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旧书业就是古书业及旧书业，合称古旧书业。古书即一般人们所说的古籍，有着较明确的定义。国家标准《古籍著录规则》对古籍下有明确定义，主要是指1912年以前在中国书写或印刷，具有中国古典装订形式的书籍。衡量标准主要是装订形式并辅之以图书内容。例如，民国期间甚至现代刻印抄写的线装书及一些经折装图书，只要其内容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我们也视其为古籍。由于现存古籍大部分是线装形式，所以人们也常用“线装书”一词来指称古籍。

而“旧书”一词，无论是书面还是口语，虽则出现频度很高，但准确的定义却一直是含糊不清的。旧书当然是相对于新书而言的，但多长时间内的书才算是新书，过去多久的书方可称旧书呐？何况新旧的概念从来都是相对的，且随着时间的演变，新旧的范畴和外延也是变化不定的。比如当今信息化时代，知识更新周期很快，而古代由于交通及通讯的不发达，一本刻印多年的书，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新鲜的。

台湾旧书业研究者李志铭对新与旧的辩证关系如此描述：“‘新’与‘旧’是‘时间’语汇，也是‘空间’语汇，彼此之间相互定义。从资讯吸收的观点来说，‘新’与‘旧’并非专指‘时间价值’，同时也意味著每个人对于不同事务的‘熟悉程度’。一本绝版书出版年代久远，只要是你未曾听闻过，其实都算是‘新书’。相反地，一本在传媒广告上频频出现的当月出版书籍，却有可能使得这本书早已成为顾客印象中熟悉已久的‘旧书’”

对于许多爱书人和藏书者来讲，旧书更以其知识的含量和个人情感色彩而定。似乎“旧书”不仅在于时间的过去及图书表面的破旧，而在于“相比之下，旧书便比新书多了点什么”。江苏作家、藏书家薛冰先生曾经以人作喻，深刻地探究过古旧书的底蕴：“旧书都是从新书而来的。正如每一位老人都曾年轻过，每一本旧书也都曾有过簇新时的挺括与帅气……苛刻地说，一本书，如果已经到了韶华褪尽、蔫头蔫脑，甚至创伤累累、肢残体缺的程度，还能引起人们强烈的阅读兴趣，它才可以被称为旧书。相比之下，旧书便比新书多了点什么。”接下来薛冰先生用人之寿命来做更具体的譬喻，“一本书能‘活’到几十岁、几百岁、上千岁，成为名副其实的旧书以至于古书，甚至化身千万，不断再生，自然不会没有原因……古旧书，该是经受住了历史与时间检验的书。”

薛冰先生无疑是把经过时间大河洗涤冲荡，仍能活跃在读者心头的少数读物，作为真正的旧书。台湾旧书业研究者李志铭与此有相同的见解，认为“新书是被文化工业所‘生产’，而‘旧书’则是使用流通过程中被消化。旧书之‘旧’字表明一本书久经岁月后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诸如某位名人写下的眉批、作者赠书的题词、甚至是某种形式遗留的痕迹等，让原本单纯的物品增添了生命主体所叠加的文化价值。‘旧书’因而进入社会文化的意义系统，甚至具备了某种‘手工艺品特质’”。

薛冰及刘志铭先生对旧书的见解很易为读书界所认同，但这显系读书人对旧书情有独钟，带有极大感情色彩的发挥，如果把此定义用到出版科学上，那么出版界旧书业界是很难完全认同的，在实践上也是很难操作的。

正因“旧书”的范畴很难准确的统一界定，故连《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出版百科全书》等众多辞书，对人们耳熟能详的“旧书”，也没有解释的辞条。唯在早期《图书馆学辞典》（商务印书馆1958年9月初版）中有“旧书”辞条，其定义为：原系与较新出版的书籍比较而言，唯并无绝对时限。凡已经他人过手阅读的书刊，一般均称之为“旧书”，但亦有出版入馆后，并无人阅读，搁置经久，习惯上亦称之为“旧书”。此条对于“旧书”的定义简洁明了，主要有两方面的意义，即二手书和出版社或图书馆搁置较久的图书。 著名藏书家黄裳先生对于“旧书”的概念，则较为宽泛，在其1980年逛琉璃厂时即曾说到：“旧书的来源是日渐稀少了，旧书的定义也一直在不停地变化，在王渔洋、李南涧的时代，宋元本是旧书……不过今天也还是有今天的旧书的，只要是新华书店不予经营或无力经营的就都是，看来那天地也实在广阔得很“而那时经营新书的主要是新华书店，私营书店尚不发达，故黄裳的意思实在很明白，即新书店不予经营或无力经营的，都应是“旧书”的范畴。

南京大学古旧书业研究专家徐雁教授，在其《中国文献资源与知识传播纲要》一文中对古旧书业定义为：“古旧书业是指向藏书者和读者回收其售出的古书和旧书，以便再次投放市场销售的图书发行业。”在《中国古旧书业：源远流长与存亡绝续》的论文中再次明确指出：“古旧书业是指从书籍的持有者手中，回收其售出的古书和旧书，并再次将之投向市场向读者销售的一个行业。一般说来，它与新书出版发行业一起，共同组成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地区的完整的图书市场。”

