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主体，文化领域术语，又称为叙述者，是指叙事作品“陈述行为的主体”。

①叙述者讲述故事会用不同的方式，这些不同的方式在叙述学上被称为叙述声音，它是记者出现在通讯叙事文本中的标志。 　根据叙述声音的强弱可以把叙述者分为不同的种类。美国叙事学者查特曼把叙述者分为三类：缺席的叙述者、隐蔽的叙述者和公开的叙述者，他们的声音在文本中的强弱不同。缺席的叙述者和隐蔽的叙述者几乎是不带任何痕迹地存在于叙事文本当中，这两类叙述者在通讯中是非常少见的。而在通讯当中，记者一般情况下是以公开的叙述者身份出现的，只是他讲述的声音强弱不同。

所谓公开的叙述者是指我们能够在文本中听到清晰的叙述声音。②公开的叙述者的声音分为三类，即描写、概述和评论，但是这三者声音的强弱程度也是不同的，以评论最重。描写和概述可以很好地隐藏叙述者的观点，只有评论是叙述者观点的流露。

“有一天我走在城市里面，想着我到底是谁，突然一辆卡车开过来，把我撞死了。”这段话突然让我产生了一种怪异的感觉，好象在白色的东西里，白色自己打了结，然后一些东西悄悄滑落在空间内部，不见了。是的，又是我喜欢的白色。在这段话里有几个层层嵌套的结构，一，我不知道我是谁，那别人是否知道我是谁，即使别人知道我究竟是谁，那我对自己的否定就使认同产生了错位。 这里假设一个框架：别人ABC， 认为我是D，我也认为我是D，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闭合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一切事物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运转，但稳定不等于正确。若ABC认为我是D，而我却认为我自己是F；或者A认为我是F ，BC认为我是D，于是就产生了表意上的错乱，在“我”的认同上产生了分歧，“我”成了一个虚无的，漂浮的本体，至少在表达上可以产生一些可能排列的歧义。但是，也存在自己认同上的“自杀”情况，ABC 认为我是D，而我自己却认为我自己是F， 于是这就产生了一个分层结构，在外部对我的认同上，意义可以安稳的运转。而我在内部却产生了否定，产生了能指与所指的脱离。两个层面的符号都可以安稳运转。 但自我否定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自我从哪里来，否定的动作本来就依据一定的主体，而事实上，在“否定”这个动作发生时，主体也已经因为“否定”的存在而消解了，于是就存在了一个单纯的没有来源也没有去处的“否定”的动作。所以我想，是不是存在一个纯的动作，动作本身的发生就产生了一个自我嵌套的空间，内层和外层之间有一个通道，而这个通道的存在本身也是值得怀疑的。所以这里引出，一列卡车过来，把我撞死了，这里同时又产生了新一层的混乱。意味着对本身已经被否定的东西的否定，内层的否定是一个本身自我否定的结构，而外层的否定制止了内层否定的矛盾。如果原本世界是一个平面，那么内层的否定冲突则在平面上形成一定的纵深结构，而外层的否定则使这种纵深结构回归一个平面。但这平面已经不是原来的平面，也就是说，这个虚假的平面内还有一些可以冲出平面外的因素。但是一些都因为外层的否定，将所有的矛盾压到了平面的深处。所有的东西都被打包扔到一个虚拟的空间内。但是更有意思的是，是这句话本身的叙述者，究竟位于空间的哪一个部分。显然，这个叙述者显然不等于被叙述的主体，他与被叙述者是一个交叉重叠的关系。两重矛盾之外的叙述者支撑了这段叙述本身的可能，使这种叙述结构其不至于自我塌陷。然而在前半段叙述中“我在一个城市里面，想着我是谁。”其中第二个“我”显然处于最内层矛盾中，但是我们发现，第一个“我”的位置无法安放，它显然不等于最外层的叙述者，也不可能等于最内层矛盾的“我”，在这里，第一个“我”退化成一种叙述的机器，叙述的工具，一个空白的语气词。它与最外层的叙述者保持最大程度的暧昧，却通过叙述本身与最外层的叙述者保持了一段叙述的距离，它们终究无法融合。至于“把我撞死了”中的“我”，在语义上基本可以等于之前的“我”，但卡车的出现显然使这个“我”的意义处于一种危险之中，它的意义处于矛盾解决与未解决两个层面之间，在最内层矛盾与外层矛盾之间，比最内层的矛盾多了一些悬浮的意义。以前我从未注意文本在叙述主体上可以做文章，故事由谁来叙述，不仅仅单纯是视角的问题。视角的问题或许更大程度上在于对一个物体用摄影机四面八方扫射，关注的是扫射的角度和方式，而主体似乎更多是关注了摄影机本身，在摄影机上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