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之战，是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孙吴与曹魏两方以合肥为目标的争夺战。

（第1次）208年十二月—209年

（第2次）215年八月

（第3次）230年冬

（第4次）233年十二月

（第5次）234年六月至七月

（第6次）253年四月至八月

地点：合肥

结果：东吴屡次攻合肥，均是无功而返，其中有2次是兵败而逃（215年、253年）。

参战方：曹魏（曹军）、东吴（孙军）

208年十一月，曹操于赤壁之战大败，但大军仍驻扎于荆州北部。十二月，吴军将领周瑜正攻打江陵的曹仁，而孙权则亲自进攻合肥，想开拓西、北两边战线。当时合肥太守为扬州（与今日之扬州市无关）刺史刘馥，孙权将军队围住合肥，另派张昭进攻九江的当涂，但不成功。

在孙权攻城逾月之后，经历了赤壁之败的曹操率军从荆州返回，并派将军张喜带兵解围。但援军久而未至。

至209年，合肥城仍然久攻不下。孙权想率轻骑亲自突击敌人，不过张纮进谏道：“夫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壮之气，忽强暴之虏，三军之众，莫不寒心。虽斩将搴旗，威震敌场，此乃偏将之任，非主将之宜也。愿抑贲、育之勇，怀霸王之计。（兵器是凶器，战争是危险的事。现今主公您恃着血气盛壮，就轻视强横凶暴的敌人，三军将士对此莫不心寒。即便可能斩杀敌将、夺取敌旗，威震敌场，但这也是偏将的任务，不是主将应当做的事。希望你能抑止贲育之勇，而怀有霸王之图谋。）”孙权便不再想突击。

而合肥城经历了一百天的攻击，又连连下雨，城墙将崩，于是，守军以草和棕榈叶补上城墙，夜晚则点火照亮城外，观察敌人行动以作防备。另一方面，张喜援军仍未到达，别驾蒋济便向刺史献计，伪称四万援军已到雩娄，派主簿假扮迎接张喜，并命三个守将带信出城后装作偷入城。当中，一个成功回城，两个却被孙军擒获。孙权得信后，相信曹军会有四万人来救，便烧阵撤退，合肥之围得解。

《三国志·魏书一·武帝纪》：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憙救合肥。权闻憙至，乃走。

《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权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昭兵不利，权攻城逾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还，遣张喜将骑赴合肥。未至，权退。

《三国志·魏书十四·蒋济传》：建安十三年，孙权率众围合肥。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将军张喜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济乃密白刺史伪得喜书，云步骑四万已到雩娄，遣主簿迎喜。三部使赍书语城中守将，一部得入城，二部为贼所得。权信之，遽烧围走，城用得全。

《三国志·魏书十五·刘馥传》：建安十三年，卒。孙权率十万众攻围合肥城百馀日，时天连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视贼所作而为备。

《三国志·吴书八·张纮传》：后权以纮为长史，从征合肥。权率轻骑将往突敌，纮谏曰：“夫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壮之气，忽强暴之虏，三军之众，莫不寒心，虽斩将搴旗，威震敌场，此乃偏将之任，非主将之宜也。愿抑贲、育之勇，怀霸王之计。”权纳纮言而止。

建安十三年（208年）末的第一次合肥之战：曹魏城池合肥被称为“城欲崩”，成为败势求存的“得全”。结论：东吴军队在交锋中本来占据胜势，已经是胜利在望，却因为错误地相信了蒋济所写的伪报之信而退走。

