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友仁，男，1939年生于西安。196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外语系，曾任中学外语教师。1978年，考入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1981年毕业并获硕士学位。1982年4月到河南师范大学任教，1992年晋升教授。1999年退休，后被返聘为历史系历史文献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文系古汉语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至1999年。

吕友仁，男，1939年生于西安。抗战胜利，随父母返回老家河南荥阳。196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外语系，曾任中学外语教师多年。1978年，考入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198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个三年制古籍整理研究专业硕士。老师希望我留校，我因为需要照顾家庭，就在做了几个月老师的助手后，告别老师，回河南了。1982年4月到河南师范大学（当时叫新乡师范学院）报到任教，1992年晋升教授。1999年退休，旋被返聘为历史系历史文献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后又被聘为中文系古汉语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给本科生讲授的课程：古代汉语、《说文解字》习读。给硕士研究生讲授的课程：经书习读、训诂学、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研究方向：经学、历史文献学、中原文献。社会工作：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行评议专家。

1、《礼记全译·孝经全译》（全二册，第一作者），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2009年修订版。

2、《周礼译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

3、《礼记讲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4、《<礼记>研究四题》，中华书局2014年出版。

5、《训诂识小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出版。

6、《读经识小录》（上下两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出版。

1、《中州文献总录》（全二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

2、《<汝南先贤传>辑本译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出版。

1、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

2、清人钱大昕《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

3、明人王同轨《耳谈类增》（第一作者），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

4、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全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

5、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全三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儒藏》精华编本。

1、修订版《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

2、《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上海词书出版社1984年出版。

3、《中国文化史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

4、《宋代文化史大辞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6年出版。

1、《孔颖达<五经正义>义例研究》（独著），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出版。

2、《中原文献钩沉·经部卷》（主编），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出版。

3、《儒藏》精华编中的秦蕙田《五礼通考》，（吕友仁、张焕君、曹建墩合作完成），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

1、《释‘移时’》，载《中国语文通讯》1981年第1期。

2、《<文献通考·刑考>考证》，载《新乡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2期和1984年第1期。

3、《新版辞源溯源拾遗》，载《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4期和1984年第1期。

4、《释“移时”》（修订稿），载《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5、《“伴食中书”浅说》，载《光明日报》1985年3月6日“史学”版。

6、《申“觉”》，载中华书局《文史》第22辑。

7、《关于古代刑制的两个问题》，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转载于《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84年第2期。

8、《大赦、曲赦、德音小辨》，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转载于《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84年第4期。（按：以上两项所谓“河南师范大学”，即后来的河南大学）

9、《中国通史第五册的两处失误》，载中国宋史研究会秘书处《宋史研究通讯》第3辑。

10、《中国史学家传·钱大昕传》举正，载《新乡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11、《书<潜研堂文集>后》，载《古籍论丛》第2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12、《<辞源>溯源拾遗举例》，载《汉语论丛》，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13、《读<古代汉语>札记》（第一作者），载《平原学报》1986年第3期。

14、《“岳州巴陵郡”辨》，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15、《孙膑受刑质疑》，载《中国语文天地》1986年第4期。

16、《读<胡注通鉴表微>札记》，载《司马光与资治通鉴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17、《<报任安书>注商》，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1986年。

18、《钱大昕及其<潜研堂文集>述评》，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19、《从<马氏文通序>的两处误标说到顿号在古籍整理中的使用》，载《信阳师院学报》1986年第4期。

20、《<辞源>释义失误的原因探讨》，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3期合刊。

21、《“贼”有“盗”义始于何时》，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1987年第9期。

22、《<文献通考·赦宥>补正》，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23、《白居易<七老会>及<宿紫阁山北村>诗读后》，载《新乡师专学报》1988年第1期。

24、《标点、注释、翻译杂识》，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3期，1988年6月。

25、《阿斗的大名怎样读》，载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88年第11期。

26、《刘禅之“禅”的读音》，载《中国语文天地》1988年第4期。

27、《钱大昕小学表微》，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1989年第4期。

28、《钱大昕与<说文>两大家》，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三期，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1989年第9期。

29、《对<我对全宋文第一册一点意见>的一点意见》，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10期，1989年6月。

