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编著的社会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73年。

该书除“导论”和“结语：未来的议程”以外共分六章，第一章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社会发展的理论，以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工业社会模式作为西方社会发展的共同结构，概述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基本区别，综论后工业社会概念的形成、发展与特点；第二章从商品到服务：不断变化的经济形态，以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美国社会为基础，分析西方社会由产品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化的过程，评述由此引起的社会职业结构的明显变化，尤其是工人阶级队伍的分化及其作用的演变；第三章知识和技术诸方面：后工业社会中新的阶级结构，以分析技术发展对个人生活变化城市规模扩大以及政治舞台延伸为前提，研究知识指数增长的性质，说明知识分支发展的实际途径，确定技术的含义，衡量技术的发展，评估技术预测模式，最后又通过详细的统计数字勾画出所谓“知识阶级”的结构；第四章公司的从属性：经济化方式和社会化方式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论述美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私人公司或者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中企业的发展方式及其“职能合理性的逻辑”，分析两种制度下公司发展的“经济化”方式和“社会化”方式的不同目标与不同社会标准，以及由此引起的矛盾冲突；第五章社会选择和社会计划：我们的概念和工具的适应性，从社会抉择和社会价值、集团政治与领导者的作用、人口的数量密度及其相互影响、公共与私人之关系，以及社会指标的制订和“社会结算系统”的确立等诸多方面，论述社会在规定准确地反映个人偏好“顺序”的社会选择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难题及其可能提供选择的各种方案方略；第六章将来由谁统治？后工业社会中的政治家和科技治国论者，以分析后工业社会专家治国论者的构成及其理论观点为基础，预测“平民主义”与“精粹主义”之间、科技工作者与政府之间以及社会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种种矛盾。一句话总结为，预测围绕后工业社会权力分配问题而产生的一系列冲突与斗争。

贝尔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工业社会的内部结构问题，并以“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与传统的工业社会相区别，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系统出版有关后工业社会的著作，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是贝尔有关后工业社会的代表作，该书写作的目的在于探讨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工业社会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原因。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由“导论”、正文六章和“结语”构成。

“导论”是全书的总纲，在“导论”中，作者说明了全书所要探讨的工业社会的未来，贝尔首先区分了预测和预报，他认为，预报通常着重于对有关事件作出决断，这种决断不可能公式化，即不可能使其受一些规则的支配；预报的职能主要是，通过长期熟悉情况而取得详细的内部知识和判断。而预测则要对规律性的发展、重复出现的现象、持续发展的趋势等进行推测。预测不能预先报告出结果，而且推断的时间越远，误差程度越大，但它能说明政策决定发挥效用的限度和范围。贝尔简述了各种各样的预测，包括技术预测、人口预测、经济预测、政治预测等。他把经济预测又分为三类型：简单的市场调查、最标准化的预测（制定宏观变数的时间序列，如批发价格和消费价格指数、工业产量、农业生产率、失业率等，将这些指标综合起来对经济状况预测）、数理经济模型。此外，贝尔还提出三种社会预测：推测社会趋向、鉴别促成社会的历史“关键”、预测主要社会体制内的变化。他认为，要鉴别历史“关键”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把重点放在社会结构变化方面，后工业社会作为该书的主题，正是对西方社会结构变化的一种社会预测。

贝尔认为，社会结构不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反映”，而是一种概念性图式的“反映”。一个概念性图式是从一个复杂的现实中选择特殊的属性，并按照共同的成规分类而成。作为一种逻辑顺序的方法，概念性图式并无真伪之别，而只有有用与无用之分。概念性图式的基础是中轴原理，并具有一个中轴结构，它们力图说明的不是因果关系，而是趋中性。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是以生产和使用的各种知识作为中轴的概念顺序。例如，以财产为中心轴，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苏联是社会主义社会；以生产和技术为中轴，美国和苏联都是工业社会。

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是一个广泛的概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加以理解：1、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2、职业分布：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3、中轴原理：理论和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4、未来的方向：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5、制定决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贝尔在“导论”中还简述了后工业社会思想形成的过程以及全书的结构。

