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瑞金的在叶坪村，有一处不大的广场，广场上有一座13米高的红军烈士纪念塔，塔基为五角形、塔身呈炮弹形；其正东相对相望、相辅相成的是一座砖木结构的红军检阅台，这就是叶坪红军广场。

红军广场也是红军的练兵场，近两个足球场大，地上铺着草坪，四周除了栽种的一些树木，再没有别的任何雕饰。前面是一个红军检阅台，远处中间的位置竖着一个纪念碑，是红军烈士纪念碑，这个纪念碑也是钱壮飞设计的。纪念碑如同一枚等待发射的火箭，耸立在五角星底座上。来到碑前，顺着在五个角上的十几级台阶，可以任意走到碑身前，碑身也是黄土色的，上面嵌满了大小一致的鹅卵石。在检阅台和纪念碑之间，地面上凸现着一溜大字，是用水泥浇注的，在绿色的草坪中间很清晰，“沿着红军的血迹前进”，每一个字都有两米见方，字字铿锵，好象是烈士生前的遗言，又好象是后人在烈士墓前的誓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之后，曾在红军广场举行红军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阅兵仪式。附近分布着“一苏大”旧址、中共苏区中央局旧址、红军烈士纪念亭、红军检阅台、红军烈士纪念塔、公略亭、博生堡等7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31年11月7日晚，在瑞金叶坪红军广场，为庆祝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举行了盛大的“万人提灯会”。94岁的老红军刘家祁回忆说：“当时，我负责俱乐部的后勤工作，只见龙灯、兔子灯、马灯等各种灯笼汇聚到广场上，整个广场人山人海，红光满天，庄严热烈，盛况空前。”据瑞金党史工作者介绍说，“万人提灯会”这个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创立的文艺“百花剧”，有灯笼舞、火把舞、镰刀舞、采茶舞、山歌、唢呐以及龙灯、鲤鱼灯、船灯、垒灯、报告剧等形式，充分表现了苏区时期喜庆的气氛。

5月14日7：30在叶坪红军广场举行起跑仪式，火炬在叶坪红军广场点燃起跑，途经红井旧址、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旧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旧址等地。

5月14日11：30在中央根据地历史博物馆结束传递，并在博物馆举行庆典仪式。

5月14日13：00火炬团队出发前往井冈山。

叶坪革命旧址群里的建筑有几百座，都是在建国以后恢复重建的，原来的建筑都在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以后毁于国民党的炮火。这些建筑距今已有半个世纪，同样是黄土色的墙，黑色的瓦，小方窗、木门，但从墙上潮湿的印记和台阶上湿滑的苔藓看上去，比沙坪坝的建筑要古旧得多。树木也很高大，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树，遮天蔽日。在毛泽东的旧居后面，有一棵树被木栅栏围着，标牌上只写着：毛泽东同志读书阅报处（1931-1933），并没有标明树龄。树的主干已经倒掉并且中空了，只留下一截几米长的躯干外壳，树皮上长满了苔藓。在它的一侧又一支树干依托着它生长上去，已经形成一片绿荫。我们从它的身边走过，思忖着，这株曾经陪伴过一位伟人的树，究竟是经不起岁月的摧残倒下的？还是倒在敌人的炮火中？我们不得而知，从它的树围看，它不仅饱经风霜，也一定经历了战火的洗礼。而今它像一个世纪老人默默地注视世事的沧桑变化。

徜徉在这些两层的建筑中间，一行行的标语印入眼帘，“坚决拥护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都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似乎就置身在那个火热的时代。房屋的安放都相对独立，都是一些共和国初创时的机构雏形。这边是最早的国家银行，那里是早期的中央印刷厂，都是土木建筑，一种建筑形式，一种色调。我们随意走进一个两层的办公间，是谢觉哉的。谢觉哉是1933年到中央苏区，任毛泽东的秘书，早期还办过报纸。办公室里面的摆设都很朴素，仅有的桌椅都是旧的，两边都有木楼梯通向楼上。我们顺着楼梯上到二楼，二楼明显要低矮一些，门和地板都是木板做的，每走一步，脚下就发出“咚咚”的响声，我们不得不把脚步放得轻了又轻。二楼的房间大都做卧室用。卧室里面也只是一张床，一个方桌，一把椅子，有的桌上放着一个马灯，还有的在墙上挂着一个斗笠、一双草鞋或是一个已经褪色的军用挎包，挎包盖上绣着一个红色的五角星。这一切让人觉得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这些在小时候的故事里出现得太多，陌生的是离现在似乎已经很远了。