30、《“学识何如观点书”辨》，载《中国语文》1989年第6期。

31、《释<红楼梦>中的“官箴”》，载《中国语文天地》1989年6期。

32、《<尔雅>二义同条例是王引之发现的吗？》，载《古汉语研究》1989年4期。

33、《<古代“死”的别名>补遗》（第一作者），载《古籍整理》1990年1期。

34、《<文献学论著辑要>的几处标点失误》，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21期。

35、《钱大昕对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的影响》，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主编《嘉定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年5月版。

36、《论名字相应及其在训诂学中的应用》，载《河南师大学报》1990年3期。

37、《关于<尔雅>二义同条例的两个问题》，载《河南师大学报》1990年4期。

38、《“学识何如观点书”不是讲断句标点的》，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37期，1991年1月10日。

39、《<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一处标点失误》，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42期，1991年5月1日。

40、《“三言二拍”故事来源考补正》（第一作者），载《河南师大学报》1991年4期。

41、《宋代婚礼概述》（第一作者），载《殷都学刊》1991年4期。

42、《<马氏文通序>的一处标点失误》，载《历史文献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7月版。

43、《<汉书序例>事证》，载《汉唐史籍与传统文化》，三秦出版社1992年7月版。

44、《苏颂与苏轼的交往》，载《苏颂研究文集》，鹭江出版社1993年2月出版。

45、《试论训诂与广义校勘的关系》，载《河南师大学报》1993年2期。

46、《读<红楼梦>札记》，载台湾《思源》第25期，1993年2月。

47、《评章太炎对<恒言录>的批评》，载《河南师大学报》1993年6期。

48、《读<岳阳楼记>札记》，载台湾《思源》第37期，1994年2月。

49、《再说“官箴”》，载台湾《思源》第41期，1994年6月。

50、《用词要正典》，载台湾《思源》第45期，1994年10月。

51、《<古代“死”的别名>补遗》（第一作者），载《河南师大学报》1994年5期。

52、《论广义校勘与训诂的关系》，载《历史文献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53、《<元史>标校商榷二则》，载《历史文献与民族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11月出版。

54、《指瑜为瑕的校记何其多》，载《河南师大学报》1996年2期。

55、《“清廉”从对做官者的要求之一进而成为第一要求的历史考察》，载《河南师大学报》1996年6期。

56、《乾嘉朴学传黔省 西南大师第一人》，载《河南师大学报》1997年2期。

57、《读<礼记>札记》，载台湾《孔孟月刊》35卷7期，1997年3月。

58、《说“共牢而食”》，载台湾《孔孟月刊》35卷8期，1997年4月。

59、《曾参之“参”读音质疑》，载台湾《孔孟月刊》35卷9期，1997年5月。

60、《<文献通考·刑考>取材考略及其赦宥一目补正》，载《文献通考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9月版。

61、《郑珍学术成就表微》，载《学者笔下的贵州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

62、《曾参之“参”当读can》，载《古汉语研究》1998年2期。

63、《<汉语大词典>若干礼制词目释义献疑》（合作），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1期。

64、《<宋史>校勘商兑数例》，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6期。

65、《“男女相答拜”与“男女不相答拜”何者为是》，载中华书局《文史》45辑，1998年9月。

66、《释“世业”》，载中华书局《文史》45辑，1998年9月。

67、《<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一处标点失误》，载中华书局《文史》45辑，1998年9月。

68、《“超过”还是“抄过”？》，载《河南新闻出版报》1998年11月24日。

69、《略谈荆贵生主编<古代汉语>的抄袭方式与无知妄改》，载《黄淮学刊》1998年4期。

70、《说“共牢而食”》，载中华书局《学林漫录》14辑，1998年版。

71、《这是同一版本的教材吗？》，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新闻出版报》，1998年12月24日第3版。

72、《阮元<礼记注疏校勘记>平议》，载《历史文献研究》总18辑，华中师大出版社1999年8月。

73、《一部研究古代礼俗的力著》，载《阴山学刊》1999年4期。

74、《<左传>训诂二则》，载《河南师大学报》2000年3期。

75、《说“官箴”》，载中华书局《学林漫录》15集，2000年11月版。

76、《周礼概说》，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转载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01年5期。

