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尔德（O.L.Kilborn 1867年--1920年），加拿大人。华西协合大学的开创者之一，大学理事会主席。加拿大金斯顿王后大学医学博士。加拿大英美会传教士。

启尔德（Omar L. Kilborn），来自加拿大。在加拿大金斯顿王后大学获得医学博士的学位后，他向加拿大卫斯理会写信，自愿作为一名医学传教士前往中国。与启尔德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詹妮·福勒，牧师赫斐秋（Virgil. C. Hart）夫妇，传教士何忠义（Hartwell. G. E）夫妇等，共计9人。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前往四川开拓华西教区。在上海登上蒸汽小轮，在宜昌换乘木船，经过数月艰苦行程而终于抵达成都的启尔德绝不会想到——仅两个月后，他就会跟新婚妻子诀别；更不会想到，他一家三代将把总计72年的时间和心血，奉献给这个国家的医疗和高等教育。

启尔德一行初至成都，在玉沙街找了一幢民房落脚，随即决定从创办医院着手，以扩大教会的影响。其实，这也是新教在海外传教的重要策略。新教差会非常注重在大城市兴办学校、医院、出版书局和慈善机构，中国第一所西式医院和第一所西式学校，都是新教传教士创办的。

工作正头绪万端地展开之际，詹妮却染上了霍乱。由于缺少药物，身为医学博士的启尔德也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离去。悲痛万分的他，把全副精力都放在了医院的筹建上。

1892年，启尔德的医院建在成都东门的四圣祠街（今四圣祠北街），命名为“福音医院”。除此之外，他们还在四圣祠街买下一片菜地，用于修建礼拜堂。医院建立之初，启尔德除了担任院长，还身兼医生、护士、护工等多职。然而，即使这样，医院内的工作仍谈不上忙碌。因为当时中国人对西医的认识很少，来就诊的人不多，启尔德的工作重点是走出医院尽力扩大影响，让人们了解西医，接受西医。

福音医院是四川地区第一家西式医院。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有少量信基督教的中国人来此看病，见识到了西医的神奇疗效。福音医院开始有了些口碑，启尔德也迎来了生命中的另一个同行者——启希贤 （ Retta G. kilborn ）。

启希贤也是加拿大人，在当时女性很难被允许学医的情况下，她获得了医学博士、外科硕士和化学硕士等学位。1893年，她以医学教友志愿队队员的身份来四川创建女会和妇孺医院。相同的信念让他们在成都结成了夫妻。

启希贤，本名雷塔·吉福德，正如启尔德本名基尔伯恩，“启”是他们二人共同的“中国姓”。福音医院建成之后，启尔德并不是完全待在成都，而是时常外出行医传教，荣县、嘉定（今乐山）、自流井（今自贡）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启希贤嫁给启尔德之后，也经常陪他外出诊治和手术。

1895年4月7日，启尔德和启希贤的长子启真道在嘉定出生。5月28日，他俩刚抱着儿子返回成都，就碰上了一件大事。这天正是端午节，在临近四圣祠街的东较场，数百人聚集着在“打李子”。这是旧时成都民俗，一人拿一包李子对打，有时甚至会出现几万人在城墙上对打的壮观场景。然而，在一片嬉笑欢乐之中，却有谣言在滋生。有人说，看见外国人把中国小孩子拐进了教堂——那个年代，洋人取小孩肝子、眼珠熬制西药这类谣言其实是经常发生的。

流言不胫而走，到傍晚，激愤的人群已经来到四圣祠街包围了教堂、福音医院和启尔德等传教士的住处，试图破门而入，救出小孩。启尔德感觉受到威胁，便持枪出门对空鸣放，大祸就此铸成。尽管启尔德等带着妻儿逃了出去，但他们的住房、医院和四圣祠礼拜堂被悉尽捣毁。第二天，位于陕西街的教堂被焚烧，风波波及十余州县，共计七十多座教堂被毁，这就是著名的“成都教案”。

到了年末，待教案渐息，启尔德携家人从上海返回成都后，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在原址上重建福音医院。重建医院，而且是在原址上，他要面对的不仅是心理上的创伤，还有很大的风险。毕竟，教案导致中国人有6名参与者被处斩，17人被从军流放，今后还会发生什么迁怒于教堂和医院的事情很难预测。但是，启尔德真就这么做了。与此同时，启希贤也在附近的新巷子里，建起了四川第一座女子医院——仁济女医院，以适应这个封闭国家“男女授受不亲”的习俗。

1902年，四川红灯教女首领“廖观音”起事，四圣祠礼拜堂再度被毁。1905年，教会获得清政府1500两黄金的赔款，这笔钱被用来修建了一幢四层楼的医院，即1907年竣工的四川红十字福音医院。新医院拥有病床120张，医师11人，开设内科、外科和花柳科。

到1910年，两所医院一年的门诊量合计6357人。除了成都本地人，在当年交通极其不便的情况下，还有郫县、大邑及资中一带的病人慕名而来。医院采用收取富人诊费以补贴穷人的办法，对穷苦人“治疾不收半文，且资助钱粮”。

1914年，华西协合大学成立医科后，医院成为学生临床教学和实习的基地。1914年，医院更名为仁济医院。这所当时四川最好的医院，也就是今天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

启尔德的努力见到了成效，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懂西医的医生和护士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于是他希望创办医学教育，通过“复制护士和医学传道士”，来解决缺乏人才的困境。

各方面的条件都在成熟。在中国实行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已于1905年废除，清政府开始推行“办学校”的新政；而到达四川的外侨也在不断增多，他们先后建立了不少中小学，为创办医学教育进行了生源上的准备。在基督教差会的主持下，华西协合大学于1910年3月11日正式开课，积极参与筹建事宜的启尔德，成为学校董事会的第一任主席。华大的医科于1914年建立后，启尔德又登上讲台，亲执教鞭，讲授生理学、眼科和化学等课程。同年，仁济医院护士学校也成立了，不过，当年只招收男生，次年才开始招收女生。

除了成都四圣祠仁济医院，启尔德还在四川境内嘉定等多地创办了仁济医院。到1922年，全川境内的仁济医院就达到了11家。

启尔德也是中国红十字会四川分会的发起者之一。1911年四川战事不断，“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相继爆发，清兵和政府军的伤亡都非常惨重。启尔德以红十字会的名义，亲率医疗队奔赴火线，设立临时医疗点救治伤员。他赤着脚，穿着草鞋，冒雨行走在泥泞的战场上。他本着人道主义之精神，不管伤者是清军或是革命军，皆全力救护。数月时间里，启尔德以其精湛的医术和仁爱之心救人无数。

启尔德夫妇创下的仁济男女医院，“仁济”二字是加拿大基督教英美会对教义Love（爱）和Mercy（同情怜悯）的中文概括，也暗合中国儒家仁爱济民的思想。而启尔德一生的作为，正是对这两个字的最好阐释，就如美国人Rev. James M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位伟大的医生，他离开设备好的医院去为普普通通的士兵服务 ，而在当时士兵是不受人重视的。中国人都说他真正是一个完人，从未见过具有如此仁爱之心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人。”

1919年，启尔德回到加拿大休假，却因染肺炎而不幸病故。消息传到成都后，受他惠泽甚多的成都人，在祭祀孔子的文庙举办了中国传统的祭奠仪式，以中国人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位基督徒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