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文学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向先见讲述，将天上的奥秘向他作启示性的沟通，以故事为架构，其中多有异象；异象引导读者进入超越的实况，胜过今日的情形，使读者在试炼中大得鼓励。异象将一般的经验颠倒过来，天上的奥秘成为真实世界，而现今的危机成了短暂、幻象式的情景；因神将为忠心的信徒改变这个世界。（Hanson 1983：25-26）。

对大多数人而言，启示文学是圣经中最富吸引力，却又最神秘的部分。在读但以理书或启示录的时候，会感到仿佛进入神话世界，里面有各样希奇的事，可怕的巨兽、无穷的幻想。不真实的象征、快速变化的奥秘布景，让人晕头转向。同时，经文中又描述天与地、善与恶、神的儿女和撒但的权势之间，正进行争战。这些作品究竟应按字面理解，或视之为象征，读者实在不知所从。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处理蝗虫和群魔、多角的山羊和恐怖的野兽，启示文学就能成为既生动又具说服力的器皿，将神学真理传达出来。

这类文学用启示（apocalypse）一词来称呼，是在启示录中用到这个字时（启一1）才开始的，直到第二世纪之后，这个词汇才逐渐成为这种文体的代称。这个字的意思是将从前隐藏的知识揭露出来（参smith 1983：9-20），因此十分适切。启示文学可从两个角度看，它既是一种文学的文体，或形式，也是圣经中这类文体特有的一系列概念。所以，我将分别讨论与文体和经文内容相关的特点，以及更一般性的特色，就是产生这类经文之思想模式。

许多人认为，启示文学主要的发展是在马喀比时期，哈西典人（译注：虔诚派，西元前二、三世纪成立）抗议西流基人的宗教政策与宗教迫害，尤其是伊庇凡尼斯（Rowley 1963：21-24；Russell 1978：2）。以西结、撒迦利亚等早期作品，被视为预言式的前身，但不算是启示性作品（参Nickelsburg的调查1983：641-46）。当然，以赛亚书第二十四至二十七章，或许约珥书，都可以列入同一范畴。虽然以赛亚书内含有犹太教的末世论主题（地的毁灭、天象的征兆、天上的筵席、怪兽、巨龙），但却没有启示性的标记（异象、只重未来而抹杀现代、二元论）。约珥书第一至二章的蝗灾虽然用象征，却没有太多意象，比较算是预言式的呼召，要百姓归向雅巍。

不过，若考虑其他因素，则可以清楚看见启示文学的记号。汉森（1971：463-68）在以赛亚书三十九至六十六章的几处神谕中，发现对现世绝望，并期待神直接干预的观点（如赛四十，四十三，五十一）。「远古与未来历史的联锁……让未来事件具全宇宙的重要性」（p465）。而以西结书与撒迦利亚书更是如此。罗兰德（1982：199-200）注意到以西结书第四十章的文学背景，在异象之后是解释，这符合启示文学的模式（与但八-十；启十七相较）。撒迦利亚书也有天使作解释（亚一19，三1，四2）。梦里所见异象的神秘象征，以及异象的主题，都显示出启示文学的思路。

此外，在古代近东先知时期之前，启示文学已经存在。柏格曼（J．Bergman）写了一篇有关埃及启示文学的文章，非常精采（1983：51-60），他讨论到埃及的决定论与对永恒的循环观，有些人认为，这种观点使埃及不可能出现启示的传统。柏格曼却主张，这只是埃及许多宗教传统之一，事实上另有些人对永恒和到天上旅游感兴趣。同一本书中，凌格仁（H．Ringgren 1983：379-86）、威登格仁（G．Widengren 1983：77-156）和赫特贾（A．Hultgard 1983：387-411）分别讨论了亚喀得与波斯这类文字的特色。亚喀得代表启示思想发展的初期，不过伊朗经文中，琐罗亚斯德（Zoroaster，译注：祆教的鼻祖）扮演启示媒介的角色，虽然这段经文的日期很难判断，但是可以看出在很早的时期，这种思想模式就已经有相当的发展。韩特曼（1983：71-73）根据神祗的名字主张，伊朗的基本传统可追溯到西元前第六世纪，而伊朗的二元论以及智慧先存的概念，并末世救赎主的思想，犹太思想家都很熟悉。总之，在先知时期，其他地区就已有类似的文字。至于有无直接的影响，这类判断则完全出于主观，无法查究。我比较赞同的看法为：启示文学为晚期发展之说缺乏证据，而有充分理由可以下结论说，它的起源时期为西元前第八至第六世纪，主要出自预言的环境，而与伊朗和近东的概念类似。