214年，曹操南征孙权不成，班师前留张辽、李典、乐进与七千多人防守合肥。至215年，曹操出征张鲁时，派护军薛悌送函到合肥，写到“贼至乃发（贼到时才打开）”同时，孙权与刘备争夺荆州中以平分荆州作为条件，两军撤退。不过，孙权见曹操远在汉中，未能及时回到东边，在八月率十万人北至陆口，出征合肥。张辽等便打开曹操之函，写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若孙权军来到，张、李两位将军出城迎战，乐将军守城；护军薛悌不要出战。）”因敌我兵力悬殊，诸将都对此指示感到疑惑。张辽说：“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足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曹公正率军在外作战，等他率领的援军到达时，孙权军必定已攻破我们。所以教函要我们在敌军集结完毕前反过来攻击他们，先挫折敌人的气势，以安定军心，然后可以顺利守城。成败之机，就在此一战，各位有何疑惑？）”

李典亦认同张辽，于是在前夜募集勇士，得到八百人，杀牛犒赏军士，准备明日大战。天亮的时候，张辽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死数十人，斩二员大将，张辽大呼自己的名字，冲入军垒，到达孙权旗下阵营。孙权见如此情况大惊，无所适从之下只好登上山顶，以长戟自守。东吴军队猝不及防，陈武战死，宋谦、徐盛军都不敌，士兵开始溃散。潘璋在后，驰马追上，在马上斩杀宋谦、徐盛军中的二个逃兵，士兵见此，都回头再战。张辽叱孙权下战，孙权不敢动，看见张辽率军甚少，回头再战的东吴军士将张辽军队团团围住。贺齐也在中军拒击魏军时，捡到了徐盛受伤掉落的长矛。张辽突击冲出，包围被打开缺口，张辽麾下的数十人得以破围而出。张辽军的余众们大声呼喊道：“将军弃我乎！（将军抛弃我们了吗？）”张辽因此再度冲入包围网，救援张辽军的余众们。最终，孙权军队都披靡败走，无人敢再抵挡张辽的军队。

这场战斗是从日出到中午，吴军士气全失，回军修整守备，曹军众人之心安定，李典、乐进诸将皆服张辽。

这次战斗的5个阶段：1.张辽突击吴军；2.吴军包围张辽；3.张辽破围而出；4.张辽复入吴军；5.吴军披靡败走。

这场战斗也正是“张辽止啼”典故的产生原因。

此后，孙权僵持在合肥十多日（“权守合肥十馀日”当中的“守”字，没有进攻的含义，但有坚持、僵持、保持的含义。既然“守”字没有进攻的含义，《乐进传》又没有记录乐进在合肥拒击敌人的功勋，《武帝纪》也只有出战的张辽、李典之功而无守城的乐进之功，所以，在孙权军队僵持在合肥的十余日这一时间段里，无法确定孙权军队是否曾经对合肥城发起过攻城战。），认为己方已经是夺城无望，又遇上疫疾，便命大军班师，自己则和一千多虎士与凌统、甘宁、吕蒙、蒋钦为后（史书原文有“唯”字，没有“等”字，陈武已死，潘璋、宋谦、徐盛不在津北）。至逍遥津北，张辽观察到孙军撤退，乘机率军追击，孙军顿时混乱，孙权被围。甘宁严厉的要捶响战鼓，增强士气，凌统亲率三百近兵冲入重围，甘宁则引弓掩护，吕蒙、蒋钦死战拒敌。

凌统救出孙权，便回头再战。孙权与甘宁蹴马趋津，但撤退路上的桥已被敌军所毁，丈余无板，当时孙权近监谷利在马后，叫孙权抓着马鞍、松开缰绳，谷利在后面加鞭，以助马势，孙权顺利跃马过河，与在津南率三千人防备的贺齐会合，孙权才成功逃脱。而凌统继续拖住敌军，左右人马已死，自己也身受创伤，杀死数十人，知道孙权已安全，才披甲潜行逃走，成功逃生后，在津渚上痛哭流涕。

张辽率领着投降的东吴军人返回合肥城，在押解斩俘的途中，张辽询问投降的东吴士兵：“有个紫色胡须、上身长腿短、善于骑射的人是谁？”东吴降卒说：“是孙权。”等到张辽与乐进相遇，谈到这事，叹息己方没有早点知道孙权的样子，早知道就急追他，说不定就能抓到他了。合肥城内的曹军将士听说，皆大为叹恨。