徐雁先生曾多次著文谈到旧书，而其主要的观点即：经过流通再回收的书方可称之曰“旧书”。

在台湾，据旧书业研究者李志铭介绍，“90年代以后，出版业与书店日渐商业化、连锁化。书籍文化工业大量生产的结果，使得许多新书在上架过后没有多久，旋即退回出版社，成为所谓‘回头书’、‘风渍书’。这类根本没卖出去过的‘新的旧书’，不但对新书市场造成冲击，也直接影响了传统旧书业。于是旧书标准到此又经历了一个巨变，界定更为广泛。如今，凡是只要排除在新书店架上以外的书，几乎都可算作‘旧书’的一份子。”

国外对图书惯用的界定，则一般用珍本书（antiquarian）或稀见书（rare boook）、二手书（used book）。等来界定，没有“旧书”这种模糊不清的概念。

至于对于“旧书店”的界定，《图书馆学辞典》（商务印书馆1958年9月初版）定义为：“贩卖旧书的书店，在我国北京琉璃厂及上海河南路一带最为有名。以北京旧书业历史最为悠久，从业人往往熟知各种版本，不仅努力于古典文化遗产的搜集与整理，即对于革命文献、近代史料，亦因各地读者及图书馆之需要，曾进行调查研究，对以往著名期刊如《新青年》、《向导》、《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出版时代、卷期、流传情况能如数家珍；对古典旧书尤多熟习。”

由此看来，此处的“旧书店”即现今常说的“古旧书店”。但因为《图书馆学辞典》发行量甚少，影响面不大，对“旧书”的界定仍较模糊，没有一个具体的衡量年限，故对于许多文化行政管理者来说，连什么叫“旧书店”，似乎也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

古旧书业，在解放前及解放初很长一段时间，统称之曰“旧书业”，如民国日本学者岛田瀚之《古文旧书考》，谢兴尧于四十年代之《书林逸话》，其所称“旧书”即主要指“古书”。到了1956年，因公私合营改造的需要，方统称之曰“古旧书业”。1956年2月9日，北京市“私改”办公室向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汇报北京私营图书发行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陈云对古旧书业的改造很重视，他指出：对古旧书业的改造要慎重些，不要看得简单化，不要希望一下子把问题彻底解决，要很好使用那些懂行的专家，不要轻易大变，丧失他们应有的积极性。资本主义大户可以合营，小户还是让他们搞一个时期看看。陈云指示，对于当时全国古旧书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具有重大的积极作用和指导意义。扭转了许多省市对古旧书业粗暴的做法。此后的2月21日，国务院向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发出了《对私营古旧书业改造必须慎重进行》的电示通知。此可谓“古旧书业”一词在中国官方文件中最早的出处。

随后，在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的《关于私营出版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中，就开始使用“古旧书店”、“古旧书业”等词，如其中讲到此时期全国古旧书业公私合营情况时说到：“对古旧书业，大部分城市都和新书业一同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个别采取了直接过渡为国营的办法。对私营古旧书业批准合营之后，有的已清产估价，沈阳、南京等城市则还调整了古旧书的销售点。”

当然，当时所提之“古旧书业”还主要是“古书业”，如1956年9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安排和改造古书业》的社论，及《光明日报》10月25日社论《古旧图书不应再任令损毁》，均以“古书业”为主要对象。

1958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先生，在《古旧书籍发行工作的意义、方针、任务、政策》一文中，针对当年我国为实行对私图书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现实必要，而将被“改造”的古书店和旧书店混称为“古旧书店”。以利于政府有关部门对之进行行业管理。因此，“古旧书业”这一说法自1956年以来流行开来并沿用至今。

2000年第11届全国书市期间，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古旧书工作委员会召开年会，在题为《把握形势变化，积极调整古旧书业的发展方向》的报告中指出，古旧书的经营规模和网点布局很不平衡；线装古书保有量呈下降趋势，以往那种复本少而品种繁多的旧书经营模式难以见到；经营方式和服务形式同普通书店相比特色模糊，甚至在软性服务方面还落后于其他书店。由于各地古旧书店、古籍书店以及相关部门在对古旧书业务进行范围界定时，采取的标准掌握情况不一，导致在实际工作之中出现一些困难。为此，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古旧书工作委员会古委会对古旧图书的界定范围作了以下规定：1. 凡是在1911年以前出版的中外书刊、资料、图片、碑帖、书画等文字、图形的载体均为古书；2. 凡是在1949年10月1日以前中外书刊、资料、图片、碑帖、书画等文字、图形的载体均为解放前旧书；3. 1949年以后出版的中外书刊、资料、图片、碑帖、书画等文字、图形的载体经过流通并回收再发行的书刊资料、影印古籍、古籍整理校勘的文化学术图书也为古旧书范围。

综上所述，古旧书业是以微不足道的经济面目出现，以古旧图书为主要经营对象的文化事业。虽然它和图书发行业及信息业有着天然的联系，具有图书馆和档案馆的部分功能，但其既非纯功利性的图书档案事业，也不是纯粹的图书发行业，更非纯粹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商品经营。古旧书业可说是一个文化中介的混合体。

国内研究古旧书业的学者主要有：

一、南京大学著名教授徐雁，著有《中国旧书业百年》，科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一百余万字，印量3000册。

二、郑州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赵长海，著有《新中国古旧书业（1949-2009）》，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字数55万字，印量100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