不过，预言并不是唯一影响启示文学的思想。我在前面提过智慧文学和启示文学的关联。冯拉德甚至主张，智慧文学为启示思想的首要来源，因为两种运动都出于对知识和人类今世经验的探索（1972：280-81）。不过，虽然这两个传统有关联，可是差异之处太多（如，智慧思想缺乏末世的取向、神秘的象征），很难说有直接的影响（参Rowland 1982：203-8）。

以色列史是否有某一部分与启示文学的兴起密切相连，则难以判断。很可能由于被掳的压力和危急，神不单藉着先知直接宣告他的心意，还加上一连串的异象，声明他掌管未来，以色列的余民必须信靠他，他会直接干预历史的过程，这是对当前环境的唯一答案。异象与象征的媒介，成为宣扬这些真理最佳的途径，从以赛亚、以西结，到但以理和撒迦利亚，这个方法逐渐成为神启示的主要方式。有一点很清楚：答案绝不只在社会学的分析中。我们必须以神的心意为这种过程的解释要诀。当然，这两者并非互相排斥。神选择了最合适当前环境的模式，来传达他的旨意。

启示文学运动第二阶段的发展，是在主前第二世纪之时。马喀比时代之后，这运动与哈西典人（敬虔派）相关，后来他们分裂为法利赛人与爱色尼人。与这两派人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找到，但是后者显然关系更为密切。莫理斯提到，法利赛人虽然也有一些启示方面的关注（复活、来生），但是大体而言，后期的运动则反对这类「热情式」的宗教态度（1972：14-16）。两者在初期有关联，但是后来却分道扬镳。启示文学并不是政治运动，没有组成如法利赛人或撒都该人的政党。它像智慧文学一样，主要是一种思想方式，一种人生观。起初它乃是神所拣选、传达启示的方式，后来则成为一种对人生的观点，跨越犹太人各种不同的教派；这些教派在不同的时期都可看见此种思想的踪迹（只有撒都该人例外）。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最明显的联系，比与犹太教任何一派的关系都更直接。

启示文学和叙事体（第六章）一样，跨越两约。在旧约中有但以理书、撒迦利亚书，和以西结书的异象（结三十七-三十九），或许也包括以赛亚书第二十四至二十七章，或约珥书的蝗灾。在次经与伪经中，有以诺一书，斯拉方尼以诺书（以诺二书）、希伯来以诺书（以诺三书）、禧年书、摩西升天记、以赛亚升天记、巴录二书、巴录三书、以斯拉四书、所罗门的诗篇、亚伯拉罕遗言、亚伯拉罕启示录、十二列祖遗言的一部分（利未、拿弗他利，或许也含约瑟）、亚当与夏娃生平（摩西启示录）、黑马牧人书、西婆的神谕（三至五书），和几部昆兰书卷（如战争书卷、天使礼仪、暗兰遗训）。新约的启示文学可以包括橄揽山讲论（可十三和平行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三章、犹大书和启示录。这些材料跨越的范围为西元前第七世纪到西元第二世纪。明了非正典的文学很重要，可以为正典材料的研究带来正确的观点与掌控的原则。

对启示文体形式上的特点，学者曾有激烈的辩论。桑德斯将目前的辩论总结如下：

（1）许多这类特点（象征、循环）也出现在非启示性作品中；

（2）许多所谓的启示文学并不含太多这类特质；

（3）许多这类清单并没有将常出现在启示作品中的一些成分包括在内（1983：447-59）。近来学者用两种方式克服这些困难，首先是将「文体」。（从整体来看作品）和「形式」（处理作品中小段的讲论单位）分开；然后是将启示主义（这运动背后的社会情况）、启示性末世论（这运动的主题），和启示文学（文学文体）分别来看。

这些区别中最重要的，是形式和文体的区分。以上所列的作品，少有全为启示。圣经的书卷，如但以理书或撒迦利亚书，大半是预言；两约之间的文学作品也是如此，如以诺一书（91-104章不是）和禧年书（摆荡于讲论和启示之间）。启示录中有写给七间教会的信（启二-三），是一般书信的文体，赖德称之具「预言-启示」语气（1957：192--200）。

有人证明，启示文学的文体几乎与作品的数目相当。不过这并不是新现象。前面的每一种文体中，我都提到同样的问题，因此这并不能成为分类的拦阻（参Osborne l983）。所以，我的重点放在「形式」上；而且我明白，启示的「文体」乃是由整个范畴中各个小单位的形式聚集而成。桑德斯等人想阐明纯粹的文体，但其实并没有这一回事；他们必是徒劳无功。

