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史指历史编纂中通常采用客观描述的方式，而非以分析为主的历史研究，它既不构成一种史学学科分支，也不能说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而是指那些采用叙述的文体写成的历史著作的集合，或说是一种由叙事风格史书结合而成的写史传统。
一般说来，传统史学作品都是叙述史，比如中国古代的《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虽然各为编年体、纪传体、通鉴体，甚至还有
纪事本末体，但都体现了纪事、记叙的特点；而西方从希罗多德的《历史》、普鲁塔克的《传记集》，到吉本的《
罗马帝国衰亡史》，甚而到兰克的《教皇史》，无论写作时代如何不同，但也都是采用记叙的写法。直到今天史学界大力倡导研究的分析手法时，叙述史或记叙体历史作品仍在国内外史学界占据很大比重。在近代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之前，史学主要记录下以前的各种事实，然后把它们叙述出来，或按时间顺序，或按特定分类，历史著述的任务就算基本完成了。
象司马迁那样通过“太史公曰”的形式对所叙史实略加评述的，在“二十四史”中并不多见，而这些评述与叙述部分相比也只占极小部分。这显然是与古代史家讲究“信史”、忠实记录、秉笔直书的原则有关的；史家不能在史书中对历史妄加品评，便促成了传统史学的叙述特征。但是，由于传统史学基本都是叙述史，也就没有单独区分出叙述史的必要。只是到近代之后，德国的兰克学派虽然力主史学可以成为一门科学，但除了史料批判方法和职业史学家训练方法的科学化以外，由于他们仍倡导据事直书，所以仍恪守写史的描述手法，叙述史才成为兰克学派编史传统的同义语（参见“兰克学派”条）。
新史学家们对编史仅停留在客观描述，而不对历史表象的深层进行分析、不探讨历史发展的长期趋势和规律、不对各种不同历史进行异同分析深表不满，于是社会史、计量史学、心理史学、比较史学均作为叙述史的对立面应运而生，叙述史从此遭到冷落。对那些仍然拥有大量读者的叙事式历史著作，杰·巴勒克拉夫认为是一种向科学历史学变革的阻碍。但是，由于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以及数量方法等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历史学中有血有肉的人和事消失了，到处是干巴巴的公式和没有生命的结构，历史书只是给专家中的专家看的，大量读者被抛在了一边。特别是当史学家意识到史学研究中的主体因素无论如何不可避免之时，就更没有理由完全取消史著中的文学艺术性因素，况且以牺牲可读性为代价并不见得能换来更大的精确性、科学性。在这种情况下，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出现了“叙述史的复兴”。但这并不是向传统史学的简单回归，而是把叙事体、可读性与科学分析和理论概括相结合，这构成了近 10 余年来世界史学发展新方向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