77、《关于周礼的几个问题》，载《历史文献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78、《说“奠”——从棺木和花圈上的“奠”字谈起》，载《孔孟月刊》40卷3期，2001年11月28日。

79、《是达到了最高学术水平，还是罕见的假冒伪劣》，载《学术界》2001年5期。

80、《<医古文>注译商榷》（第一作者），载《河南中医》2002年3期。

81、《一点遗憾》，载《文艺报》2002年6月13日第4版（学术批评版）。

82、《阮刻<礼记注疏>并非最佳版本》，载《2002年第二届汉文化资料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81—194页。

83、《说“奠”》，载中华书局《文史知识》2002年11期。

84、《始闻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我看“王铭铭事件”》，载《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4期。

85、《王同轨<耳谈类增>述评》，载《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2辑，2003年版。

86、《称谓的误解和乱用》，载中华书局《文史知识》2003年10期。

87、《向学术界推荐一个引书规范》，载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

88、《我为选麋鹿为奥运吉祥物补充一条理由》，载《中华读书报》2004年3月10日第16版。

89、《王同轨评传》，载《中国文言小说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90、《编纂<中州文献钩沉>已是水到渠成之时》，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6期。

91、《<经籍籑诂>是一部专门收集“唐代以前”各种古书注解的字典吗？》，载《历史典籍和传统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2004年4月版。

92、《<汝南先贤传>辑证》（第一作者），载《历史典籍和传统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2004年4月版。

93、《正确理解<隋书·经籍志>中的“梁有”》（第一作者），载《历史典籍和传统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2004年4月版。

94、《经，总得有人读吧》（第二作者），载《中华读书报》2004年11月10日第23版（争鸣）。

95、《试说<左传>宣公三年的“三爵”》，载《论史传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版。

96、《龙启瑞<经籍举要>述评》（第一作者），载《桂林历史文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97、《论朱子<论语集注>与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关系》（第一作者），载《<朱子全书>与朱子学2003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版。

98、《学好经学是学好文献学的前提》，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2期。

99、《从汉字构造来看奥运吉祥物的桂冠当落谁家》，载中华书局《文史知识》2005年5期。

100、《何物堪摘奥运吉祥物的桂冠》，载《北京日报》2005年5月16日“文史”版。

101、《<四库全书总目>补正十六则》（第一作者），载《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4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

102、《<十三经注疏·礼记注疏>整理本平议》，载彭林主编《中国经学》第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103、《简评<大戴礼记汇校集注>》，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6年第6期（总424期）。

104、《<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正误一则——<九经三传沿革例>的作者不是岳珂》，载《中国语文》2007年第2期。

105、《试说<马氏文通>与<文史通义>的一段文字缘以及其中的训诂问题》，载中华书局《学林漫录》16辑，2007年4月版。

106、《礼记成书管窥》，2007年8月16日应邀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的演讲稿。据浙江大学张小苹博士论文《荀子传经考》（2011年通过）所附主要参考论文第十五：吕友仁《<礼记>成书管窥》，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编《经典的形成、流传与阐释》第二册，台湾学生书局2007年版。

107、《一书失校而波及多书之例》，载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第16期，2008年3月1日。

108、《“读书不通观首尾，不可妄下批评”》，载《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夏之卷，总第60期。

109、《<陈留耆旧传>辑证》，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2期。

110、《杜诗、苏诗、黄诗中“吏隐”注的澄清》（第一作者），载《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1期。

111、《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系的不能承载之重》，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大连图书馆编《典籍文化研究》，万卷出版公司2007年11月第1版。

112、《用在引经据典意义上的“礼”字如何标点？》，载《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第34期。2009年7月20日。

113、《<五礼通考>库本胜于味经窝刻本考辨》，载方光华、彭林主编《中国经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114、《“刑不上大夫”旧解发覆》，载彭林主编《中国经学》第5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115、《<礼记>五讲》，载郭齐勇主编《儒家文化研究》第3辑《礼学研究专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7月第1版。

116、《“郑卫之音”辨》（第一作者），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5期。

117、《清高宗弘历“历”字避讳刍议》，载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4辑，2012年4月第1版。