最常见的特质或许是启示性的沟通

过去常有人主张，预言的特色是直接说话，而启示则为透过异象或异梦。这种说法虽大体适用，但不见得每次皆然。撒迦利亚书第一至六章为一连串的异象，而九至十四章却为一连串的神谕（亦参赛二十四-二十七；珥一-二）。以赛亚（赛六）和以西结（结二）的蒙召，是异象的形式，其中绝对包含了启示的成分（与以诺一书第十五章相较），阿摩司书第七章的蝗灾亦然（与珥一-一二相较，那里没有异象）。不过，每一部启示作品背后都有启示性状况，就连两约之间的文学亦是如此。主要的例外为新约经文，如橄揽山讲论（可十三，和平行经文），以及书信中的材料（帖后二；彼后三）；只是有人对这些部分是否当列为启示文学，尚有争议。这些部分原为叙事单位，但采用了启示性的文体和主题。所谓的启示文学本身乃是用异象（参启示录）。

另一个错误的观念为，启示文学的权威是二手的，因为预言乃是神直接的传话，而领受启示者只得到异象，一般还需要天使来解释。然而，这个看法忽略了一项事实，即异象和天使都是直接来自于神，是神旨意超自然传达方式的一部分。简言之，异象是启示文学的基本特质；可是单有异象，并不一定就是启示文学。

在启示的传达中，天使是中介

由于异象里面都是象征，作者对所要表达的意思一定很困惑。常有一位天使作向导，引导先见「参观」，如以西结书第四十章（圣殿的度量；参启十一l-2）、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四个角）、亚伯拉罕启示录第十章（天使雅和利把先祖带到天上），或启示录第十七章（大淫妇的审判）。天使经常解释异象或异梦，如撒迦利亚书第一至六章、但以理书第七至八章四兽与小角的异象、以斯拉四书第七章对天上耶路撒冷的解释，或启示录第七章天上殉道者的异象。

有些犹太晚期的作品，如以诺一书、禧年书、十二列祖遗言等，也用「天上字板」为媒介，就是古时的伟人，如以诺、雅各，或摩西所领受的奥秘之书，如今先见亦得目睹。这些字板记载神对各世代的计划，以未来为导向，预备信徒面对将来。卢梭（D．S．Russell）说，神的启示乃是经由异象而来，透过天使或「天上字板」的说明，将过去、现在、未来有关「末日」的隐藏真理彰显出来（1964：108-9）。这种彰显乃是要证明，末时真的很近了。

讲论循环是启示文学特有的文体

（参Koch 1972：24）

预言的作品原本是口述的神谕，而启示文学则一开始就是文字。领受启示者得到的吩咐，是将异象「写下」（参启一19），所以形式的因素就十分重要。从某个角度而言，这类形式主导了其他的特质，因为这形式通常是夹杂在异象中的一系列对话--先见与解释的天使或神本身在对话。通常会有引介的公式，如「我观看，见」（但七1，八2；亚一18，二1，五17），接下来为中介者（亚四2，五2）或先见（但七16；亚一19，五6；启十七6）提出的一连串问题。对先见的惧怕和困扰，常有很生动的描写：「领受者无法自持；他仆倒在地，有时因过于入神，而失去知觉」（Koch 1972：25；参但十7-9；巴录二书二十一26；以斯拉四书五14；启一17，四2）。然后神或天使会叫他们不要惧怕，并解释各种现象。

学者经常会忽略文学效果和修辞技巧。虽然各卷书的结构都不相同，但是将隐藏的真理传达出来，使读者明白神对历史的掌握，这种文学技巧的模式则是一致的。韩特曼（S．S．Hartman）提到，注意各个小单位在整个信息中的地位，相当重要（1983：333-67）。例如，天使中介的出现，具「深化」功能（表层之下有更深的信息），将天上与地上相连，也使属神的实情能够传达出来。再者，异象的进展也相当重要，而他们彼此之间在文学上的关联很重要。启示录是经过仔细架构的作品，结构明确，以神掌管历史为启示的主题，而每一部分都使读者向这个题目再深入迈进一步。

伦理讲论常为读者澄清异象的目的

从前学者常说，启示文学对当时的世代不感兴趣，也很少有劝勉的话。先知是警告和指责以色列，启示文学作者却是安慰和肯定圣徒（Morris 1972：58-61）。这种区分虽然大致正确，对圣徒的非难亦的确不多（参便雅悯遗言十3；启二-三），但我们却不敢绝对这样说。其实伦理讲论随处可见，只是正面的话居多，要神的子民恒久忍耐，因这些异象的亮光，过公义的生活。查理斯（R．H．Charles）甚至说，启示文学「主要侧重伦理方面」，意思是说，其中不断呼吁圣徒要明白，是神在掌管现在与未来，因此要相信他（1913：2：16）。查理斯的说法有些过分；卢梭讲得比较公允，他说：「这些作品最强烈的关注是末世论，而不是伦理」；然而这两方面并非互相排斥（1964：101）。「相反地，它们承认现今神对道德的要求。……他们唯一的目标是顺服神，执行他的命令（参但九10-11、 14等）。」从某个角度而言，整个启示录可以说是期盼圣徒作「得胜者」（请注意七封书信每一封的结语），而不作「胆怯的人」（启二十一8）。

