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派，又称古史辩派、疑古派，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为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个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经学研究的学术流派。 《古史辨》 ，共七巨册，是“古史辨派”研究成果的汇集。经十年拓展，五四运动以后，顾颉刚等史学家为探索古史做了不少工作，从1926年至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七册，包罗了三百五十篇文章，三百二十五万余字。

古史辨派的主要代表，受到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他们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西方近代社会学、考古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自1923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 ，到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问世，标志着该派的正式形成。以后，《古史辨》又持续出到七册，当时有不少知名学者参与了这项活动，在学术界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古史辨派在其研究中，推翻了传统所谓的“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中国古史系统。其中，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着重地考察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源头，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虽然“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据此，他提出要打破“民族出于一统”“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为黄金世界”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参见《古史辨》第一册)。

古史辨派对儒家经学涉及的内容也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　认为“六经”是周代通行的几部并不相干的书，它们既不是如古文经学家所谓的“六经皆周书之旧典”，也不是如今文经学家所说的“六经皆孔子之作品”，孔子没有删述或制作过“六经”，“六经”的配成当在战国后期(参见《古史辨》第一册)。

在《古史辨》中，发表了钱玄同、钱穆、周予同、王伯祥等人的论文，对这个问题展开了十分热烈的讨论。其中最重要的当推钱玄同的《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参见《古史辨》第五册)

在《周易》方面，顾颉刚的《论的比较研究及与的关系书》钱穆的《论非孔子作》、李镜池的《易传探源》及《周易筮辞考》、余永梁的《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容肇祖的《占卜的源流》等，属于有相当影响的作品。在《尚书》方面，较多地讨论了《今文尚书》各篇如《尧典》、《禹贡》、《盘庚》、《金滕》等的时代及其真伪诸问题。

在《诗经》方面，《古史辨》第三册下比较集中地讨论了《诗经》和《毛诗序》的问题，发表了胡适、钱玄同、顾颉刚、刘大白、郑振铎、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钟敬文、魏建功等许多学者的文章，他们各抒己见。主调是否认《诗经》即所谓圣贤的“遗教”之说，认为它不过是民歌而已；也否认孔子删《诗》之说，以为《诗》与孔子无关。在《春秋》方面，着重讨论的是《春秋》的性质、孔子与《春秋》的关系，此外还有关于《左传》的考辨问题。　 在其他诸经方面，有关于今古文《孝经》的真伪、差异及作者的讨论；有关于《论语》的考订；有关于《大学》和《中庸》的年代问题的讨论等等。古史辨派对破除长期存在的“唯古是信”的传统观念、将经典作为历史文献来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古史辨派的许多研究成果，仍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儒家经典方面很有参考价值的学术文献。当然不能否认，在古史辨派的研究中，也夹杂着一些武断片面的东西。

古史辨派是活跃于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其宗旨是运用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疑古辨伪，揭示有关中国上古史记载的真面目。它肇端于1923年在《读书杂志》上进行的长达九个月的古史讨论。而由于“古书是古史材料的一部分，必须把古书的本身问题弄明白，始可把这一部分的材料供古史的采用而无谬误”。所以，随着讨论的进一步深入，辩证古代文献资料之年代及真伪等问题，便也成为该派古史讨论的主要内容之一。

1929年，顾颉刚在《燕京学报》发表《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对《易经》的成书年代及《易传》中涉及上古史的部分材料进行了考辨，引起广泛的注意。钱玄同、胡适等纷纷撰文与之讨论。顾先生的弟子李镜池也沿着顾氏的思路，对《易传》的成书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于是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易学研究热潮。1931年，顾氏将1926年12月至1929年12月间有关易学讨论的16篇文章，与有关《诗经》的讨论文章合编为《古史辨》第三册出版。顾氏在该书“自序”中指出，这些文章的编纂，目的是要“打破汉人（指汉代经学家——引者）的经说”，“破坏其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而建设其卜筮的地位”，“辨明《易十翼》的不合于《易》上下经”。总之一句话，就是“从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夺出真正的古籍”。可见，这些辩证都是针对着传统易学而来的。

如所周知，传统易学向来有“人更三圣，事历三古”之说，所谓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孔子作传。在其看来，《周易》（包括经传）成书于多位圣人之手，渗透了多位圣人的心血。因此，在经学史上，它始终稳居思想学术的核心地位，受到历代经学家的尊崇和维护。但古史辨派认为，古人的这种观点，证据不足，值得怀疑。“打破汉人的经说”，无疑是要剥夺传统易学赋予“三圣”的《周易》制作权。“破坏其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则使传统的八卦起源说重又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建设其（指《易经》——引者）卜筮的地位”，则意味着历代经学家从卦爻辞中发挥出来的微言大意都是毫无根据之谈。“辨明《易十翼》的不合于《易》上下经”，则无疑于宣布，二千多年来经学家所遵循的“以传解经”的研究模式从一开始就是误入了歧途。可见，古史辨派的研究，使传统易学中本来都有定论的成说均成为不足凭信的东西，也使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都成了问题。对于传统易学而言，这种“破坏”无疑是毁灭性的。

综观古史辨派的易学研究，他们涉及的问题虽然很多，但归结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周易》经传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周易》经传的性质及关系，孔子与《周易》经传的关系，《周易》一书的结构等。