在第1章中，贝尔论述了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发展理论。他认为马克思提出了两种社会发展的图式：第一种是来源于《资本论》第1卷的“纯粹资本主义”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一切非资本主义生产领域，或者被资本主义扩张所消灭，或者从属于它。社会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的垄断之间的矛盾最终会使资本主义“外壳”炸毁，社会主义来临。第二种是主要体现在《资本沦》第3卷中对经理、技术雇员、白领工人等的论述，在这种模式中，新的信用银行制度、股份公司、白领工人等出现和扩大，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不过，马克思认为第一种图式具决定性作用，所以新倾向在马克思那里打了折扣。贝尔认为，西方社会发展理论都是同马克思的不同图式的“对话”，他列举了松巴特、韦伯、熊彼特、阿伦等人的理论。他认为，在几十年里，工业社会发生了工业企业变化（经理成为组织控制者）、职业结构组织变化（技术专业阶层扩大）和政治制度变化（官僚政治发展、政治专家官员兴起），这些变化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俄国共产主义社会都在进行，但共产党理论家回避社会结构变革的含义。最后，贝尔把工业社会模式作为共同结构，概述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主要区别，以此作为对社会结构进行对此分析的基础。他列出了以不同角度表明三种社会的“社会变化的总图式”表。后工业社会在以后各章被进一步展开说明。

在第2章中，贝尔在美国的结构范围内探讨了后工业社会五个方面中的两个：从产品生产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变，以及职业比例曲线的变化。他指出，后工业社会是以服务行业为基础的，如果工业社会的定义是根据作为生活标准标志的商品数量来确定的话，后工业社会的定义则根据服务和舒适所计量的生活质量的标准来确定。随工业发展，必引起运输和公用事业的扩大。大规模商品消费和人口增长，使销售和金融、不动产、保险等传统白领就业中心活动增加。人们生活面扩大和新的需要与爱好发展，使第三产业即个人服务部门迅速发展。他援引了美国1870年到1968年的各种统计资料，以及到1980年的预测，说明了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就业情况和百分比变化，并指出专业与技术人员是职业类别中增长最快的，将成为后工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职业集团。贝尔还探讨了后工业社会的某些劳工问题。他也指出了这方面变化的一些限制，其中主要包括：生产率的限制、通货膨胀的限制、美国制造业产品定价过高从而在世界市场上销路下降的限制等。

贝尔在第3章中集中讨论知识和技术的各个方面，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识社会的结构。他首先指出，社会的变化正在加速发展，社会的各种规模也在迅速扩大，两者是讨论知识和技术时的关键概念。然后，他依次分析了知识、技术和知识社会的结构。他把知识定义为：“知识是对事实或思想的一套有系统的阐述提出合理的判断或者经验性的结果，它通过某种交流手段，以某种系统的方式传播给其他人。”作者分析了知识增长的形式（指数率加观点）、增长的限度（从渐近极小值开始增长，迅速倍增，然后趋向渐近极大值，再通过弯曲点下降的S形曲线论）和知识的分解（学科分支增加）。他认为，技术一直是区分社会时代变化的主要力量之一，以多种方式促成社会发展。技术的变化决定了经济的革新和变革，技术变化基本上是“组织方面的”，即包括了较好的方法和组织，从而改善了新、老资本的效率。几十年中，科学和发明开始系统地结合了起来，而且，技术预测新技术的出现，将展现出发展的未来领域，使人们可以系统地计划未来。在知识、技术发展下，形成了知识社会结构。贝尔用美国资料，主要分析了专业和技术人员的数量、比重、入学、攻读学位的人数、比重，按学科分类的学位分布，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分布，指出后工业社会的主要问题是要有足够的数量的受过训练的专业和技术人才。他还分析了教育的体制结构和美国的资源分配（即用于研究与发展所作的努力）。