启示文学最明显的特性是神秘的象征

这些象征的来源也与先知和其他圣经书卷不同。后者的象征或隐喻都是取自经验世界，如蝗虫、马、盐、灯。启示文学作者也用这些，可是还加上许多取自幻想或神话世界的象征，诸如多头怪兽、龙、有蜴子尾巴的蝗虫。不过，这些象征都取自作者的时代，大部分不久就不再流行；例如：动物代表人、宇宙的记号代表超自然的现象、数目字代表神对历史的掌握。

数目字的重要性让人惊讶。在启示文学中经常出现三、四、七、十、十二和七十。例如，启示录反覆出现七和七的倍数。有时，这类数字让人摸不着头绪，如启示录十三章18节中「六六六」的神秘用法（各种可能的解释，参Mounce 1977：263-65 ）。在到天上之前，我们都无法确定象征真正代表的意思；但是当时的读者对其中的意思可能很清楚。我最喜欢的解释，是以六六六指该撒尼禄--在希伯来文中，他的名字若按数目字来记，总合是六六六。

启示文学为数众多的象征，造成诠释上的大混乱，下一段我们会详细来看。问题是，虽然不少古代启示文学自备了解释，但还有一些并没有。启示录尤其如此，其中只有一处有天使的解释（启十七）。意象愈多，读者愈糊涂。莫理斯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以诺一书里面，我们读到，星星落下，变成公牛。他们与母牛和育种用的大象、骆驼、驴子同住（以诺一书八十六　l-4）。后来我们又读到，一头公牛变成一个人（以诺一书八十九1），有些公牛育出各种活物，如狮子、老虎、狼、松鼠、兀鹰等（以诺一书八十九10）。（1972：37）

如果不了解这类征的背景和意义（参下文），就无法明白启示文学的意义。

许多启示文学都覆述历史

像禧年书，将过去和未来交织在一起。

有些作品详述世界历史的细节，尤其是以色列的部分（但二，七-十二；以诺一书八十五-九十；以诺四书十一-十二；亚伯拉罕启示录二十七-二十八）。罗兰德（Rowland）指出（1982：136-39），这个特点使启示文学和预言有所区别，因为预言很少会覆述历史事实（例如，结二十只是以他来历数以色列的罪）。叙史的目的，是显明神掌管一切历史，为让他的子民得到益处。这些历史或许是过去的事（以诺一书八十五-九十），或许是最近的未来之事（但七-十二）；两者结合在一起，显出神的掌权。在思想神掌管往事之后，文中便要求以色列或教会，要在现今信靠他。过去在历史中掌权的神，同样在掌管现在与未来。没有一件事不出于神的预知与同意。过去如此，未来仍然不变。

这种覆述通常是按日期记事。例如，禧年书把历史分为「禧年」期，每一段四十九年，将读者从创世记一直带到逾越节和出埃及。这一切都被视为神直接赐给摩西的启示。以诺一书九十一章12-17节和九十三章1-10节的「期」，将历史分为七个过去的「期」或「时段」，和三个未来的「期」。这显然与但以理书九章24-27节的七十个「期」类似。在以诺一书中，第七个「期」的特色是背道，而在但以理书，第七十个「期」的特色是有「可憎」的人与事出现。

许多人提出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假名

这一点其实被过分强调，主要是因为许多人假定但以理书为第二世纪用伪名写的作品。但这种看法至少仍有辩论的余地，而我认为他十分可疑。而即使不算但以理书，想证明以西结书、约珥书和撒迦利亚书是伪名的作品，就很不容易；更很少有人想这样来证明启示录。在古代世界中，如果一部作品与过去的某位英雄相连，就显得更有权威。例如，亚伯拉罕启示录，不单详述这位先祖的生平，也铺述了异象经历的背景。类似的伪名作品分别使用以诺（以诺一书）、摩西（摩西升天记）、以斯拉（以斯拉四书），和巴录（巴录二书、巴录三书）。

卢梭列出这种现象背后的几个因素：（1）由于信心英雄和国家连为一体，这些人物的选择便显示出神子民在历世历代中的合一。（2）「当代性」意味这传统之中所有的人都同样得到神的启示，和过去的伟人具同样的属灵经验。（3）一个人的「名字」代表他的个性，而在犹太人的处境中，选一个名字便是将异象和作者与过去的英雄连起来。罗兰德认为，前两项看法最近受到挑战，很难证明（1982：65-66）。但是，这类选择的原因，相当可能具此种宗教的理由。作者想要加强他们异象的影响力，因此便将异象与古时的领袖人物相连。