118、《北大本<毛诗正义>下册标点破句例析》，载赵生群、方向东主编《古文献研究集刊》第4辑，凤凰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

119、《校点本<礼记正义>诸多失误的自我批评》，载《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6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2月版。

120、《王弼<易>何时立于学官刍议》（第一作者），载《中国易学》第2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4月版。

121、《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评陈良中<朱子学研究>》，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4 年2 期。

122、《一部开创七十子研究的力作——读高培华<卜子夏考论>》，载《史学月刊》2014年8期。

123、《整理本<仪礼注疏>校点失误举例——以<士冠礼>为例》（第一作者），载《历史文献研究》3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版。

124、《四种整理本<毛诗注疏>平议》，载《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4期。

125、《“天地君亲师”溯源考》（第一作者），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3期。

126、《“礼是郑学”辨析》，载《中国经学》第16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127、《杨复<祭礼>校读札记》，载叶纯芳、乔秀岩主编《朱熹礼学基本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15年9月第1版。

128、《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评陈良中<朱子尚书学研究>》，载《朱子学年鉴》，商务印书馆2015年8月版。

129、《试说孔颖达<五经正义>的九条“例”》，载北京大学《儒藏》编辑与研究中心《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8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版。

130、《试论<礼记正义>中的注家破经》，载《中国经学》第18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版。

131、《“惠栋校宋本”辨》，载北京大学《儒藏》编辑与研究中心《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9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版。

132、《孔颖达<五经正义>注疏关系十六字说》，载《历史文献研究》第38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版。

按：以上文章有4篇发表在台湾《孔孟月刊》，4篇发表在台湾《思源》。此外，既有发表在诸如《中国语文》（2篇）、中华书局《文史》（4篇）、《文史知识》（3篇）、《学林漫录》（3篇）、上海《中华文史论丛》（2篇）、《古汉语研究》（2篇）、彭林主编《中国经学》（3篇）、《历史文献研究》（8篇）等权威刊物上者，也有发表在一般刊物上者。另，以上文章除括注说明“第一作者”“第二作者”者，其馀皆独著。

（一）毋剿说，毋雷同。（《礼记·曲礼上》）

（二）毋信人之言，人实诓汝。（陈垣《陈垣史源学杂文·前言》）

（三）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张之洞《书目答问》）

（一）吕叔湘先生对我的奖掖和提携

1989年元月15日吕叔湘先生来信，全文如下。

友仁先生：最近在傅璇琮先生处看到大作《浅说“学识何如观点书”》，甚佩博洽。拟推荐给《中国语文》刊出，不知您能否同意？请便中赐复为感。如有其他著作，亦盼赐示。专此。即颂教安。吕叔湘启，1989、1、15

《中国语文》1989年第4期刊出拙文《“学识何如观点书”辨》，文后有吕叔湘先生写的“附记”，全文如下：

早些时在傅璇琮同志处看到这篇文稿，很高兴有人指出我引书不加审核，因而误解文义。当初我确是看见别人文章里引用《资暇集》和《日知录》，没有去核对原书就引用了。这种粗疏的学风应该得到纠正。作者在这篇文章里不但指出我和管、彭二位的失误，也给读者提供有关唐宋以来的“点发”、“圈发”的知识。征得作者同意，我把这篇文章推荐给《中国语文》发表，并对作者表示感谢。1989年2月1日，吕叔湘附记。

读到吕叔湘先生的来信，看到吕叔湘先生的附记，我很感动。我暗自下定决心，像吕叔湘先生这样的大家还这样虚心地接受一个晚辈的学术批评，吕叔湘先生就是我终生学习的榜样。

我给吕叔湘先生又寄去《释<红楼梦>中的“官箴”》 《<尔雅>二义同条例是王引之发现的吗？》两篇文章请教，经吕叔湘先生推荐，分别发表于《中国语文天地》和《古汉语研究》。

这件事情感动了不少学者，纷纷发表感想。其中有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先生写的《想起一则“附记”——忆吕叔湘先生》，见《人民日报》1990年6月6日第八版。