旧址群里最值得一书的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眼前这座灰色的坡屋顶建筑就是“一大”会址。开“一大”时是一座祠堂，现在是按原样恢复的。灰砖，黑瓦，朱红梁柱，两边的防火墙高高耸起，在旁边一些比较低矮的建筑中间显得很突兀。一条石子路通向正门，在仅有的两根红柱之间，用松枝、彩纸扎制了一道彩门，松枝和彩纸已经褪色，很有年代感，中间悬挂一个硕大的金黄色五角星，后面是老体的一个横幅，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931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局成立，当时中央苏区就设在叶坪，1931年11月7日—20日在叶坪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参会代表有来自各个根据地和白区的610人，会上成立了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这就是当时的临时中央政府礼堂。礼堂里的桌椅都搬走了，在靠墙边的柱与柱之间用木板把空间隔成一个个小间，几平方大，解说员说，“一大”结束后这里充当了临时宿舍，一个个小间里住满了人。

“二大”会址是一个八角形的建筑，像一顶红军的八角帽。无论是在体量还是在建筑风格上，它和“一大”会址都大相径庭，柱子顶端的装饰显然借鉴了欧式风格。它从1933年8月动工到竣工只用了三个月时间，是红军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门前是一个小坡度的石头铺就的空地，地面很粗糙。礼堂正面看上去，有六根柱子，是两层建筑，开三个门两个窗，中间门的上方是手书老体的红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再往上是一个大红五角星，两边陪衬着镰刀斧头图案，很大气。进到礼堂里面，才发觉它更像一个旧式的部队礼堂，前面是一个大主席台，没有任何幕布，台上只有一个普通的长方形木桌和一个长条凳，台下摆满了一排排的矮长条凳，这里可以容纳1500人参会。里面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是八角形的，空间很高，在每个角都有楼梯可以上到二楼。所谓的二楼，就是在靠近墙边的柱子和柱子之间的走廊。为了不影响视线，柱子都放在边上，无论站在礼堂的哪个角度，都可以看到主席台。穿红军服的小导游还介绍说，礼堂的建设采用了八个面的回音效果，在礼堂的任何一点都可以听到主席台传来的声音，弥补了当时没有扩音装置的不足。设计真可谓匠心独具。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是1934年1月21日—2月1日在沙洲坝召开的，因当时的临时中央政府已经搬到了沙洲坝。恢复重建时把会址建在叶坪可能是为了让建筑更加集中。我围着礼堂转了一圈，发现每一面都有紧急疏散口，而且在后边十几米远处，有一个防空洞，朝礼堂方向开有四个门，门很低，需低头方可进入，里面也没有任何设施，人进去后只能站在这个黑洞洞的通道里。这些都是为了遇有敌机轰炸时紧急疏散的需要。八角形的礼堂掩映在一片郁郁葱葱的高大树木中间，恐怕也是为了躲避国民党的飞机空袭。

钱壮飞，“二大”礼堂的设计者。然而，在我国建筑史上无论如何是找不到他的名字的。钱壮飞是浙江湖州人1925年加入共产党，1928年考入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主办的上海无线电训练班，给徐做私人秘书，后来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组织部，将我党叛徒叛变的消息及时报告周恩来，保卫了上海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1931年进入苏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局副局长。1935年红军南渡乌江时，遭遇敌机轰炸，他壮烈牺牲，时年40岁。略微知道他的人也记得他是一个地下工作者，至于他在哪里学的建筑，和他的设计意图都没有任何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