要界定启示文学作者心思的特征，比较困难。不过，从大部分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几点。

a．对现在的时代持悲观态度应当是最主要的特征。

试图揣摩造成这运动发展之以色列生活处境的人，都相信启示文学是在全国遭到极大危机和磨难之时形成的。当时的处境非常艰苦，由现世来看实在没有什么盼望。神的儿女所能作的，就是等候神的干预。赖德认为，这是预言和启示文学的最大分野（1957：198-99）。先知主张，只要以色列回转归向神，就能符合神的条件，而所预言的灭亡就能避免。启示文学作者则对未来不抱这样的乐观，只能安慰读者说，未来神一定会使目前的历史告一终结，并为他的子民伸冤。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启示文学的作者对人类堕落的看法很正确。他们彻底拒绝虚假的社会进步观；他们的信心不在人，而在神。莫理斯称之为「根基的动摇」，因为这看法将整个犹太观点或世界观完全颠倒（1972：41-43）。世界不会再改正了，因为犹太教不单外面有麻烦，内部也出问题，不断世俗化，价值观受到巴比伦、波斯和后来希腊文化的影响。惟有神能在这样的混乱中重建秩序。

b．拯救或恢复的应许，这是同一块钱币的第二面。

桑德斯相信，这一点极其重要，甚至是这个运动最主要的特色。虽然桑德斯的话有夸大之嫌，不过这项特征的重要性却不容置疑。在但以理和启示录的异象中，恢复是最常见的主题。在启示录六章9-11节和八章3-5节中，圣徒为报应的祈祷得到应允，神的忿怒倾下，整卷书逐渐步入高潮，直到为基督殉道的人得到荣耀与喜乐为止。事实上，在忿怒（启六，八-九，十五-十六）和荣耀（启一，四-五，七，十，十九）交错的经文中，不断出现高潮的预表。

c．超越物质界的真相观，是以神的同在与掌权为中心，这亦为另一个主题。

柯林斯认为，这才是最主要的特征（1979：9-11）。他发现两个超越物质界的因素：天上活物为启示的媒介，以及超越式的时间座标（要来的末世拯救）和空间座标（神在地上建立的新秩序）之内的沟通。这种从神而来的超越，导致启示文学以未来为主的末世论。事实上，强调的重点不在现今的无助无望，而在未来的盼望。虽然在目前的世局中似乎看不见神的踪影，但启示文学作者却说，这只是幻象。实际上神仍在历史中掌权，他会按照他的时候，来了结历史。

不过，这个巨大的变动会在历史中发生，所有人类都会亲眼目睹。对这件事的描述，每位作者都不相同，直到基督的时候，这些概念才有了焦点。有些人强调这地上将有弥赛亚国度；另一些人则认为，那种实存是在另一个世界中。有一段时期有两位弥赛亚的教义，后来才凝聚为一位弥赛亚。大多数作者对弥赛亚世代的兴趣，超过对弥赛亚本人的兴趣（多比传、马喀比书上卷、下卷、所罗门智慧书、便西拉智训、禧年书、摩西升天记和以诺二书中，都没有提到弥赛亚其人）。但是，所有书中都强调神会干预，带来毁灭（如启六，八-九，十六的「印」、「号」和「碗」）。这种胜利是绝对的，众目皆可见，而忠心者将得伸冤，罪恶永远除灭，公义将畅行无阻。哈特曼（Lars Hartman）把启示文学的期待列为五点：（l）宇宙的毁灭使罪与不法告终；（2）神或弥赛亚将伸手干预；（3）审判与报应相连；（4）恶人受刑罚；（5）信徒蒙拯救（1966：28-49）。

d．决定论清晰可见，神完全掌管历史。

随处可见强烈的预定观，因为神已经定下这世界未来的走向。事实上，启示文学实堪称为神所预定之未来历史的「揭示」。当犹太人和教会这小群人受到迫害之时，这个信息带来极大的安慰。在今世他们只看见恶人的掌权和得胜。但这些作品却说，这现象只是暂时的，未来神与他的子民必定得胜；这信息对他们何等有意义！

e．缓和的二元论是指两个世代的教义：这个世代以及未来的世代。

这个世代的特征是神与撒但的对立，善与恶的对立。这两种对立的力量不断争战。未来的世代一开始便是神完全的胜利，将会是崭新的状况。今世的穷人、一无所有的人，会被神高举，就像天使或天上的众星一样（但十二3；以诺一书五十1）。

圣经的象征，其实是一种特别的隐喻（参本书第四章「比较式的象征」部分），因此是语意范畴多重含义中的一部分。诠释者的责任，是判断象征在上下文中具备怎样的比喻含义。这便意味，真正的意思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中找不到，而要从该象征古代背景的用法中来找。今天在许多圈子当中，圣经的象征常被误用，因此这一点值得再三强调。