关于建安二十年（215年）的第二次合肥之战，该战役的战前准备、战后影响、历代名人对此战的评价等更多的详细内容，详见词条逍遥津之战。

《三国志·魏书一·武帝纪》：八月，孙权围合肥，张辽、李典击破之。

《三国志·魏书十八·李典传》：辽恐其不从，典慨然曰：“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乃率众与辽破走权。

《魏略》：张辽为孙权所围，辽溃围出，复入，权众破走。由是威震江东。儿啼不肯止者，其父母以辽恐之。

《魏书》：孙权率十万众围合肥，辽募其敢死者八百人，登锋陷阵，大破之。

《三国志·吴书十·陈武传》：建安二十年，从击合肥，奋命战死。

《三国志·吴书十·潘璋传》：合肥之役，张辽奄至，诸将不备，陈武斗死，宋谦、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后，便驰进，横马斩谦、盛兵走者二人，兵皆还战。

《三国志·吴书十五·贺齐传》：二十年，从权征合肥。时城中出战，徐盛被创失矛，齐中兵拒击，得盛所失。

《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合肥未下，彻军还。兵皆就路，权与凌统、甘宁等在津北为魏将张辽所袭，统等以死扞权，权乘骏马越津桥得去。

《三国志·吴书九·吕蒙传》：师还，遂征合肥，既彻兵，为张辽等所袭，蒙与凌统以死扞卫。

《三国志·吴书十·蒋钦传》：从征合肥，魏将张辽袭权於津北，钦力战有功。

《三国志·吴书十·甘宁传》：建安二十年，从攻合肥，会疫疾，军旅皆已引出，唯车下虎士千馀人，并吕蒙、蒋钦、凌统及宁，从权逍遥津北。张辽觇望知之，即将步骑奄至。宁引弓射敌，与统等死战。宁厉声问鼓吹何以不作，壮气毅然，权尤嘉之。

《吴书》：统创甚，权遂留统於舟，尽易其衣服。其创赖得卓氏良药，故得不死。

《三国志》裴注《江表传》孙权篇：权乘骏马上津桥，桥南已见彻，丈馀无版。谷利在马后，使权持鞍缓控，利於后著鞭，以助马势，遂得超度。权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

《水经注·卷三十二》：孙权之攻合肥也，张辽败之于津北，桥不撤者两版。权与甘宁蹴马趋津，谷利自且著鞭助势，遂得渡梁。凌统被铠落水，后到追及，流涕津渚。

建安二十年（215年）八月的第二次合肥之战：魏军对吴军是“击破之”、“大破之”、“与辽破走权”；吴军被称为“陈武斗死，宋谦、徐盛皆披走”，虽然曾经“兵皆还战”，但最终“权人马皆披靡”、“吴人夺气”、“权众破走”；一些来不及逃走的吴军将士成为了“吴降人”；孙权本人也成为了败势求存的“得去”、“已免”、“得免”、“几至危殆”、“几至祸败”。结论：两次野战交锋均是魏军获胜，吴军战败。

太和四年（230年）正月，魏国于合肥境内建筑合肥新城，防备吴国。当年冬天，孙权声称要取合肥。满宠上表要求召集兖州、豫州兵力。后来两州兵力云集，敌兵只好退还了。朝廷命满宠就此撤兵。满宠认为敌兵大举退还，恐怕不是本意。他们一定是佯装退却以麻痹我们，等我们撤军后，好趁虚而入。于是上表要求不要撤军。于是曹魏采纳满宠的建议，让兖州、豫州的援军继续驻扎在扬州境内。孙权果然来攻打合肥城，不克而还。

《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

《三国志·魏书二十六·满宠传》：四年，拜宠征东将军。其冬，孙权扬声欲至合肥，宠表召兖、豫诸军，皆集。贼寻退还，被诏罢兵。宠以为“今贼大举而还，非本意也，此必欲伪退以罢吾兵，而倒还乘虚，掩不备也”。表不罢兵。后十余日，权果更来，到合肥城，不克而还。

