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学家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西方进入了现代社会的新阶段。这种新的社会形态曾被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称为“后工业社会”，或者信息社会、高技术社会、媒体社会、消费社会、最高度发达社会。更多学者从文化形态变迁的角度出发，将其命名为“后现代社会”或“后现代时代”。

后现代时代在科学、文化、教育、资本主义生产等诸多领域经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表明了人类历史的一次断裂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理论界常以“后现代性”来描述我们所处的这一历史时期，以示与启蒙主义造就的现代社会之“现代性”的区分。

“后现代”其“后”(post)的含义具有双关性，体现了对待“现代”和“现代性”的两种不同态度：

在一种意义上，“后”意味着一种“非”，即要与所有现代性的理论、文化、意识形态和艺术风格决裂，从旧的限制和压迫中解放出来。

另一种意义上，“后现代”可以理解为一种“超级现代”（hyper-modern），它是对现代的继续和强化，后现代性只不过是现代性的一张新面孔或一种新发展。

综合上述两种观点，美国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F. Inglehart）秉持相对中立的立场，在《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中，提出了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四大要点：（1）认识人类社会的“非线性”转型；（2）反对“经济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单一决定论的描述形式；（3）摒弃现代化过程中的“种族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4）民主政治并非现代化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