这不是说，预言和启示文学不能应用到当前的状况中，也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去寻找他们的「应验」。而是说，诠释者应当首先在原来的处境中寻找「作者的原意」，然后才说明这些预言如何应用到我们的时代中。我们不应当在信用卡系统或现代人物的名字中找「六六六」的意义（启十三18），而应当在第一世纪的环境中来找（参Mounce 1977：263-65）。同时，启示文学神秘象征的目的，是要转移读者对实际事件的注意，而去思想其神学意义。换言之，他们要读者看出神的手掌管未来，但不是要读者知道事件的确实顺序；亦即，这些作品并不是在描述真正会发生什么事。总之，圣经并不是现今事件的蓝图，而是神学的指标，告诉我们大体而言神会如何结束世界。象征可以从字面解，意思是：他们指向未来的事件；但是又不能全按字面解，因为他们并不是准确告诉我们，神会如何完成他的计划。

兰姆指出，一个象征之中有两种成分：思想概念和代表他的意象（1970：233）。问题乃是文化的差距；象征与他所代表的概念，都来自从古代世界和当时的圣经背景。象征乃是实物（煮沸的锅、山羊或公羊、战车），常具奇特的组合（但七，狮子有鹰的翅膀；启十三，十角七头的兽），以有力地传达某些真理。有时象征会附带解释，如撒迦利亚书第六章（红马、黑马、白马、花马拖的战车，代表天上的灵体，在地的四角巡逻），含义就很明显。若是没有解释，读者很容易赋予象征过多的含义，因为我们会按着时下文化的意义来解读。

象征共有六类（参Mickelsen 1963：266-78； Ramm 1970：235-58；Sterrett：104-5）：

（l）外在神迹式的象征（焚烧的荆棘、云柱火柱、升天）；

（2）异象（亚四的橄揽树；徒十，装满动物的大布；启示录的异象）；

（3）物质的象征（血=生命；施恩座上的基路伯=神的圣洁；葡萄树与枝子=神不断供应的能力）；

（4）象征性的数目（启示录中的七和十二）、名字（以赛亚的孩子，七 3，八 3）、颜色（亚六和启六的四匹马）、金属（但二从金到泥的尊卑顺序）、宝石（启二十一，新耶路撒冷的十二个根基石）；

（5）象征的行动（以西结和约翰吃书卷，结二与启十；徒二十一，亚迦布用一条腰带捆绑自己）；

（6）象征的礼仪（犹太人的节期，庆贺收成或出埃及等；割礼是立约的记号；圣餐是记念耶稣牺牲的死）。

从象征到他所代表的实体，读者首先需要寻找这类象征背后圣经的背景，然后再用背景来解释后来引述的话。例如，但以理书的四头兽代表世上的帝国和其首领。启示录第十三章用到兽，是根据但以理书第七章而来，应当按照同样的方式来解释。至于启示录第十三章从海里上来的兽是否代表人物（敌基督），还是帝国，争论不少。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及但以理书都提到这两方面，这样看来，是否应当这样区分，还成问题；两者都应该是正确的。重要的是，要用象征的背景来作解开其意义的钥匙。

有一点必须提醒：一个象征在过去的用法，可以作为现今之意义的指标，但本身并不能作定论。象征的意义很少绝对固定，或有定规。所以，我们必须检视一个用语相关之所有语意范畴（参本书第120-125页），注意到别处相似或不同的用法。例如，狮子可以代表犹大、基督，或撒但，要看上下文为何。有时，上下文强调狮子凶猛掠夺的本性（彼前五8，讲撒但）；有时意象侧重他威武的本性（启五5）。而在最后这个例子中，狮子又与「被杀的羔羊」相同（五6），这样的意象并列真是奇妙！有时自然的本性亦为解释的窍门，如盐可以用来防腐或调味（可九50）。

如果经文已经解释了象征，就具重要的反响作用。这个象征不再令人百思不解，而成为已知之物，不单如此，他也成为邻近的上下文和全书其余象征的解释之钥。在这样的异象中，我们就有一个线索来明白神的心意；当别的地方出现这类异象进一步的发展，使得这段经文更加清楚时，我们就有线路可循。费依和司陶特列出启示录的六个已经有解释的意象（1981：210）：像人子的=基督（一17-18）、金灯台=七间教会（一20）、七星=七间教会的使者（一20）、龙=撒但（十二9）、七头=淫妇所坐的七座山（十七9，但是，七座山是什么？是耶路撒冷，还是罗马？）；淫妇=大城（十七18，也许是罗马，他也建在七座山上）。这些已经有解释的部分，成为了解其他异象中之象征的钥匙。