太和四年（230年）冬季的第三次合肥之战：孙权攻合肥，被曹魏的兖州、豫州、扬州的三州将士联合击退，最终不克而还。

青龙元年（233年）十二月，第五次合肥之战爆发。

孙权出兵想围攻合肥新城，因城远水，二十余日不敢下船。

魏将满宠对手下诸将说：“孙权知我移兵城外，定会夸海口。前来展示其实力，邀取功名。虽然他不敢向前推进，但定会上岸来炫耀兵力，以示其兵多将广。”于是满宠便派遣六千步骑（带兵将领不明），在淝水隐处伏兵等待。后孙权果然上岸耀兵，满宠伏军突起袭击，斩首数百，也有逃至河中溺死。

吴主孙权大怒，于是攻打合肥新城，吴将全琮率领步骑五万攻六安，最终都是不克而还。

《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是岁，权向合肥新城，遣将军全琮征六安，皆不克还。

《三国志·魏书二十六·满宠传》：其年，权自出，欲围新城，以其远水，积二十日不敢下船。宠谓诸将曰：“权得吾移城。必于其众中有自大之言，今大举来欲要一切之功，虽不敢至，必当上岸耀兵以示有余。”乃潜遣步骑六千，伏肥城隐处以待之。权果上岸耀兵，宠伏军卒起击之，斩首数百，或有赴水死者。

《三国志·吴书十五·全琮传》：嘉禾二年，督步骑五万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诸将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幸，举不百全者，非国家大体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岂可谓全哉？纵有所获，犹不足以弱敌而副国望也。如或邂逅，亏损非小，与其获罪，琮宁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负国也。”

青龙元年（233年）十二月的第四次合肥之战：孙权在合肥境内登岸，本欲耀武扬威，却被伏兵所击 。而孙权攻合肥新城，全琮攻六安，又都是不克而还。

青龙二年（234年）二月，蜀汉丞相诸葛亮进行第五次北伐，遗使请东吴一起出兵。孙权答应。孙权误以为谓魏明帝曹睿不会率大军前来，于是，同年五月，孙权进驻巢湖口，自称有十万人，亲自带兵攻向合肥新城；另一方面，又派陆逊、诸葛瑾率万余人进驻江夏、沔口，攻向襄阳；将军孙韶、张承进驻淮，向广陵、淮阴进逼，形成三路兵马北伐。

六月，曹魏老将满宠打算率领众军援救新城守将张颖，但殄夷将军田豫却认为该新城自守有余，如果有援军至，怕孙权反过来吞并满宠的援军，于是说：“敌人竭尽全力大举出动，不只是为了争夺小利，他们是要借助攻打新城以引诱我出动大军。应该听任他们攻城，挫败他们的锐气，不应该与他们争高低。他们攻新城不下，士兵必然疲惫；等其疲惫之后，我们再出击，可大获全胜。如果敌人知道我们的计划，就不会再攻城，必定会自动退走。我们若现在进兵，正中了他们的诡计。此外，大军出动的方向，应该使人难以预料，不应该让军队自己筹画。”而当时吏士多请假，满宠上表请召中军兵及召回所有请假将士，集合抵挡。不过散骑常侍广平刘邵认为满宠该自守不攻，避其锐气；而中军则先派步兵五千、精骑三千出发，将队伍排列疏散，多加旗、鼓，敌军知道大军到来，必定自走，可以不战而破。魏明帝听从其计，先派前队出发。

而魏明帝也不接纳满宠提出的撤离合肥而退至寿春的意见，认为合肥、襄阳、祁山是曹魏东、南、西三个重要防点，守城有余。卫臻也看穿了孙权外表上响应诸葛亮，其实内心只是想在一旁观望，认为合肥城池坚固，孙权的进攻不足为虑。

