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是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创作的历史学著作，成书于1990年。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乾隆皇帝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他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姓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作者再现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1984年，孔飞力来到北京，进入故宫里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研究工作。孔飞力说：“我当时的研究课题和叫魂没关系，乾隆只是我要考察的对象之一。当年，我对中国官僚体制以及内部运行方式知道得很少。叫魂案之所以会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它的材料比较完整，从开始到结束的档案，包括很小的细节都有，这是一个理想案例，非常值得研究。”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的研究的主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主题是中国的文化是统一的，但不是单一同质。这就意味着为什么像妖术大恐慌会在乡民、官僚和皇权不同阶层会有不同的理解而表现出不同的行动逻辑。君主认为妖术始终和谋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妖术恐慌是帝国官僚体制自我满足、常规裹足的积习所致；官僚作为知识分子不相信妖术，但是又不敢确定是否妖术确已害过人或者可以害人，他们一方面要镇压这种恐慌所带来的社会秩序紊乱，另一方面又得顶着帝国的压力保住自己权力和地位的双重迫力来认真对待妖术流行；对于普通的民众在18世纪中国社会都普遍认为周围的尽是邪恶，他们的生命则受到隐藏势力的威胁，妖术的清剿，成了个人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的武器拿来在这个权力稀缺的社会中伤他人的权力。这三个层次的不同认知观里，在其妖术恐慌的历史遭遇实践里面，他们却都是受益者，都是可以在清剿中游刃有余的，他们至少可以将所有的矛盾移花接木，将危险传递到比他们更弱的群体。

另一个主题是关于皇权与绅权，即常规权力和专制权力的关系研究。生修正韦伯关于君权神授与合法理性权威关系（在韦伯看来君权神授最终会被合法理性取代，也就是君主权力会逐渐屈从于官僚权力），而认为以往关于政治制度的研究把皇权与官僚权描绘成一种彼消此长的排斥关系，其中一种权力增长膨胀意味着另一种权力萎缩削弱，该书是通过揭示皇权如何使用政治罪使其权力凌驾于官僚常规权力之上，解释皇权与官僚权之间并非是相互消长的关系，他们自有和平相处之道。

文学和史学的结合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作者以讲述故事的方式来架构一部史学著作，把对重大理论问题的分析巧妙地穿插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之中，往往在故事情节出现曲折，读者情绪随之高涨的时候，作者掉转笔锋去分析论述有关的原委。全书涉及的理论问题相当多，诸如盛世中的经济隐患、发辫的政治意味及人类学含义、人口向下层流动的社会后果、皇权与官僚权力之间的张力等，无一不是对理解帝制晚期中国历史至关重要的问题，但它们全部建立在对叫魂事件活灵活现的叙述的基础之上，抽象的理论观点被直观、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而也更容易为人们理解和接受。

整体史观和政治学研究的结合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整体史观的产物。作者以叫魂案为线索，展现了社会各阶层对于叫魂案的不同看法和表现，并层层递进地分析了这些看法和行为背后深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原因。作者对叫魂案的历史叙述和多维度分析，充分体现了“合力论”和“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的整体史精神。

按照传统的史学学科分类的标准，叫魂事件应该归属社会信仰或社会心态的范畴，而专制王权则是正宗的政治学研究课题。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课题，很难扯上联系，但孔飞力却成功地将两个课题令人信服地联系起来了。在叫魂事件的展开过程中，普通百姓的恐慌还只是表面的现象，深层次的问题是专制王权与官僚体制的常规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是将这两者联系起来研究，增强了《叫魂》一书的深度，而且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孔飞力（Philip Kuhn），1933年9月9日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主要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他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强调从中国历史内部的发展来寻找转型变化的原因。代表作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