此外，犹太人与基督徒的启示文学并非存在于真空中；因此，我们要注意其他文化对象征的运用，例如波斯或希腊。启示录中的希腊背景长久以来都无人注意。他的读者来自犹太与希腊两个团体中，而神也如此选用了其中的象征。启示录十二章的妇人、龙，和孩子，乃是「国际神话」（正面的意思！），几乎每一个古代文化都有类似的说法（诸如伊西斯神[译注：古埃及的主要女神，阿西利斯之妻，代表生殖力]与阿西利斯神[译注：古埃及至大之神]、玛尔杜克神[译注：古巴比伦城的守护神]、亚波罗[译注：希腊奥林匹克重要神祗之一，代表年轻、英俊、音乐、艺术等]）。这个象征对所有背景的人都很有震撼力。当然，犹太人的背景为首要，但是，希腊的背景也不应排除在外。例如，欧尼认为启示录第四至五章的宝座景象，是以该撒的宫廷为背景，他的论点十分有力（1983：5-26）。启示录第。至三章主要讲到帝国宗教的问题，而这一幕则显示出真正的威严与权柄在那里，同时也为全书其余部分所用到的罗马意象设定了布景。

最后，请注意整个表层结构，并根据周边影响（参本书第116-117页）来决定，由时间性（过去的背景，如，在圣经中）与非时间性（现在的语意范畴）分析而得的象征意义之中，哪一个最合适目前的上下文。在这方面，要诀是看整段经文的神学重点为何。

让我们以启示录二十一章 19-20节的十二个根基石为例。历世历代以来，有各式各样的解释。最早的几世纪，常以寓意来解释每一种宝石，例如，是指十二支派或十二使徒。可是，这只是许多可能性之一，而且相当主观，可能性不大。这里的清单与出埃及记二十八章17-20节大祭司的胸牌类似，又与以西结书二十八章 13节的皇室宝石清单相仿。斐罗和约瑟夫都相信，大祭司的宝石代表一周期的十二个记号，查理斯由此推论，启示录的清单将太阳在周期中的路径倒转过来（1920：2：165-69）。可是，其中的漏洞很多，所以这说法并不可靠。最可能的看法为：这些宝石并不是要指个人，乃是广泛的指示大祭司的胸牌，以及新耶路撒冷的华美。虽然各个宝石可能都具备特定的含义，但是由于缺乏证据，我们就必须停在一般性的解释上。

注意文学的类型

我在前面曾指出启示文学与预言的差异。事实上，无论是正典的各卷和非正典的作品，极少为纯粹的启示文学。赖德曾提倡「预言式启示」的分类，认为这样更能准确描述圣经的文学（1957）。圣经作品在许多分类方面（如：悲观与乐观、率直的话语与神秘的象征、先知人物与匿名作者、不区分时间与区分成时段）都呈混杂现象，而许多部分更接近预言。诠释者必须明白这些分类，在大范畴中要注意小单位，仔细进行分析。例如，撒迦利亚书第一至六章主要是启示文学，但第七至十四章则主要是预言。但以理书明显是这两种文体的混合。费依与司陶特主张，启示录是启示、预言和书信形式的组合（1983：206-9）。约翰不是单单在等候末世，他对现世亦极其关注，主要是因为现世乃是圣灵的世代（启一10-11），也因为本书是将启示形式与先知观点结合在一起（启一3，十九10，二十二18-19）。启示录向约翰当日的教会说话，也向每个世代的教会说话。此外，约翰采用书信的形式（参下文；及启一4-7，二十二21），以「我们-你们」的习惯性方式来称呼读者。因此，究竟这些异象中有多少成分是向当时约翰教会的情形说的，将现在与未来混合在一起，便是很值得重视的事。

注意经文的观点

第一点侧重作品的形式特色，这一点则是侧重前面所谈的特征。诠释者必须研究所强调的层面，尤其是这些层面发展的模式。例如，以西结书第三十八至三十九章（歌革和玛各）是循着一个常见的模式发展（Hartman注意到这点，1966：28-49），就是先列出恶人的罪，再提到宇宙性的灾难（结三十八19-20、22），这便显明恶人受到审判（结三十八23，三十九7、21-23），全然毁灭（结三十九9-20），使神的圣名显为大（结三十九7、22）；在列举以色列的罪（结三十九23-24）之后，又讲到余民的振兴（结三十九25-29）。其中决定论很强，也有二元论，因为并没有悔改的信息。异象移动得很快，从以色列因罪受审判（结三十九23-24），立刻转到被掳归回的复兴（结三十九25-29）。

注意经文或全书的结构

异象或细节不能单独起作用。批判学者通常指称，启示作品是组合成的，亦即，是个别异象的集成（Koch甚至将它列为正式的特点）。我的回应有两方面：第一，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启示作品是组合而成。我已经提过，启示作品的文学性重于口述性；如果这一点可以成立，那么，异象原来就没有个别独立的意思，而是整个成品中的一部分。我本人相当质疑这个假设的准确性与有效性。第二，正典的顺序是关键问题。即使我们容许圣经后来经过编纂与收集，大多数人可以同意，这些经卷在结构上的发展仍然应受重视。例如，蔡尔兹容许撒迦利亚书为组合作品，并接受每个异象都是针对不同的历史情境之观点（1979：474-76）。可是，他主张经文最后的样式，在神学方面对该卷书的意义影响重大。