当时的满宠至少已有76岁的高龄。满宠的大军援救计划被田豫驳回，满宠的撤除合肥新城退至寿春的计划又不被采纳。于是，满宠便募集数十壮士，折断松枝为火炬，灌上麻油，在上风的位置顺风放火。火势在风力的作用下不断蔓延，一直烧到了敌军的攻城器具。孙权的侄子孙泰前来救火，满宠军队又向吴军放箭。当时满宠军队射出的箭支是顺风而行，被风力增大了射程和贯穿力，最终射杀了孙泰。至此，吴军的一些攻城器具被烧毁。

正如田豫、卫臻、刘邵的预料，曹魏的合肥新城守将张颖等拒守力战，使得孙权久攻不克，双方一直战至七月。

七月壬寅日，魏明帝曹睿亲率大军东行。魏明帝曹睿的大军距离合肥新城还有数百里的寻阳时，孙权便恐惧而退走，进攻淮水流域的孙韶军亦同时回师，只有进攻汉水流域的陆逊军继续战斗，但不久亦撤退。

《三国志·魏书三·明帝纪》：秋七月壬寅，帝亲御龙舟东征，权攻新城，将军张颖等拒守力战，帝军未至数百里，权遁走，议、韶等亦退。

《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阳，权率大众围合肥新城。是时蜀相诸葛亮出武功，权谓魏明帝不能远出，而帝遣兵助司马宣王拒亮，自率水军东征，未至寿春。权退还，孙韶亦罢。

《三国志·魏书二十六·满宠传》：明年，权自将号十万，至合肥新城。宠驰往赴，募壮士数十人，折松为炬，灌以麻油，从上风放火，烧贼攻具，射杀权弟子孙泰。贼于是引退。

《三国志·魏书二十六·田豫传》：后孙权号十万众攻新城，征东将军满宠欲率诸军救之。豫曰：“贼悉众大举，非徒投射小利，欲质新城以致大军耳。宜听使攻城，挫其锐气，不当与争锋也。城不可拔，众必罢怠；罢怠然后击之，可大克也。若贼见计，必不攻城，势将自走。若便进兵，适入其计。又大军相向，当使难知，不当使自画也。”豫辄上状，天子从之。贼遁走。

青龙二年（234年）夏秋之交的第五次合肥之战：孙权此次出征是孙权最后一次亲征，正如田豫、卫臻、刘邵的预料，被合肥新城守将张颖屡屡击退。而曹睿举曹魏朝廷大军来征，吓得东吴军队全线撤退。不但孙权都退走，孙韶、张承也都纷纷退走，甚至远在汉水流域的陆逊、诸葛瑾也都恐惧退走。

起初，孙权挟赤壁之战的胜利之威，只需要面对“城欲崩”、庆幸“得全”的少量合肥守军。后来，面对的是人数仍占明显劣势的7千合肥守军。再后来，孙权面对的是曹魏的扬州、兖州、豫州这三州兵马。如今，却要面对魏明帝曹睿亲自率领的曹魏朝廷大军。孙权固然想拥有合肥，但他要面对的魏军却是越来越多了。或许，此时的孙权非常后悔当初就不该相信蒋济的伪报之信。

253年，吴太傅诸葛恪由东兴回来后不久，不顾众臣劝阻，于三月亲率二十万人再次出兵北征。夏四月，围攻合肥新城，诸葛恪建起土山急攻，魏将张特与三千人守新城三个多月，死伤甚多，城池将破。

张特对吴人说：“今我无心复战也。然魏法，被攻过百日而救不至者，虽降，家不坐；自受敌以来，已九十余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余人，战死者已过半，城虽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当还为相语，条别善恶，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绶去为信。（现在我已无心再战了。但依魏国法规，被攻超过一百日而援救不来的话，虽然投降，家人可以免去刑责；自抵抗敌人以来，已经九十多日了，这城中本来有四千多人，战死者已经过半，城池虽陷，如有半数人不想投降，我便与他说话，陈明善恶，明日早上送名，你们先以我的印绶拿去作信托吧。）”

