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之英_清末民初四川著名学者、经学家、书法家

吴之英

清末民初四川著名学者、经学家、书法家

吴之英(1857-1918) 字伯朅，号蒙阳渔者，四川雅安市名山区人。清末民初四川著名学者、经学家、书法家。曾任资州艺风书院及简州通材书院讲席、灌县训导、成都尊经书院都讲、锦江书院襄校、国学院院正。曾响应“康梁变法”，组织“蜀学会”创办《蜀学报》，并自任主笔。戊戌维新失败，愤然回乡隐居，研究学问，专心著述，有《寿庐丛书》七十二卷著述传世。当时的文学家、书法家赵熙称赞：“其书瑰玮”。

人物简介

清代医家。履贯欠详。尝著《经脉分图》一书，现有刊本行世。

受业于成都尊经书院。历任资州艺风书院、简州通材书院讲席，成都尊经书院都讲、锦江书院襄校及四川国学学院院正（院长）。曾任《蜀学报》主笔，宣传维新变法。

人物生平

简单介绍

吴之英生于四川省名山县（今雅安名山区）车岭镇吴沟一个书香人家。祖父文哲、父亲铭钟都是积学未显之士。5岁时，吴之英即随祖父课读。由于他天资敏慧，学习勤奋，8岁便会文辞，16岁夺得雅州府试文魁，17岁以茂才选进成都尊经书院学习，受到当时的经学大师、书院山长王闿运的培养，学问日进。他参加过一次乡试，首卷录取了，但因不慎污染试卷而被淘汰，一气之下，发誓再也不去应试。到20多岁，他在经史词章方面都有了相当高的造诣，精三礼，善骈文，工书法。王闿运称赞说：“诸人欲测古，须交吴伯羯。之英通公羊，群经子集，下逮方书，无不赅贯”。民国时期，李肇甫在他编修《四川方志简编》中也说：“自王闿运来蜀，遂以博学穷经为士林倡，于是乾嘉之学大盛于蜀，一时文人蔚起，鸿硕辈出。廖（平）、宋（育仁）、吴（之英）、张(森楷)，尤著令闻焉。”

知识渊博

吴之英知识渊博，诸如诗词歌赋、经史文章、声韵乐律、经方星经之学，均有成就。他在诗文方面自成一家，对当时“徒知标榜。空疏肤浅”的各种文派和“仅能模仿，人足自立”的诸文体，都持否定态度。主张为文要有充实的内容、精密的组织和深厚的含蓄。同时代的学者宋育仁评他的诗文，“比于近代文学家有如胡稚威(天游)、王仲瞿(昙)，故坚栗而光晔，以经术深湛之思，泽以楚艳韩笔，故肃穆而闳肆”。按胡工骈文，诗雄健，王能诗、善骈文。

由于吴之英幼承庭训，对古文“积读久，渐知有厚味，顾其所以醲醇弗可得”。后入尊经书院，受到王闿运的陶冶，“闿运弟子中诗文都能继承他的作风，而卓然自立者……就要数到吴之英了”。他是闿运文学的传人，代表了晚清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他写诗文，往往“纵横漫衍，多所旁涉，甚至重叠反复。引申其喻，像深山的古树，挺立于悬崖峭壁之上，柯条交拂，藤蔓杂生，莽莽苍苍，使人辨不清枝叶的路数”。晚清经学大师廖平说他的文章“实出淮南，但自讳之耳，故其文多纡徐漫衍，须多看数行，乃能知其意之所在”。吴之英的高足吴虞也说：“蒙山(即吴之英)为文，出于周秦诸子。”故刘申叔讲，“蒙山人品文学，当于周秦间人求之”。

吴擅长七言古体诗。“自谓音节符于古乐府，隋唐以后蔑如也”。吴诗以楚辞，汉郊祀歌为本，鲍照、吴均，薛道衡、庐思道、李白、杜甫、元稹、自居易的诗为宗。他认为“李、杜之体清刚，故罕有长篇。元、白之词铺叙，故特乏劲气。恰合二派而融化之，则大或千言，少或数百，兼二派之类，无二派之短矣”。他作的古体诗，大多吻合其论述。如《关山月》《哭杨锐》《上海行》《颐和园》《蒙茶歌》《都江堑》《桂湖》《东湖》等。其中写边城征戍之苦的《关山月》，铺陈宏大稠密，音节高昂矫健，读起来感人至深，是他的一篇代表作。

英著述

吴之英著述较多，有遗著《寿栎庐丛书》刊行于世，包括《仪礼奭固》《礼器图》《礼事图》各17卷，《周政三图》3卷，《汉师传经表》1卷，《天文图考》4卷，《经脉分图》4卷，《文集》1卷，《诗集》1卷，《厄言和天》8卷。此外，已散失的著作有《诸子遹倅》15册，《中国通史》20册，《公羊释例》7册，《小学》4册，《以意录》4册，《蒙山诗钞》1册，《北征记概》1册。