此处不宜多谈批判问题，不过蔡尔兹所倡导对正典最后样式的注重，符合近日文学解析的趋势，与历史批判的重塑作法不同；基本上这是正确的。撒迦利亚书第一至六章的异象，对被掳归回（西元前539年，在撒迦利亚的异象之前二十年）提供了末世性的新解释，指出末时将有的最后拯救。这是一个合一的神学模式，而异象之间又互相搭建。第九至十四章的主题（审判与复兴），在形式上与前几章相当不同，将其扩大并澄清。

注意象征的功用与意义

在留意全文的基本重点之后，就要进行细部的解析。费依和司陶特提议，在研读启示录的时候，一定要作解析，主要是因为解释启示文学时，太多人都忽略了历史因素（1981：209-11）。预言的成分既然占大半，读者就容易忘记原初的状况，只想到未来的应验（主要是在现今的应验）。可是，无论哪一段，作者的原意都不容忽略，因为这乃是了解应验的要诀。

我已经讨论过象征的释经原则，所以这里只需要作总结。我们首先要问，上下文或全书之中，对象征有无解释。如果有，就可以用来掌控其他没有直接解释之象征的含义。其次，我们要研究非时代性（同一时期的文学对象征的使用）和时代性（过去对象征的使用）的类似象征。最重要的，是对过去经文的直接引用（如启示录中对以西结书或但以理书的引用）。这些都能帮助我们明白象征的意义，不过最后的判断仍要由上下文作主导。

强调神学，并且在谈预言时要谦卑

这并不是说，未来的预言不如作者当日要表达的神学信息重要；乃是说，启示经文中的未来事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之途径，就是要安慰圣徒，并向他们挑战。我个人相信，使用神秘象征的理由之一，就是要避免让读者过分看重未来的应验，超过全书其他的信息。作者希望帮助读者转向神，而不只是转向未来的事件。所以，所预言的真实事件被象征的云雾包围起来，使读者不得不转向神，惟有它能成就这一切。

就今天的教会而言，这一点依然成立，就像过去的犹太教和教会一样。我们经常忘记，以色列人对基督第一次再来的预言错得何等离谱。在解释第二次再来的预言时，我们并没有特别的优势观点。我们必须记住，历世历代的教会都相信，基督可能在当代就回来。因此，我们必须强调启示信息的神学含义，而对在我们这一代会应验的解释（如，与以色列重新建国有关的经文），抱持谦卑的态度。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敢以绝对真理的方式来传讲这类预言。否则，倘若没有实现，就会伤了人的信心，让教会显为愚昧。最近就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一本小册子肯定说，主在一九八八年会回来，而不少人竟信以为真。

这一点对于讲道意义重大。启示文学包含很有力的神学信息，重心为古时忠心跟随神的人处于艰难的环境中。这个信息对于今日的圣徒同样有意义，可以产生回响。今天失业率逐渐上升，到处出现迫害，多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未来的经济缺乏稳定性，生态环境也不保，启示性的真理比过去更加需要。下面这段话是重述启示录的要点，请思想今日的状况与当时的情形相似到什么程度。

主题相当清楚：教会与政权发生冲突；一开始胜利似乎属于政权。因此他警告教会，前面乃是受苦与死亡；事实上，在　情况转好之前，会变得更坏（启六9-11）。他最迫切的盼望是：他们在面临威胁之时能不屈服（启十四11-12，二十　一7-8）。不过这段预言也是安慰之言，因为神在掌权。基督握有历史的钥匙，教会也在他手中（启一17-20）。因此　教会虽经过死亡，仍能得胜（启十二11）。最后神会将它的怒气倾倒在那些带来苦难与死亡的人身上，并将永远的安　息赐给忠心的人。（ Fee and Stuart 1981：212）

这些经文虽然主要在谈未来的事，但也能应用于现今。例如，兽与它的权势（未来的敌基督）也可以描写约翰时代的罗马与教会的仇敌（许多敌基督）。印、号，和碗是未来将倾倒的怒气，但是也提醒不信者，神必要审判，并提醒信徒，神必会插手干预。

最重要的是，注意圣经启示文学中现今与未来不断交织的情形。所有这类文字都有「时间重叠」的现象；在新约中，这现象是因为耶稣与初期教会的末世论，都有「已经实现」与「尚未实现」的张力。论到「尚未实现」的预言，有时与「已经实现」的部分紧密相连，难以区分，好像会同时发生一样。所以，我们必须避免武断的宣告；在向今人传信息时，只需要说明：历史是在神掌管之下，将来他必会为忠心跟随的人伸冤，并刑罚作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