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国旗的飘扬声》是姜春阳演唱的歌曲。

姜春阳，祖籍山东省莱阳县人，生于辽宁省丹东市。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任歌唱演员、乐队指挥、宣传队长及创作员等职。1954年调空政歌舞团、歌剧团任专业创作员。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第十三兵团团宣传队队长、师文工队乐队队长，空军歌剧团分队长、歌舞剧团创作员。三十多年来，创作歌剧二十余部，歌曲近千首，电视剧八部。其中歌剧《江姐》《刘四姐》均属成功之作。歌曲有：《我飞在祖国的天空》《幸福在哪里》《青山多美丽》《送别》《听，国旗的飘扬声》和电视剧插曲《夜光螺》等，他的作品曲调优美流畅、感情深挚亲切，于通俗中别具新意1977年获第四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会演创作奖。

在我国民族歌剧中,取材于长篇小说《红岩》,由著名词作家阎肃编剧,著名作曲家羊鸣、姜春阳、金砂作曲的歌剧《江姐》，自1964年首演于北京后，便盛演不衰。这部由军旅音乐家集体创作的作品，以优美的旋律、鲜明的人物形象、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征服了一代又一代观众，成为我国民族歌剧中的经典。

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在举国上下共庆节日之时，本报特采访了歌剧《江姐》的主创人员，请他们回忆这部优秀作品诞生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绣呀绣红旗……”《红梅赞》、《绣红旗》、《春蚕到死丝不尽》、《五洲人民齐欢笑》……歌剧《江姐》中的这些经典唱段被几代人不断吟咏传唱、流传至今，同时，以江姐为题材的话剧、电影、舞蹈、京剧等也在不断涌现。可以说，《江姐》所产生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一部歌剧所能带给人们的审美体验和心灵震撼，以江姐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所展现的红岩精神，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

江姐值得歌之咏之

从《江姐》首演至今，四十余载已转瞬而逝，主创人员之一、著名作曲家金砂已经去世。忆起当年事，谈起老战友，年过七旬的阎肃、羊鸣、姜春阳仍感慨万分，激动不已。

说起歌剧《江姐》产生的渊源，还有一段故事。

上世纪60年代初，由阎肃编剧，羊鸣、姜春阳作曲，陈沙导演的独幕歌剧《刘四姐》在北京、福建、江西、东北等地上演后，大受欢迎。该剧本被山东人民出版社选中出版后，几人领到了300元稿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平日里没什么好吃的，几人一合计，稿费也不好分，干脆去吃涮羊肉。

于是，1962年年初的一天，几人直奔北京王府井东来顺。汤水烧滚、酒已下肚，几个搞创作的人不知不觉又聊到了创作。有了《刘四姐》的成功，他们对歌剧产生了异常的兴趣，觉得应该再写一部。有人说，写了《刘四姐》，下回再写什么姐？讨论正酣时，阎肃提出，江姐的故事是非常好的创作题材。那时，小说《红岩》在全国流传得正热，在座几人都读过，经阎肃这么一说，讨论的话题便转移到了江姐上，越聊越觉得有的可写，越讨论越觉得江姐这个人物值得一写。等到一顿丰盛的涮羊肉下肚，歌剧《江姐》的创作计划也初步确定下来。

羊鸣回忆当初的创作想法时说，为什么有想法、有勇气再写一部七幕的大歌剧？是因为已经有了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上世纪50年代，空政文工团曾写过一部描写我军1945年在牡丹江畔建立第一个航空学校过程的三幕歌剧《牡丹江畔》，由于人物形象不够鲜明，戏剧矛盾不突出，唱词和音乐缺乏精雕细琢而宣告失败。“这部歌剧演完后，我们这个难受啊，不要说赞扬，连批评都没有，就像你费好大劲搬了一块大石头，扔进水里却连响声都没有。”吸取了失败的教训，第二部反映胶东某游击队与土匪斗争的歌剧《刘四姐》就抓住了要领，情节惊险充满悬念，人物刻画也入木三分，演出取得了成功。羊鸣认为，通过《牡丹江畔》总结了失败的原因，又通过《刘四姐》探明了歌剧创作的方向，这都给了大家写好《江姐》的勇气。

