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电影新浪潮指的是台湾电影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代表导演有侯孝贤、万仁、曾壮祥。

历史沿革

台湾电影真正的发展期，是从大陆电影人跟随国民党一同来到台湾之时开始的。因此由他们开始拍摄的初期台湾电影，可以说是依靠地方制片厂拍摄的中国电影。许多故事都以大陆为背景展开，对白也都用普通话，即便是台湾的故事，也采用普通话来表现。虽然其中也拍了一些闽南语电影，但基本上都是一些制作费较低的B级作品。普通话电影成了主流，而闽南语电影只是边缘性的电影。如此一来，台湾电影就有了以大陆文化为主流文化，台湾文化仅为地方文化的文化生态格局。

80年代出现的台湾电影新浪潮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把普通话和闽南语混合使用。现实中，作为官方语言，在学校学习用的都是普通话，但在家庭中，本省人使用的却仍然是闽南语。这一特色是基于真实反映台湾现状的要求，同时也是对保持台湾地方文化特色的建议，表现出了以台湾人为荣的心情。

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冲突与矛盾、对立与协调的主题，或许在更早以前就已存在，但在同一部作品中，采用外省人讲普通话、本省人讲闽南语的形式，最初只是编导者的大胆尝试，但以后却逐渐成了极自然的现实主义表现方式。正是包括外省人后代在内的一群导演将之付诸行动后，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矛盾主题才显示出了特别的光彩。就这样，在由不同种族、不同民族间的纠葛，不同语言的人群间的对立而引发出一些特别深刻问题的现代世界，台湾电影以极其微妙而复杂的手法成为探求这个问题的重要流派。

1985年，在东京的PIA杂志影展上，放映了《儿子的大玩偶》（1983）一片。看了这部影片后，我才突然发现台湾电影其实已具备了世界一流的水准。这部好评如潮的作品，改编自黄春明的三部短篇小说。而且，因这部作品中的三个短篇而初次登场的三位新导演——侯孝贤、万仁、曾壮祥等人，领头引发了台湾电影的新潮流。

黄春明创作过三部描写60年代初期台湾尚未进入经济高速成长期之前贫民生活的短篇小说。吴念真后来将其改编为剧本，由三位导演分别拍摄组成了一部集锦式影片。

侯孝贤导演了其中的第一部《儿子的大玩偶》，影片讲述了一对年轻的失业夫妇养育孩子的故事。丈夫从日本杂志上看到一篇报道，介绍一些人身前身后都背着广告牌满街行走，于是自己也精心装扮成小丑，成为一名受雇于电影院的广告宣传员。在工作中，他发现还是骑自行车的宣传效果来得好些，这样就可以不必扮成小丑。然而如此一来，原先很喜欢让他抱着玩的婴儿却变得一抱就哭。看样子婴儿好像是把扮成小丑的父亲当成自己的“大玩偶”了。

直至8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电影一直受到严格的政治审查。不久，台湾在经济高速成长中获得成功，国际化的程度大大提高。为了融入西方社会，开始了电影的自由化进程。

1989年，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成为自由化运动的重要里程碑。因为影片公然描写了在此之前被严禁公开谈论的国民党1947年大规模镇压台湾人的事件。

以后，又陆续拍摄了一些暴露国民党独裁时代所发生的残暴行为的影片，这些内容以前无论如何是不能描写的。虽然这类作品数量很多，但迄今为止最优秀的一部作品，或许应该是1995年由万仁导演的《超级大国民》一片。

从1949年至1987年，台湾实施了世界上最长的戒严令。凡是反对国民党的人都被毫不宽恕地关进监狱，还有不少人被处决。这种被称为白色恐怖的政策在50年代达到了它的顶点。

《超级大国民》一片的主人公，是一个在那个时代参加了左翼秘密读书会的老人，他被判16年监禁，老年后终于刑满释放出狱。出狱后他被女儿接回家赡养，可是他却很难与女儿融洽地生活。自父亲入狱后，母亲不得已和父亲离婚，后来自杀身亡，因为有了这段遭遇，所以女儿始终觉得父亲是个内心冷酷的人，老人对此没有进行任何辩解。当年自己被捕时，曾在警察面前提到过一位姓陈的密友的名字，为此，陈被判了死刑。老人心中充满了一种不可饶恕的心情，因此无法向女儿做任何解释。

为了寻找陈的墓地，老人拜访了旧日的朋友们。他与害怕社会议论而沉默生活着的昔日老友一起，痛切地谈论着历史上总是被外省人统治的台湾人的悲哀，这一场面是影片中最精彩的部分，充满了奔放的炽热真情，反映了对民主主义的愿望。老人后来总算找到了陈的墓地，他跪在地上哭着向死者赔罪。于是，女儿也终于理解了一直埋在父亲心底里的哀叹。

台湾目前还有电影审查制度。但是，由于已经可以暴露此前曾经存在过的国民党独裁时期的恐怖政治，这种自由或许已不可能再倒退回去了。

导演了《海滩的一天》（1983）、《青梅竹马》（1985）、《恐怖分子》（1986）、《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等片的杨德昌的另类之处，在于他创造出了不仅台湾罕见、而且除日本外整个亚洲都前所未见的西方化的冷静的知识空间。

不同于这类睿智作品的，是曾壮祥以纯粹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手法导演的力作《杀夫》（1986）。这部作品描写了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下层人民身心疲惫的生活状况，看后确实不能不为他那探求真实的尖锐目光所折服。这也让我想起了卢奇诺·维斯康蒂的处女作《沉沦》（1942，意大利，改编自詹姆斯· M·卡安的小说《邮差总按两次门铃》）。在把心底里聚集的由生活引起的深深不快，转化为不断追求彻底的现实主义这一点上，两部影片极其相似。

另外，真正温馨感人的家庭主题电影杰作，还有优秀导演柯一正导演的《娃娃》（1991），这部影片描写了小学生与小猪之间动人的友情。

年轻的台湾电影，就是这样带着观察社会的温和目光，以既不好胜也不逞强的力度和细腻的写实，以及牢记严格论据的人文主义，完成了轻松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