（二）2005年5月某日，突然接到《北京日报》的电话，约我写一篇关于奥运吉祥物的稿子。我就写了一篇《何物堪摘奥运吉祥物的桂冠》，发表在《北京日报》2005年5月16日《文史》版。《北京日报》之所以向我约稿，大概是看到了我写的下列两篇文章：一篇是《我为选麋鹿为奥运吉祥物补充一条理由》，刊登在《中华读书报》2004年3月10日第十六版；一篇是《从汉字构造来看奥运吉祥物的桂冠当落谁家》，载中华书局《文史知识》2005年第5期。《北京日报》看到这两篇文章论证相当扎实，于是约我写文章，想促成此事。不成想，北京的两家报纸和一家刊物都看好的麋鹿，竟然落选了！大家想想，繁体字“庆”中有“鹿”字，古人结婚的定礼就是两张鹿皮，我们称两口子为“伉俪”，也有“鹿”字，这还不够喜庆吉祥吗！不独此也，连“鹿”的同源字“禄”也有吉祥义，详见张舜徽先生《说文解字约注》。

（三）北京大学《儒藏》总编纂孙钦善教授在《认真负责，精益求精，保证儒藏书稿的质量》一文中说：“吕友仁撰有《阮刻<礼记注疏>并非最佳版本》的文章，很值得重视。”见《儒藏通讯》2007年第6期，16页（孙钦善教授在深圳“儒藏主编会议暨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按：拙文原载《2002年第二届汉文化资料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四）2007年8月16日应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之邀，赴台作《礼记成书管窥》专题演讲。

（五）2008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拙作《礼记正义》校点本，南京师范大学王锷教授在《三种<礼记正义>整理本平议》（载《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4期）中说：“吕友仁先生的《礼记正义》是最佳整理本。”按：其他两种《礼记正义》整理本，是指台湾的一种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一种。

（六）2011年元月19日，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所长钟彩钧来函，告以该所招聘研究人员，请我作为该应聘者的代表作博士论文的审查人。我写了一个6000字的审查报告。

（七）2013年10月19日在浙江大学古籍所主办的礼仪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安排友仁第一个宣读论文。我的论文题目是《皇侃“既尊郑氏乃时乖郑义”的调查报告》，这是一篇纠正学术界（包括梁启超、王国维、范文澜等国学大师）普遍所持的“疏不破注”错误观念的的正本清源之作。宣读过后，紧接着宣读论文的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崔富章教授在宣读他自己的论文之前，首先评价拙作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浙江大学许建平教授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评价拙作是“振聋发聩”。

（八）2014年2月，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的《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6辑发表了我写的《校点本<礼记正义>诸多失误的自我批评》一文，将近6万字。所谓“校点本《礼记正义》”，是指200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由我校点的《礼记正义》。此书出版后，南京师范大学的王锷教授曾经写过一篇《三种<礼记正义>整理本平议》（载《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4期）的书评，他说，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和台湾出版社出版的两种《礼记正义》相比，“吕友仁先生的《礼记正义》是最佳整理本”。2011年，承蒙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不弃，约我整理《儒藏》精华编中的《礼记正义》，于是发现了我原来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的《礼记正义》有不少失误。对此，我深感愧疚。为了对那些已经购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礼记正义》的读者负责，除了向他们表示道歉外，希望尽量减少他们的损失，所以发表此文。已经购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礼记正义》的读者，可以根据我的《自我批评》来进行改正。我这样作，实际上是受吕叔湘先生的影响。有些学界朋友看到我写的《自我批评》以后，来信鼓励我。例如，清华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主任彭林教授来信说：“友仁兄：来教及大作奉到，阁下的严谨与自责。令人钦敬！”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常耀华教授来信说：“吕先生：读了您的校点本《礼记正义》诸多失误的自我批评，颇受教益，也很震撼。相形之下，自知自己仍很浮躁。现在像您这样做学问的越来越少了！”

（九）2014年12月8日，应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顾宏义教授邀请，在该校思勉高等人文研究院作《疏不破注——一个亟待重新认识的经学史概念》的学术报告。