张特便将印绶抛给他们，而诸葛恪相信他，便不取印绶。于夜中，张特却拆去屋舍的木材、围栏，将城墙崩溃的地方补上二重。到明日，张特对吴人说：“我但有斗死耳！（我只有战斗而死了！）”坚守不降，吴军大怒，进攻但已不能攻克了。当时天气又炎热酷暑，吴兵疲劳，疫病横行，得病的人有大半，死伤严重。诸葛恪攻城不下，迁怒于各部将，士卒怨声不断。

早在当年的五月，曹魏朝廷得到了诸葛恪围攻合肥新城的消息。便派遣魏太尉司马孚率援军二十万人赶往新城。司马孚知遁吴兵已疲乏，便进兵大败吴军。八月，诸葛恪无奈引军归还。司马师命文钦督遣精锐部队会合，要其断诸葛恪的退路，毌丘俭等将断后。诸葛恪惧怕而遁逃，文钦上前大败敌军，斩首万余人。

参战人物：吴军（诸葛恪、朱异、蔡林），魏军（张特、司马孚、文钦、毌丘俭）

《晋书·帝纪第二·景帝纪》：五年夏五月，吴太傅诸葛恪围新城，朝议虑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诸水口。帝曰：“诸葛恪新得政于吴，欲徼一时之利，并兵合肥，以冀万一，不暇复为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则用兵众，少戍则不足以御寇。”恪果并力合肥，卒如所度。帝于是使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等距之。俭、钦请战，帝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锋未易当。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诸将高垒以弊之。相持数月，恪攻城力屈，死伤太半。帝乃敕钦督锐卒趋合榆，要其归路，俭帅诸将以为后继。恪惧而遁，钦逆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

《三国志·吴书三·三嗣主传》：三月，恪率军伐魏。夏四月，围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军还。

。诸营吏日白病者多，恪以为作，欲斩之，自是莫敢言。恪内惟失计，而耻城不下，忿形于色。将军朱异有所是非，恪怒，立夺其兵。都尉蔡林数陈军计，恪不能用，策马奔魏。魏知战士罢病，乃进救兵。恪引军而去。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记忿痛，大小呼嗟。而恪宴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图起田于浔阳，诏召相衔，徐乃旋师。由此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秋八月，军还。

《吴书》：异又随诸葛恪围新城，城既不拔，异等皆言宜速还豫章，袭石头城，不过数日可拔。恪以书晓异，异投书於地曰：“不用我计，而用傒子言！”恪大怒，立夺其兵，遂废还建业。

《晋书·列传第七·司马孚传》：时吴将诸葛恪围新城，以孚进督诸军二十万防御之。孚次寿春，遣毌丘俭、文钦等进讨。诸将欲速击之，孚曰：“夫攻者，借人之力以为功，且当诈巧，不可力争也。”故稽留月余乃进军，吴师望风而退。

《三国志·魏书二十八·毌丘俭传》：吴太傅诸葛恪围合肥新城，俭与文钦御之，太尉司马孚督中军东解围，恪退还。

嘉平五年（253年）四月至八月的第六次合肥之战：诸葛恪不听聂友等人的劝阻，违众出军，被曹魏合肥新城守将张特屡屡击退，“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最终只得退还。退走之时，又被曹魏追兵“大破之，斩首万余级”。为诸葛恪的败亡和孙峻、孙綝的先后上位，埋下了伏笔。

合肥之战的胜利对曹魏来说意义十分重大，这是因为合肥是曹魏在江淮一带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

合肥的主要作用是抵抗敌人的寨垒，所以守备能力对曹军极为重要；而东吴若要北伐，合肥是其中一个障碍点及补给点。六次合肥之战，终吴之世，不能有淮南尺寸之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