熟悉小说《红岩》的人都知道，在这部作品中，其实不仅仅有江姐一位英雄，智勇双全的许云峰，百发百中的双枪老太婆，装疯蛰伏在渣滓洞十余年的华子良以及出生在监狱中、早早懂事的小萝卜头等都是很好的创作素材，为什么偏偏选中江姐作为主人公？对于这个问题，羊鸣说，江姐的故事非常适合写歌剧，她是一位不平凡的女性，一位知识分子女性，她的情感的表达是丰富的，她的表达、她的语言可以是诗意的，多样的。她接受任务到华蓥山搞武装斗争，满怀激情去见自己的丈夫，但第一眼见到的，却是丈夫被害的惨景。她没有就此倒下，而是更加奋起抗争，争取胜利。无论人物性格还是人物的经历，江姐的故事都非常适合写歌剧，有一种大悲大喜的情怀在里面。阎肃也认为，江姐的个人情感比其他几位要丰富，她有丈夫，丈夫牺牲了；她有孩子，却不能和孩子在一起；她知道新中国已经诞生了，五星红旗已经升上天安门城楼了，她看不到，就在牢房里绣红旗……这些都是她的独特之处，不可更替，天生就适合人们为她歌之咏之。

刘亚楼决定重点打造《江姐》

聚会后不久，阎肃即将开始他20天的探亲假，回锦州之前，羊鸣、姜春阳等人就交待给阎肃一个“任务”：回来的时候，《江姐》的剧本也要带回来。于是，阎肃揣着小说《红岩》回了锦州，把自己关在不足9平方米的小屋里，足不出户，埋头疾书。18天后，《江姐》的初稿完成。探亲假结束，阎肃揣着《江姐》回了北京。在他带回来的剧本里，有小说里江姐原来的经历，还加入了许多小说《红岩》里没有的人物和情节。这些新增加的内容，不仅没有随意编撰、强加硬凑之感，反而对烘托主要人物、增加戏剧冲突、丰富舞台表现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有了这段经历，后来常有人调侃：阎肃闭门造车18天写《江姐》。实际上，阎肃并非“闭门造车”。能在18天内写出这样一个剧本，除了小说《红岩》里人物原型的帮助外，还得益于他曾经的经历。

上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阎肃在重庆上学。解放前夕的重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如风起云涌，阎肃也参加过学生运动，闹过学潮，并两次参加土改，两次参加清匪反霸，去过农村，多次到过歌乐山中美合作所，对重庆地下党、四川游击队和农村的风俗习惯、乡土人情都比较熟悉了解。正是这些经历，为阎肃创作《江姐》打下了基础。

当厚厚一叠剧本放在空军司令员的办公桌上时，刘亚楼将军决定把《江姐》列为空政歌剧团的重点剧目精心打造。羊鸣、姜春阳有过成功创作歌剧的经历，金砂是四川铜梁人，熟悉四川风情和民间曲调。作曲的重任，就落在了身为创作员的三人身上。

1962年底，这三人组成的创作小组开始下到四川去采风、体验生活，为创作做准备。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来到华蓥山，去到渣滓洞、白公馆旧址，走访了一些老游击队员和江姐生前一同战斗过的战友，还边走边学习四川当地的戏曲。这一趟四川之行，创作小组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感性资料，搜集了大量音乐素材。

在他们与江姐生前的战友们深入谈话中，战友们对江姐的描述，非常细致、细腻，尤其是她临走托孤时的情景，让人禁不住落泪。三人的感触一次次加深，他们还发现，许多比江姐年龄要大的同志，也把她称为江姐，这些细节让江姐的形象在他们心里越发的高大。但同时，战友们讲解时流露出的亲切之感，又让他们感到，江姐不仅是一个英雄，也是一位普通的、亲切的战友，是“真、善、美”的化身。她的“真”表现在对革命的信念真，对祖国、对同志的感情真，托孤时对孩子的母爱真，所有的一切个性特点又都融合成无与伦比的美，是真正的形象美、心灵美。

掌握了资料，确定了人物形象，很快，1963年3月，初稿就完成了，他们激动地猜想：一部用地方戏曲音乐素材讲述的江姐故事，该是多么的原汁原味又充满新意啊。

第一稿的审查是在北京灯市东口空政文工团会议室，领导和其他同志听了直摇头。说是川剧吧，不像是川剧，说是民歌吧，又听不出是哪儿的民歌。审查结束，领导的一句话给几个人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这一稿的音乐太肤浅，全部作废，一个音符都不要，重新体验生活，重新再写！

创作进行到这儿，阎肃的剧本基本上站住了脚，慢慢修改就可以，但音乐创作被全盘否定，让羊鸣、姜春阳、金砂压力剧增，心急如焚：歌剧要是没了唱，那还是歌剧吗？不就成了话剧！

深受打击的三人在沮丧过后，又振作起来。几个月的努力被一枪毙掉，这让他们不得不再下心思极力去思考：刚毅、坚贞，又有女性独有温婉气质的江姐形象，究竟该用什么样的音乐来呈现？

