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基，是19世纪80年代在上海、苏杭和天津等地开设的专供男女偷情的“小客寓”，又称“花客栈”、“转子房”。起初是从小戏班子借台演戏，租借的基地发展而来，所以有“台基”这一名称，像这类的小客栈在上海英法租界多至二三百家，这一行业的兴旺反映社会需求的盛行不衰，这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上个世纪之初，上海出现了一种全新理念的情色服务机构，名叫“台基”。它和一般的妓院不同，不挂牌，不对外公开营业，来者务必经熟人介绍，方能接受服务。老鸨手下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妓女，而是通过某种信息的收集，为那些色情男女提供牵线搭桥的服务，类似于现在的房产中介商，收取一定比例的中介费用。

台基与妓院不同的是，混迹其中的女性并不是职业妓女，当时人记述说：“小客寓俱系妇女辈开设，苟痴男怨女未获遂其欲者，即可借此为安乐窝，每夕只须赁值二百文。”

20世纪初婚姻自主，妇女解放形成社会思潮，这是在知识界和社会制度这个层面。实际上早在19世纪的80年代，沿海一些大城市就有一批处在社会下层的女性，以自己的行动勇敢地突破礼教的禁区，挣得自己的社交自由和自主择偶，并出现了台基——中国最早的情人旅馆，尽管对这一形式的男女幽会，舆论各有评说，毫无疑问的是，这是容留男女私情的产物。

因为有着良好的人性化服务，“台基”一经出现，即风靡上海滩，并影响至今，据说“坐台”一词就是来源于“台基”。而“台基”的创始人，就是一名外号叫做“白沙枇杷”的女人。

这类场所往往是“衰年淫妪，择僻静处所，赁屋一二椽，纸阁芦廉，草草备具。凡小家碧玉，狭巷琼姬，暗逗春心，意欲避人耳目者，暗中给以资财，即可于此设无遮会。”这些小家碧玉来到台基，见到相好，或则“携手同行，入室相叙”，或则“以袖掩面，颊晕红潮，问之不答，嬲之不言，一度春风，默然以去。”其数量尚不容忽视，据称“中人之家，其妇之堕行于此中，与夫不知根由被诱被哄者岂少也哉！”这是小台基的情景。设备好一些的称为大台基，往往受到大家妇女的垂青，来此幽会的男女，“男则冠玉之貌，翩翩年少；女则舆仆而至，金饰翠翘，明珠满髻。重楼密室，蓝象床，幽会情长，欢场梦短。本不贪赚缠头，转赠多金者有之；或因家规整肃，舍夜卜昼者有之。”

出入台基的虽不乏有暗倡，但主要是良家男女偷情或是寻求婚外情的场所，其中也有令人动情的故事，据当时报纸记载，上海有一烟花女子与小裁缝相好，但这裁缝苦于穷困，没有钱进妓院，相约在台基相会，不料情事不密，被妓院老鸨跟踪，抓回来打得体无完肤，这事发生在明代可以写入《三言两拍》传为美谈，何以到近代却被指责为淫事呢？主要是因为台基给追求婚外情和自主择偶的女性提供了方便，这点最遭世人的谴责，认为“娼家之妓女有限，良家之妇女无穷。”一些女子“初看郎面，犹带娇羞，再入天台，便成为习惯。”如此“使妇女寡廉鲜耻，乐此不疲。”愤而指斥这是“男妓院”，伤风败俗比妓院更坏。

自古以来，男性可以妻妾成群，更有妓院寻欢作乐，女性被深锢在家庭，如今女性有了台基与情人偷情的场所，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官方三令五申加以禁止，可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又呈现不可扼制的趋势，以至有人惊呼，台基的存在“将使上海之人，男无不有外舍，女无不有拼头夫也！”

要知道这在当时的中国又何止是正人君子所不齿行为。只要看一看近代新式学校开办以后，为了男女能不能同校读书的问题，屡遭诽谤，几多非难，几番起落，可知道男女大防在中国仍然是一大禁区。1917年京师万牲园开放，这是中国第一座西式动物园，游览规则制定男女不同游，一、三、五、日对男性开放，二、四、六对女性开放，可见男女壁垒之森严。到五四以后，有的女校还要检查女生的信件，规定男教师要年满50岁，留胡须，讲课时双目仰视，不准看女学生，争取婚姻自由更是难中之难。所以从男女社交自由和自主择偶来看，当社会制度、传统观念束缚重重难以突破的时候，社会下层却我行我素，无法无天地畅开了大门，出现了台基现象，高压之下出现畸变，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社会现象。

这种现象的复杂性是在于，首先闯入这一禁区的，是一批处于社会低层的人士，这从小台基的简陋和兴旺，可以知道它们的常客大都是被上层社会所贱视的阶层。19世纪后期随着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发展，农民进城谋生的日益增多，大量单身男女流入城市，造成夫妻关系的空隙和寻求爱情的渴望。在传统的小农生活中，男耕女织，足不出户，就可以自给自足，生活范围狭窄，眼界短小，家庭稳定，夫妻关系稳固。农民进城市谋生，扩大了生存空间和社会交往，生活方式的变化，城市生活的刺激，单身男女的情感饥渴，促使他们突破礼教的约束，追求婚外情的，自由恋爱的，出入公共场所找寻娱乐和消遣的日渐其多，台基成为“露水鸳鸯”的栖身之地。有的就是为争取婚姻自主流入城市的，这种情况报纸时有披露说:“小家壁玉，年甫破瓜，假佣趁之名来上海，以自选婿者，渐染既久，父母不能拘束，夫家不能迎娶者，更为风俗之害矣。”

也有进入城市后变化的：“乡间妇女至沪佣工，当其初至时，或在城内帮佣，尚不失本来面目。略过数月，或迁出城外，则无不心思骤变矣。妆风雅，爱打扮，渐而时出吃茶，因而寻拼头，租房子，上台基，无所不为，回思昔日在乡之情事，竟有判若两人者。”这种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寻找新伴郎（娘）的心态，是不能用简单的道德价值观念来评判的。生活在下层的民众，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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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文化影响，主要从生活境遇的变化中，改变自己的行为和观念。

露水鸳鸯的出现对传统家庭和社会伦理具有一定的破坏性，这被时人指责为世风败坏的行为，虽然也有道德问题，重要的是经济生活的发展，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要带来两性关系的新变动，不论这种变动是如何为舆论所不容，也不论当事人如何意识，实际上这是自主择偶的欲望长期被压抑的冲撞，是背弃传统礼教的挑战性的行为，客观上汇入争取婚姻自由的潮流。虽然这是发生在少数大城市的现象，但也说明在社会解放的某些问题上，社会下层与上层并非是同一轨道。

这种自发地具有一定群体性的趋向，容易引发社会风气的的变化，驱动这种变迁的真正动力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贴近下层看台基现象，对理解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