜断。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小猎狗实际上是在借旁人之口舌在无声地导演着警官的变色“表演”。正是在小猎狗这位身份暂时不明的“导演”的导演下，小说的故事情节才得戏剧性的发展，警官的人物性格才得以层层展现，警官的变色龙形象才跃然纸上，历历在目，从而小说的主题才得以巧妙的揭示出来。

3、映衬作用：

在审案的过程中，一只小小的猎狗竟然使得身为警官的奥楚蔑洛夫忽时身冒虚汗，忽时又心生寒气。并非小猎狗具有神奇的特异生理功能，而是由于其身后蹲伏着一只更大的猎狗──席加洛夫将军。警官对于他们只有敬畏的份，只有死死地维护他们的利益，而对于这样一只小猎狗理所当然也只有加备保护了。罚狗欺了主的傻事，警官是断然不会枉为也不敢为之的。就这点而言，警官实际上就是一只奴性十足而又十分可怜的狗。再说，警官混迹于复杂而又混浊的社会环境之中，他为了求得生存的权利和空间，也不得不以丧失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来换取苟且生存的一方空间。所以在审案过程中，他只得见“狗”行事，完全站在小猎狗的立场上为之辩护，替狗主持狗道，地地道道地成为了一只沙俄专制统治阶级豢养的忠实走狗。狗审狗案，狗狗相护，其结果当然是狗胜人败，不足为怪。警官和小猎狗分别担任狗案中的主审和被审的角色，共同表演了一场滑稽闹剧，可谓二狗同台，相映成趣。

态度变化：

第一次判定（6—8段）：弄死狗，罚狗的主人。 作出判定的根据不知是“谁家的狗”。

第二次判定（9—13段）：狗是无辜的；原告是“敲竹杠”。 作出判定的根据——有人说“这好像”是“将军家的狗”。

第三次判定（14—17段）：狗是“下贱胚子”;“原告”是受了害,要教训狗的主人。 作出判定的根据—巡警说“这不是将军家里的狗”。

第四次判定是（18—20段）：称是娇贵的动物，用自己的名义派人把狗送到将军家去；“原告”受斥责。 作出判定的根据—有人说：“没错儿，将军家的狗！”

第五次判定（21—23段）：“这是条野狗”，“弄死算了”。 作出判定的根据—将军家的厨师说“我们那儿从来没有这样的狗”。

第六次判定（24—27段）：小狗“怪伶俐的”，咬人咬得好，“好一条小狗”。 作出判定的根据—厨师说“这是将军哥哥家的狗”。

奥楚蔑洛夫在短短的几分钟内，经历了五次变化，而对狗的称呼及态度就变了整整六次。善变是奥楚蔑洛夫的性格特征。作品以善于适应周围物体的颜色，很快地改变肤色的“变色龙”作比喻，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果狗主是普通百姓，那么他严惩小狗，株连狗主，中饱私囊；如果狗主是将军或将军哥哥，那么他奉承拍马，邀赏请功，威吓百姓。他的谄媚权贵、欺压百姓的反动本性是永远不变的。因此，当他不断的自我否定时，他都那么自然而迅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变色龙”——奥楚蔑洛夫已经成为一个代名词。人们经常用“变色龙”这个代名词，来讽刺那些常常在相互对立的观点间变来变去的反动阶级代表人物。对他们说来，毫无信义原则可言。万物皆备于我，一切为我所用。

《变色龙》是契诃夫的许多短篇小说中脍炙人口的一篇。它没有风花雪月的景物描写，也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安排，作家在描述一个警官偶然审理一件人被狗咬的案情中，只用寥寥几笔，就极其简练、锋利地为我们勾勒出一个灵魂丑恶，面目可憎的沙皇走狗——警官奥楚蔑洛夫的形象，寄寓着一个发人深思的主题。

契诃夫所创造的奥楚蔑洛夫这个典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出当时俄国“警察国家”的黑暗与反动。但契诃夫对这种现象不是直接采取忿怒的揭发和深刻的批判，而是运用幽默和讽刺的卓越艺术技巧，揭露了这个封建专制国家在华丽庄严掩盖下的丑恶与卑劣。

小说运用社会环境描写。烘托了冷清、凄凉、人情冷漠、势利的社会氛围，这正是军警宪兵当道的沙皇统治的真实写照。多次运用细节描写，形象具体地凸现了警察奥楚蔑洛夫的性格特征。揭露了沙皇统治的社会黑暗。本文最突出的特点是对话描写。它通过个性化的语言，鲜明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具有十分强烈的讽刺效果。