想打翻身仗就要总结失败的教训。在不断思考的过程中，他们找出了初稿失败的原因：第一，剧本结构和唱腔安排比较散；第二，在塑造人物方面，特别是主人公江姐的唱段及音乐不够鲜明，不突出，太一般化；第三，音乐语言不亲切、不朴实，没有摆脱“洋框框”；第四，音乐素材选用上太生搬硬套当地音调，没有融会贯通后再使用，使得音乐听起来有些离奇，不易让人接受。想要让这部作品在全国打响，在考虑音乐素材时就不能仅限于四川一省一地，想要使作品拥有不朽的生命力，就要经得起反复推敲。找到了问题所在，三人没有泄气、没有怨言，告别家人，重新到全国各地去采风。

当时，姜春阳的情况比较特殊，回忆往事，他说：“准备再去采风时，我妻子马上要生孩子了，我有些左右为难。但妻子对我工作极力支持，坚持让我去，组织领导的支持和照顾也给我吃了定心丸。于是我决定，还是随队去采风。”

这次采风一去就是半年。

中国的地方戏曲种类繁多，各具特色，不仅汇聚了丰富的音乐形式和音乐素材，也融贯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半年时间里，羊鸣带领着创作小组从长江上游的四川到长江下游的苏、沪、杭，从燕赵大地到吴越水乡，先后学习了川剧、豫剧、越剧、沪剧、婺剧、河北梆子、评剧等剧种，杭州滩簧、金钱板、四川清音和扬琴等民间说唱音乐。有了上一次的教训，这一次的学习就不是只观表面的浮光掠影，学几段唱腔、找几段音乐素材而已，而是深入地观察、体会、分析各种音乐，包括各种民间乐器的形成和使用，剧团和乐队的组成等。他们还发现了当时非常罕见的乐器——喉管，后来也用于配乐之中。

每到一地，他们就泡在当地的茶馆、酒馆之中，听当地的老艺人反复吟咏古老的曲调。有时为了多听几首，他们还自己凑钱打几两老酒请老艺人喝。往往有酒助兴，老艺人就唱的格外开怀，手舞足蹈、神采飞扬，平日不易听到的曲调，这时也如泉水般源源而出。

走到浙江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剧种婺剧。这个剧种虽小却包括昆腔、高腔、乱弹、徽戏、滩簧、时调六大声腔，它常与昆剧、徽戏同台演出，相互影响又彼此保持各自特色。因一直广为流传于江南农村，婺剧的唱腔优美动听，呈现出一种健康、淳朴的自然之气。正因如此，一行人被婺剧所迷，跟着一家婺剧团，在当地转了好几圈。每天晚上看演出，积累音乐素材，白天就在当地一个水库边溜达。

知情人知道他们是在积累音乐素材，为创作《江姐》做准备，而在不知情的人眼里，这几人的行径就越看越可疑了。终于有一天，他们被当地保安部门注意上了。一头雾水的他们后来才知道，每天都去转悠的水库，是当地一个重要的水源，怕他们是特务来搞破坏，已经派人盯了他们好几天，直到查清楚他们是北京来采风的部队文艺工作者，才把几人请到县委招待所接风洗尘。

这一趟真正意义上的采风，为歌剧《江姐》的音乐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资源。回到北京，经历过失败的他们没有马上动笔开工，而是每天凑在一起，又对江姐这一角色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分析：这位中国解放前夜即将看到黎明曙光的女共产党员、这个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的女英雄，她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音乐，才能把她真实、完整、鲜活地塑造出来？

八易其稿写成《红梅赞》

在《江姐》的创作刚开始时，刘亚楼将军就提出了八个字：精雕细做，打造精品。这一次，他又找到阎肃说，在莫斯科看歌剧《卡门》，主题歌非常好，《江姐》是不是也可以写一个？第一稿主题歌，阎肃写的是：行船长江上，哪怕风和浪，风急浪险也寻常，心中自有红太阳……作曲的三人把这首歌谱成了带有川江号子与民谣相结合、歌唱性很强的歌曲，一试唱就给毙掉了：这哪是江姐，是江姐的丈夫还可以！

一天傍晚，创作小组几个人一起散步时，阎肃说，我这儿有首歌，是一个朋友约我写的，叫《红梅赞》：“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挡不住，一片丹心向阳开……”阎肃还没念完，稿就被羊鸣、姜春阳、金砂三人抢走了，拿给刘亚楼，当时拍板，就是它了！