（十）2015年元月，接受《文汇报·文汇学人》信件采访，谈了个人对礼学的一些看法。见《文汇学人》第184期，2015年1月30日。

（十一）由我主编的《<汝南先贤传>辑本译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汝南是两汉时期的一个郡，地灵人杰。举例来说，为建立秦朝立了大功的李斯，是汝南人；而率先起义导致推翻秦王朝的陈涉也是汝南人。刘义庆《世说新语》的第一篇是“德行”，“德行”前三条说到的陈蕃、周乘、袁阆、黄宪都是汝南人。翻看《后汉书》，许多让人感动的人物也是汝南人。自古相传：“汝颍多奇士。”为曹操作出“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评语的许劭也是汝南人。汝南郡的地理位置大体上就是驻马店市。这本书的编写出版，就是驻马店市地方史志办主任赵心田先生策划的。2016年4月1日，驻马店市隆重召开了“见贤思齐——《汝南先贤传辑本注译》出版座谈会”（见附件十一：见贤思齐）。驻马店市副市长冯玉梅在开幕式上致辞说：“《〈汝南先贤传〉辑本注译》的出版，是驻马店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喜事盛事，让学术界进一步认清《汝南先贤传》的真实面貌，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更丰富更新颖的史料，又为驻马店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构筑了坚实的资料基础。”河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于2016年04月05日对座谈会做了报道。

（十二）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网，2016年6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认真负责的鉴定专家名单中有在下的名字。

（十三）我校点的《儒藏》精华编《礼记正义》（全三册）已于2016年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在互联网上介绍该书说：“校点者吕友仁先生学殖渊博，致力于《礼记正义》研究多年，学术界《礼记正义》整理本，无出其右者。”

（十四）2016年10月18日至19日，承蒙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王锷教授的厚爱，接受王锷教授及其群弟子的采访。采访内容，以《学会找到书 学会读懂书》——吕友仁教授访谈录为题，发表在王锷教授及其群弟子所办的“学礼堂微信公众号”的“学礼堂访谈录”上。

（十五）2017年6月友仁草成《试论欧阳修<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这段近千年公案》一文。写成以后，寄给国内行家征求批评意见。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徐兴无教授回信说：“宋人痛恨取士不精，缪种流传，然即如欧公，亦有为学粗疏，至使后世陈说相因之事。今得先生大作发微抉疑，一扫尘霾，经学史上的公案得以明断，读后敬佩万分，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也。期盼大作刊行，早日嘉惠学林！”复旦大学汪少华教授回信说：“大作拜读，观点鲜明，证据确凿，论述清晰，发前人所未发，令人信服。”受此鼓励，遂将拙文投寄《中国社会科学》，结果被退回。

（十六）2017年10月31日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所长胡晓真致函友仁，称“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刻正进行新聘作业，拟徵聘「经学文献」领域研究人员一名。聘审委员会一致推荐，请先生担任应聘人员某某博士之审查委员，敬请惠予考虑。”友仁表示同意，随后寄去了一个约6000字的博士论文审查报告。

（十七）“儒家网”在2018年元月24日对刚出版不久的拙作《读经识小录》做了如下介绍：“本书为河南师范大学吕友仁教授三十年来关于经学研究的论文首次汇辑出版，共分13类，收录文章38篇。所收文章遍及群经，充分、全面地反映了吕先生多年来研究经学的心得与成果，特别是在五经正义、三礼研究、义疏学等方面造诣尤深，论述精审，颇见功力。”

（十八）2018年3月，应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杨海洋之邀，赴该院作两次学术演讲。3月27日上午，演讲的题目是《孔颖达<五经正义>义例研究》；晚上，演讲的题目是《对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文选注释凡例的质疑》。

（十九）2018年3月30日，应四川大学古籍所所长舒大刚教授的邀请，在该校望江校区第二教学楼201教室作学术演讲，题目是《孔颖达<五经正义>义例研究》。

（二十）2018年6月，承蒙评审专家厚爱，由友仁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终成果《孔颖达<五经正义>中疏与注的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4BZS007，结项证书号：20181752）的鉴定等级为优秀。

时光荏苒，岁月不居，友仁已是一介八十老翁。回顾过去，尚非完全虚度。自惟之所以能够写出一点有益于世的文字，一是靠的改革开放，二是靠的师友奖掖。对这两个“靠”，我衷心地说一句：“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