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世界的政治》M.I.芬利创作的政治学著作，是他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所做的讲座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主要讨论了古代世界的国家、阶级与权力的关系，对政治上的一些重要问题也进行了处理。

在《古代世界的政治》中，芬利讨论了古代城邦政治的特点。与他讨论奴隶制的著作相同，他把政治置于社会发展的环境中。他强调城邦初期的内部斗争主要在穷人与富人之间展开，财富在古代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分析了罗马与雅典在政治制度、民众参与上的异同，指出古代政治缺少大众传播媒介，政治权力基于个人能力和财力而非所任官职的特点。他广泛运用政治学的方法，并且总是把古代政治与近代政治相对照，虽然他并未明确地这样申明。

他对某些问题的分析，如古代的政治参与、政治意识、领袖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等，无疑具有独到之处。

在1983年出版的《古代世界的政治》中，芬利重申了他关于雅典城邦乃面对面社会的观点。“这些普通公民，那些有文化的、以及那些从专业角度看没有文化的公民，远比历史学家通常认为的有文化得多（在非教育学的意义上）。这些共同体是相对（常常是绝对）小的‘面对面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从孩提时代起就与公共生活建立了连续接触，因此，考虑到农民、手工业者和店主享有的政治权利的规模，在成长过程中。政治教育的成分比此前和此后的任何社会都要大。

”古代的言论自由，相应地不是讨论任何思想的自由，而是在公共场合说话的自由，是参加集体决策讨论的自由。对于那些发表某些不受欢迎的、或者人们难以接受的观点的人，最有效的办法是放逐或者从人身上加以消灭，这就很好地解释了雅典人实行陶片放逐法、审判并处死苏格拉底的问题。议事会、公民大会、陪审法庭等机构在政治参与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正应以此来理解。议事会不是代表机构，“雅典人遵循的不是代表原则，而是轮换原则，所以进一步强化了公民大会的直接民主”，由于议事会由500人组成，且抽签选举，极少连任，“在任何一个十年中，30岁以上的公民中，大约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曾出任议事会议员，（原则上）服务一整年，而且在该年十分之一的时间里作为所谓的主席团全面履行职责”。此外，每年有数千人会获得审理诉讼的经历，另有成百上千的官员，外加出席公民大会参与辩论和投票，雅典人应当非常了解国家事务，其程度，也许要超过今天许多所谓有教养的公民。所以，在雅典人那里，不存在所谓的政治冷淡问题。

以面对面的社会为理论基础，芬利对有关雅典人民领袖的看法进行了清理：他从雅典民主政治的内部运作机制、特别是雅典公民大会的权力、组成、议事程序和决议的通过等方面论证，人民领袖的存在、内部的派别之争，并作雅典民主制度的痼疾，恰恰是该制度得以运转的保证，是它的基本特征，每次出席公民大会的成分可能会有波动，而所有的问题，又都需要在当天的会议中作出决定，“因此，我们不仅要考虑到空间的有限，还要考虑时问有限所产生的握力，特别是对领袖（或者未来的领袖）产生的压力”。有时虽然听众的成分没有变化，但是出席者的情绪可能会发生戏剧性的改变。

“在这样一个由数千听众组成的户外集会上所进行的赢得投票的辩论，意味着演说，而且是在该词严格的意义上。因此，将雅典的政治领袖称为‘演说家’是完全准确的。”同时，无论是听众还是演说家都知道，当天必须进行表决，而且做出决议，所以“每次演说，每次论证，都必须努力说服现场的听众”。雅典的“领袖们没有任何喘息时间，因为他们的影响只能靠争取，而且是直接地、立刻地行使，这是不同于代表制民主的直接民主一个必然的后果：他们需要亲自领导，他们还必须承受来自反对派的正面攻击。比这更严重的，是他们孤独地行动着。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助手，政治家们也会相互结盟。

但是，这些本质上都是人际联系，经常改变，在通过某一个甚至一系列具体决议时有效，但缺少由政党和官僚支持所具有的支撑或者引导效果……关键在于没有近代意义的政府。当时确有职务和官职，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在公民大会中都不是经常性的。一个人是一个领袖，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的，或者说在这个词字面的意义上，在公民大会中的非官方身份。他是否拥有那个身份，就看公民大会是否会按照他的愿望投票。因此，他每提出一个建议，他的地位就要接受一次考验。”

在这种政治条件下，所有的雅典领袖，无论他们是出身贵族，还是出身平民；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也不管他们是否具有能力；如果他们希望获得影响，都必然要赢得公民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引向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即：人民领袖——我是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是雅典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结构性因素。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如果没有他们，这个制度根本不能发挥作用。第二，这个词同样可以应用到所有领袖身上，无论他们来自哪个阶级，持何种观点。第三，在一个相当宽泛的意义上，对他们个人的评价不应该根据他们的风度或者他们的方法，而应根据他们的成绩。”从公元前508年雅典民主建立以来，所有的雅典领袖，都可以说是这样的政治人物。对于他们，“我们不能采用双重标准：我们不能在赞扬和钦佩它两个世纪的成就时，却否定政治框架设计师和政策制定者的人民领袖，或者是这些领袖通过其发挥作用的公民大会”。在这个意义上，修昔底德所提出的、后来不断被近代学者重复的谬论：伯里克利以后的雅典政治家均是蛊惑者，雅典的人民总是被蛊惑者们牵着鼻子走，就不攻自破了。