歌词这么美，立意这么新，动情的旋律仿佛自己张开了翅膀，羊鸣很自然地想起了在成都听过的四川清音和在杭州听过的丝弦弹唱，婉转动听的旋律、弹拨节奏中迸出的阳刚之气，不就是江姐的灵魂、《江姐》的音乐种子吗？优美动听、感情深沉、形象鲜明的《红梅赞》奔泻而出，经过试唱、加工、再试唱、再加工，几个回合后，终于定稿。这首英雄赞歌，不仅成为了江姐的化身，也为歌剧《江姐》的很多唱段提供了音乐动机，熟悉这部歌剧的人都会发现，很多唱段的起始，都与《红梅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回忆起《红梅赞》的创作过程，羊鸣说：“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主题歌，我们先后写了八个不同版本，最后一稿出来，都怕不能被传唱，改了二十多遍仍很担心，不知道这样写到底行不行。但定稿不久，原空政文工团驻地——灯市口同福夹道大院里，演员唱、孩子唱，连食堂的大师傅也边和面边唱‘红岩上红梅开……’，我们心里就有了底，这首歌肯定能流行！”

歌剧《江姐》的唱段中，除了《红梅赞》，还有《绣红旗》被广为传唱，在动笔时，金砂紧紧抓住特定环境下人物特有的情感，突出了“深情”，用细腻深沉的笔调，写出了这首如掏自肺腑的内心独白般歌曲的初稿。

前后经历了两年多，剧本四次更改，音乐反复加工，时至1964年9月4日，《江姐》终于在北京公演。9月6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亲自到剧院看了《江姐》。10月13日，毛泽东主席又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了《江姐》。由此开始，《江姐》很快从北京走向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红梅热”。

回忆《江姐》的创作，姜春阳说，《江姐》从诞生到公演都离不开集体的力量。在创作过程中，上至空军司令员、政治部主任、文工团领导，下至演员，甚至炊事员都给予了很多帮助和支持。

多种创新手法谱新篇

总结《江姐》第二稿的成功，创作人员们归结为这几点：充分认识并学习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三化”（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从广泛流传于民间、为大众所熟悉的戏曲音乐及民间音乐中汲取素材，并且非常注重作品的旋律性；音乐风格力图体现自己民族的特点和风格，南北相融，取其精华；音乐布局统一、严谨，又有变化、对比，剧中人物该唱则唱，决不勉强，要唱则唱足，充分表现出人物的个性；戏剧性强、人物感情、情绪变化复杂的大唱段，借鉴戏曲音乐中板腔体写法，以某一曲调为基础，通过速度、节奏、旋律的扩充或缩减等，创造出一系列的板式，使音乐不零散，集中又有变化；运用歌谣体短曲形式，使音乐更加丰富有味；大量借鉴、运用和发展了川剧高腔中的“帮腔”，使音乐非常自由、生动；运用“唱里夹白”、“白里夹唱”和近似“白”的“唱”，丰富了写作手法，对揭示戏剧冲突、刻画人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人物塑造方面，除了江姐、双枪老太婆等正面人物外，沈养斋这个大反派也非常值得一提。看过《江姐》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印象，虽然沈养斋是反面人物，但他的唱段、唱腔旋律却非常讲究，以致后来被扣上了“靡靡之音”的帽子。谈及为何给予反面人物如此美妙的唱段时，羊鸣说：“沈养斋这个人物，他虽是反派，但他是精通中国文化、懂得孔孟之道的一个人，他和江姐之间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沈养斋希望用自己的世界观去改变江姐的世界观。而且，越是在开始表现他的温文尔雅，就越衬托出他后来的阴险毒辣和道貌岸然。这也是创作时我们有意不让人物表面化、脸谱化。”

在这部七幕歌剧作品中，还有一个人物，格外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个带有喜剧色彩的小人物蒋对章，在第四幕一出场，就为这部戏增添了别样的味道。有人对此提出了反对，觉得这个人物与这部严肃的戏不协调。羊鸣说，这部戏一共七幕，到了第四场，观众也应该歇口气了，否则太沉重太压抑。这个人物的设计，就是要让观众跳出来，再进去，中间休息一下。阎肃说，川剧固有的手法，就是在悲剧里出一个丑角，加一点喜剧色彩，蒋对章这个人物的戏体现了出敌人的昏庸，也把江姐的功绩表现出来。

正是这些不同性格的人物，给《江姐》这部戏注入了更丰富的戏剧元素，使英雄形象更加高大，情节更显真实。

从1964年首演至今，歌剧《江姐》已经经历了四代演员的演绎及多次的精心修改，它对革命英雄的歌颂，它在音乐写作方式及戏剧表现手法上的创新和突破，都成为我国歌剧的典范。《江姐》的成功，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和智慧，正是这些心血和智慧赋予了这部作品常青的生命。在建军80周年这样的历史时刻，再看《江姐》，再回味这些创作中的点点滴滴，我们不仅慨叹，江姐用她对祖国的赤诚、用一片向阳的丹心留下了一段红色的故事，而这些为《江姐》付出心血的创作者，也用他们对英雄的崇敬、用一片丹心，谱写了一部源远流长的英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