在第4章中，作者主要分析了工业社会的基本企业形式——公司。作者叙述了公司的发展，并提出公司所具有的经济化方式和社会学化方式两种模式。贝尔认为，现代西方社会所掌握的秘密就是生产率，经济生活可以不同时成为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的竞争，每个人最终都可以成为胜利者。现代工业生活带来新的生活方式，称之为经济化。经济化是在互相争夺的各项目之间最合理地分配稀少的资源的科学。经济化的条件是一种主持分配的市场机制，是一种适应不断变化的供求特点的流动的价格体系。但是经济化方式也存在局限性：第一，它只衡量经济商品；第二，形成“外部成本”，或带来社会成本（例如污染）；第三，公共商品和私人商品间出现不平衡。与经济化方式对照，还有一种社会学化方式，即以某种明确的公共利益，观念判晰社会需求。公司作一种统一体，一端是经济化（在其中，组织的各个方面都一心一意地变为实现生产和利润目标的工具），另一端是社会化（在其中，所有的工人都得到终身就业的保障，而使劳动力感到满意成了资源的主要消耗）。在近几十年发展中，公司正不断走向社会化的一端。贝尔指出，现代公司已失去许多传统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征，公司的“含义”，或者说公司为谁所有已有些模糊不清。美国人正在脱离以私人企业市场体系为基础的社会，而走向政治上以明确规定的“目标”和“重点”来作出最重大的经济决策的社会。

贝尔在第5章中考察了已有的理论概念工具，围绕社会选择和社会计划评价这些概念工具及方法的适应性。他认为，理性和个人选择通过市场发挥作用是18世纪经济学的理论贡献，代议制和利益的概念则是19世纪政治学所增加的内容。但对于20世纪后半叶来说，由于外交政策的影响、社会的“未来方向”以及“技术”决策日益增加等三个因素，它们已过时了。现代社会是大规模社会，许多问题已不能由地方解决，必须交由全国性的社会，因此，必须考察政治结构的适应性、集中化和分散化、“公”和“私”之间的区别、公私官僚阶层结构的最佳规模等问题。也因此，社会选择、社会计划有着更重要的意义。贝尔继而评述了社会结算系统（包括国民收入和产业结算、货币流量结算、全国产业间结算、国民财富结算等）、社会指标（如健康指数、犯罪指数、环境问题指数、社会地位升迁等）等。

贝尔认为，一个新型社会的出现带来了财富。权力和地位的分配问题，这对于任何社会都是中心问题。因此，在第6章中，他主要探讨了科技治国论决策和政治性决策之间的关系。贝尔把1945—1950年看作后工业社会象征性的“出生年代”，考察了科技治国思想的发展，评述了物支配人、军人支配物的现象。他列出了“阶层划分和权力”表，分别从资源、社会活动场所、统治人物、权力手段、阶级基础、取得权力的途径等方面，对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在后工业社会里，专业技术是取得权力的基础，教育是取得权力的途径，通过这种方式出现的人们是科学家。但是，在一个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社会中，更多的决策必须通过政治和计划来制定，因此，政治决策仍是社会的主要决策，知识对于权力来说仍是一个从属的因素。

在“结语”部分，贝尔分析了后工业社会将出现的主要问题。他首先说明现代社会主要问题不是阶级矛盾，而是经济职能不受管束的性质。当代发生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变化，一是经济职能从属于政治秩序，二是社会职能与财产相分离。新的以知识为基础的专业阶级兴起，形成“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然后他主要分析了两类问题，第一类是科学与政治或政府的关系，第二类是实行能者统治原则所产生的矛盾。他认为，最尖锐的紧张关系是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前者的中轴方向是反体制的，而后者则按经济化模式和科技治国论模式确定的。这种紧张关系将成为后工业社会中的最根本问题。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被誉为“一部能够在未来许多年中影响人们思维的著作”，因其首创“后工业社会”的概念用以揭示正在到来的人类历史性产业革命，因而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并掀起了未来学研究的热潮。在这以后，许多学者在贝尔的影响下，从科技革命出发研究人类社会新的发展趋势。

丹尼尔·贝尔，美国社会学家，曾在多种学术期刊从事编务工作，并任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此外还大量从事与未来研究和预测有关的活动。他的主要著作有《意识形态的结束》《走向2000年：进展中的工作》《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