史辨派的易学研究，目的是要“打破汉人的经说”，“破坏其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而建设其卜筮的地位”，“辨明《易十翼》的不合于《易》上下经”。一句话，就是“从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夺出真正的古籍”。应该说，他们的研究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对《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的梳理，对《周易》筮辞与甲骨卜辞的比较，对《周易》一书的编纂过程的研究，揭示了其卜筮的本来面目；对《经》、《传》性质的探讨，对《经》、《传》两种古史观的比较，辩明了《易传》的不合于上下经；对“圣人观象系辞”说的考证，破坏了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对于《易传》成书年代的考证，剥夺了孔子的《易传》著作权。总之一句话，在古史辨派看来，《周易》经传与传统所谓的三位圣人没有什么关系。真可谓是“从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夺出真正的古籍”。

古史辨派对传统易学的这种无与伦比的“破坏”，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易学，基本上是在消化他们提出的问题。同意也好，反对也好，这些问题都不能绕过。就此而言，古史辨派提出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击中了传统易学的要害。然而，这里所谓的“要害”，与其说是传统易学本身，不如说是传统易学赖以存在的观念信仰。换句话说，古史辨派所击中的，是圣经的地位、圣经的信仰，而并非“经”之本身。所以，在本世纪的易学研究中，不管哪一个流派，都可以而且都必须把古史辨派提出的问题当作问题来研究。即或你不同意他们的考证结果，但你必须认同他们的考证精神。这种精神及与之俱有的思想解放就是古史辨派留给本世纪易学研究的最大财富。

古史辨派的易学研究，其结论大有可商量之余地。前面提及的四方面问题，除《易经》的成书年代和《周易》经传性质的讨论尚能部分地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外，其它几项则很难说有令人心悦诚服的证据。如孔子与《周易》经传的关系问题，古史辨派的考证显然有失偏颇。如他们依据《鲁论》，释《述而》的“五十以学易”中的“易”字为“亦”，就很值得怀疑。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指出：“‘易’‘亦’音近而讹，从古音上来看，只能是两汉之际以后的事。《史记》既然作‘易’，作‘亦’的异文是没有多少价值的。”这样看来，古史辨派怀疑孔子与《周易》的关系，这条证据是失效了。

然而，对古史辨派的“辨明”的“辨明”，丝毫也不影响该派易学研究在本世纪易学研究史中的思想意义。我们毋宁说，这种对于“辨明”的“辨明”，恰恰是对古史辨派的求真精神和实证方法的认同和发展。而古史辨派易学研究的价值也正在这里。

“古史辨派”的古史辨伪工作，对于推翻旧的臆造的古史体系，探求科学的古史系统，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建立了巨大的功绩。《古史辨》第1册于1926年出版以后，胡适评论说：“这是中国史学界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实’的精神。”（注：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第2册，第334页。）以后，郭沫若于1929年评价顾氏的“层累说”“的确是个卓识”，“他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禹的问题》）至1957年，徐旭生评价说，“古史辨派”的治学方法虽存在有问题，但是取得的成绩很大。“最大的功绩就是把古史中最高的权威，《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的写定归还在春秋和战国的时候。……由于疑古学派（广义的）历史工作人及考古工作人双方的努力，才能把传说时代和狭义历史时代分开。”（注：徐旭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22页。）自从顾颉刚发起古史大讨论以后，再也没有人糊里糊涂地将“盘古氏，开天地”的传说作出真实的历史讲起，启发人们审慎地将传说材料进行抉择，结合考古发现，仔细地考辨其中的“史影”，从而逐步地“重建”科学的古史体系，这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项重要成果。 由于臆造的旧史体系，是与一千多年来束缚人们头脑的封建“道统”相一致的，因此，古史辨伪工作就具有扫荡长期毒害人们思想、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的意义，与“五四”运动反封建的伟大潮流相一致。尹达先生对此有中肯的评论，他说，顾先生“继承了今文学派的传统，吸收了实验主义的方法，大胆怀疑古文经书，从而发展为怀疑传统的古史，否定了这些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这一来就具有反封建的重大意义。”（注：见杨向奎《论“古史辨派”》“后记”， 《中华学术论文集》 。）

“古史辨派”尤其是顾颉刚本人，对于古史辨伪和古书辨伪，作了范围广阔的考辨工作，涉及许多历史问题和各种重要典籍，积累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进了学术研究。多年来，许多研究《诗经》、《尚书》，研究古代礼制、民族、历史地理和古代神话、传说等问题的论文，都每每引用顾氏等人的论著，即因为这些论著具有学术价值。

顾氏在学术上“求真”的精神；对于学术问题确实有“平等”讨论的态度，如，当南京东南大学的刘掞藜及胡适的族叔胡堇人二先生依据经典作文批驳，顾氏对此很高兴，在致胡适信中诚恳地表示这是给予他修正自己思想和增进自己学问的好机会，只当作好意的商榷而不当以盛气相胜的，又如，钱穆先生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与顾之观点实际上针锋相对，顾却不以为忤，不惟迅将文章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又立即推荐到燕京大学任讲师，继而推荐到北京大学任教，钱之成名实与顾之诚心推荐直接相关，成为学术史上的佳话，说明顾氏有磊落的襟怀；顾氏对晚辈大力奖掖，培养了学术界许多人材；他又关心国家民族前途，抗日期间，先在北平，后辗转至绥远、西北及西南地区，宣传抗战，建国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把工作重点转到古史建设上来，尤其在《尚书》整理和研究上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这些方面也都是应予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