《变色龙》中的对话描写，以奥楚蔑洛夫为中心，可以分为五组：奥楚蔑洛夫与赫留金的对话描写，奥楚蔑洛夫与围观群众的对话描写，奥楚蔑洛夫与助手的对话描写，奥楚蔑洛夫与将军家厨师普洛柯尔的对话描写，奥楚蔑洛夫与小猎狗的对话描写。契诃夫通过这五组对话描写，一方面起到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充分展示了《变色龙》中涉及到的人物的性格，揭示了奥楚蔑洛夫及周围众人的心理。奥楚蔑洛夫对不同的说话对象采取不同的态度，其对话内容有时是渐变的，有时却是突变的；对人如此，对狗亦如此。渐变时靠“脱加”或“穿大衣”的动作过渡，突变时干脆、果断，直接用语言和面部表情显现。

比如，普洛柯尔说：“瞎猜，我们哪儿来这样的狗！”奥楚蔑洛夫马上就从骂赫留金、称猎狗是“娇贵的动物”中来了个急转弯，他讲“那就用不着白费再上那儿去问了”，“这是条野狗”，“弄死它算了”。精彩的是奥楚蔑洛夫与小猎狗的对话描写，既写他对小猎狗的赞美之情，又写他对小猎狗的谄媚之态，因为小猎狗的主人是“贵人”，谄媚到肉麻。作者在不露痕迹、不动声色的自然对话描写中，充分表现了对奥楚蔑洛夫的嘲讽与批判，既批判他对市民的“无礼”，又写他对达官的“献媚”，充分展现了契诃夫高超的写作水平和爱憎鲜明的态度。

作者在文中中四次写了奥楚蔑洛夫的大衣，通过对“脱大衣”与“穿大衣”的细节描写，揭示其诚惶诚恐的心态。他面对将军家的狗，如同面对将军，惟恐照顾不周，殷勤不够；衣服成了他出尔反尔的遮掩之物，是他“变色”的最好工具。面对小百姓时，奥楚蔑洛夫的大衣似乎威风八面、作威作福的象征，穿着这大衣，就有了借助的权力，可以对小百姓凶横霸道；对位高权重者奥楚蔑洛夫的大衣又成了权力的卫道士，极力袒护那些位高权重者。契诃夫通过“大衣”细节的设置，出神入画的刻画了奥楚蔑洛夫的内心。

契诃夫写奥楚蔑洛夫的语言明了了他对人物性格的深刻，所以他描写人物的语言完全是个性化的，充分体现了“变色龙”的个性。奥楚蔑洛夫的语言多变。有骂人语言，如“猪崽子“、“你这混蛋”、“你们这些鬼东西”等。有训问语言，如“这儿到底出了什么事？”谁在嚷？”你在这儿干什么？”等，这些审问似的语言往往连用，让奥楚蔑洛夫的身份与性格得到充分展示。命令的语言，如“把手放下来！”“马上去办，别拖！”“把狗带到将军家里去，问问清楚。就说这狗是我找着，叫人送上的”等。有恐吓语言，如“我要好好地教训他一顿”。

这些语言可以揭示出他官架子施官腔的特点，也表现他庸俗、空虚的心灵。奥楚蔑洛夫的语言又是多变的，对不同的对象可以说不同的话；对同一对象说不同的话，语言明快，其随心所欲、见风使舵的技巧可说是纯熟无比，显示出官场“老油子”的心态，更表现出他是沙皇忠实走狗。

《变色龙》是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代表作，“变色龙”已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该作已被收入中国初中语文课本。

2018年，为纪念剧作家契诃夫逝世114周年，由童道明编剧作品的《契诃夫四则》剧本朗读演出在蓬蒿剧场上演，分别由《在别墅里》《变色龙》《欣喜》《歌女》四段契诃夫短篇小说改编而成。

木偶剧《变色龙》是中国木偶皮影紧缺人才培养计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资助项目，以及上海戏剧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项目，该剧改编自契诃夫《变色龙》。

契诃夫（1860—1904），俄国作家、剧作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1879年进入莫斯科医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他的主要作品有：《胜利者》（1883）、《变色龙》（1884）、《草原》（1888）、《没意思的故事》（1889）、《库页岛》（1893-1894）、《在流放中》（1892）、《第六病室》（1892）。后来，他由开始创作戏剧，如《结婚》（1890）、《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伊凡诺夫》（1887-1889）、《樱桃园》（1903-1904）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