关于奴隶制和雅典帝国对雅典民主的影响，学术界从来就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早在古典时代，希腊人就已经指出，雅典民主政治和雅典帝国有着密切的联系。近代以来，随着认识的加深，人们开始注意到奴隶制的作用。在西方的自由派思想家看来，这两个弊端和古代民主放在一起，总是让他们难堪：所以，他们竭尽全力，希望能够割断雅典民主和雅典帝国以及奴隶制的联系。芬利的答案根本不同。芬利承认，雅典帝国建立之时，确实受到了包括爱琴海中、小亚细亚等地希腊人的欢迎。但这个帝国的强制性质也是从开始就存在的。关于它对雅典民主的影响，芬利指出，首先，雅典通过安置军事殖民者，解决了相当一部分公民的生计和土地问题。即使仅有1万人，那也占了雅典公民的四分之一左右；其次，虽然盟邦交纳的贡金本身数字并不大，和直接提供海军战舰比较，甚至更为经济，但它让雅典可以大兴土木，而且不会增加雅典有产阶级的负担；它让雅典始终保持着一支强大的海军，大量雅典平民通过在海军中服役，取得补充收入。此外，由于财政充足，雅典得以推进民主制的改革，实行津贴制，保证了雅典公民队伍内部的和谐。雅典的扩张政策，是促成其社会与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虽然所有这些措施并不是因为雅典帝国的存在产生的，更不是其得以实行的唯一原因，但如果没有雅典帝国，这些措施可能不会实行。第三，雅典的公民利用政治优势，在盟邦购买或者占有土地，而且数量巨大。

芬利选择了一个例子说明问题：公元前415年雅典发生滨神案件，部分涉案人员的财，把被没收和拍卖。其中一个叫奥伊奥尼亚斯的雅典人在盟邦所占土地的价值达到813塔兰特。而这块地产的价值，超过了所知道的雅典历史上最大的地产的规模。所以，“雅典公民个人，绝大多数来自社会和经济光谱的上层，在那些既无殖民地、也无军事殖民者的盟邦土地上获得了“地产”。“正是在私人而非国家发财方面，土地在雅典帝国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而在希腊城邦制度下，土地乃最重要、最珍贵的财产。第四，雅典人通过非经济的手段，利用自己对爱琴海的控制，实际上控制了海上：贸易，特别是希腊城邦的谷物、原材料进口，或者强令盟邦将货物运到雅典转口。所以，雅典财政间接从帝国得到了好处。

关于奴隶制问题，芬利反对进行具体数字的估算，认为在资料稀少的情况下，勉强进行具体估算，不过是玩数字游戏，说明不了问题。他不客气地指出：即使德摩斯提尼时代雅典真的只有两万奴隶，那也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概念，因为平均每个成年男性公民拥有一个奴隶。对于斯塔尔估计的奴隶仅占总人口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因此并非该社会关键因素的说法，芬利从比较的角度予以批驳：在内战前美国南部的蓄奴州中，奴隶总数不过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几乎四分之三的自由南方人是农民，不直接拥有奴隶，典型的南方人是小农，并非奴隶占有者。但南方各州为保存奴隶制不惜发动脱离联邦的战争的做法表明，奴隶制绝对是南方社会中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所以，他更加愿意利用功能分析方法，具体分析奴隶制在希腊社会中的作用。他强调说，在评价有关奴隶制的各种问题时，我们常常受到意识形态、道德伦理等非历史因素的影响，具体到希腊人，“我们谴责奴隶制，我们为希腊人感到难堪，因为我们如此钦佩他们。因此，我们或者倾向于低估奴隶制在他们生活中的作用，或者完全忽略它，希望它能悄悄地消失。”但是，如果我们能抛开道德的、思想的和政治的压力，“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奴隶制是希腊文明中的一个基本因素。”而芬利发现，在希腊，最早实行古典奴隶制的地区，恰恰也是最早产生民主政治的城邦，是个人自由发展程度最高的城邦。“更直接地说，那些个人自由得到最高程度表达的城邦，也是那种物化奴隶制繁荣的城邦。众所周知，希腊人既发现了个人自由理念，也发现T自由得以在其中实现的制度框架……总之，希腊历史的一个方面，是自由和奴隶制携手并进。”可惜芬利仅仅提出了结沦，无论是在他关于奴隶制的论文中，还是在后来的其他论著中，都不曾进一步阐述他的论点。

芬利所著的《古代世界的政治》是专门史研究的范例。这也是认识古代社会特别是罗马社会特征的著作。

该作研究古代社会几对主要阶级的经济地位，以及他们总体的经济状况。例如主人与奴隶、地主与农民，以及国家与经济、秩序与身分、城镇与乡村。从这些专门史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当代西方史学所探讨的问题已向纵深发展。诸领域多层次的分析研究的结合，无疑推动了整个通史的研究，也有助于实质性问题的解决。

芬利本出生于美国，初名芬克尔斯坦因，1946年才改名芬利。他幼年时即表现出过人的天赋，12岁进入大学．大学毕业时刚满15周岁，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法律和古代史，曾师从当时美国著名古史学家威斯特尔曼，毕业后曾任职于法兰克福研究所，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直接参与了当时人类学家博阿斯组织的反对纳粹独裁和种族主义、支持学术和教育自由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美国的俄国援助部工作。战后因30年代的经历遭遇麦卡锡主义迫害，还因此被罗杰斯大学解职，愤而与妻子携手出走英伦，任教于剑桥大学，直到1986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