生平成就

清光绪八年(1882)，吴之英入京朝考，自成都九眼桥乘舟东下，途经长江沿岸城市，目睹朝政腐败，人民穷困，列强在中国肆意横行，不禁感慨万千，深叹“时运之极，人道之忧”，遂产生益世救国思想。曾写出长诗《上海行》，通过描述都市的繁华外表，揭露社会潜伏的危机。朝考回川的第三年，他独游巫峡，船泊江边，与扶柩归乡的祖孙二人相遇，其祖出所写《巫峡归舟图》求言，便又以沿途所见，抒发胸怀，借此暴露社会的炎凉、黑暗，官绅富贾的贪婪、荒淫，并以同情的笔调反映了浪迹江湖的游子在艰难岁月中的苦处：“……但见来游不见归，啼猿空为游人悲。蜀国于今已瘠土，官商犹自说天府。舻舳千里阏夔门，赵王公子楚王孙。穿矿采珠棼跟址，山神不绿江神死。窃得卓财又窃女，婵媛久滞豪华旅。近肉远丝酣舞筵，襄王一梦三千年。明月乡心归何处，莺花屡新裘马故。纵余资斧足缠腰，膏火相煎利倚刀。……”

他在灌县任训导期间，中日甲午之战爆发。既后东西列强，虎视眈眈，俄占旅大，日吞台湾，德索胶州，法窥两广，国势日益不振。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对外遭到一连串重大失败，以康、梁为首的改良主义蓬勃兴起。光绪帝载泥受到维新运动的影响，也有志图强，破格选用人才以辅佐国政。吴之英与杨锐，刘光第，宋育仁等都受到重用，杨、刘二人被提拔到变法维新的重要部门，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宋育仁奉朝旨到四J11主持工商矿务兼长尊经书院，推荐吴之英、廖平为书院都讲。宋与廖平等发起组织“蜀学会”，吴之英不仅积极参加学会的活动，担任主讲，还同宋育仁、徐昱等用学会名义创办了《蜀学报》，通过报纸的宣传，推动变法维新。他任该报主笔，先后发表了《蜀学报初开述议》《蜀学讲义》《政要论》《矿议》《救弱当用法家论》《法家善复古说》等文章。针对朝廷政治、经济等弊端，提出改革内政奋发图强的主张。

在政治方面

他认为国势之所以越来越弱，外因是列强侵略，内因是官吏的迂、缓、疲、怠，“只知利身不顾君，利家不顾国”所致。由于当权者私壑难填，便产生了“叛官”“叛民”。“叛官有三：亦欲为者所欲为，坏我法纪，虐我人民；依托旧制，坐失事机，积为因循，以败国家之宏绩”。⑧应“禁叛于未形，自贵自强”，即变法维新。

关于振兴政事，他主张：第一，应有知人用人之术。选择良吏与知人善任是治政的关键。选吏的标准：一德行，二忠诚。从中择善而任，“善之善者专任之”，“恶之恶者必去之”。⑨第二，要进行严法治理。用人之后，当继之以法，首先要选好议法和执法的官。议法者，必深知法律；执法者，必至公至明至平。朝廷制定了法律，就要“执衡以立，不顾天下之议”，⑩“饬令则法不迁”，然后“民不敢犯法，吏不敢以法遏民”，“虽圣贤才智，不敢开一言以枉法；虽千金之户，不敢用一铢以市法”。

在经济方面

在经济方面，他认为赋税是不公允的，富豪之家拥有大量沃土肥田，赋税的负担轻，有少量贫瘠土地的贫户负担却很重，一些贪官污吏，复巧立名目，大饱私囊，弄得“民穷困而怨讟兴”，“内府有蠲除，穷檐无遁免”。在乡间的农民，千辛万苦地饲养猪、牛、羊或种植茶、果之类的副业收入，在市场上交易都要征税，那些“富贾屠贩通易都会之交，牟赢而供弗”。这是一个很大的弊病，朝廷应采取得力措施，平衡赋税的征收，使人民安局乐业，各得其所，避免贫民因欠租而逃亡迁徙。

朝廷提倡开矿，本来是为了增加社会财富，“非出以澹豪滑之欲”。当今的矿产为富商大贾所掌握，他们“因沿为奸”，采取了“罔上巧法”等手段，贪得无厌地“烈山涸泽”，掠夺山川之宝藏，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使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地气郁而民不纾，民心怒而不首”。他认为开矿确是国家和百姓的一项利源，国家应采取“上下兼资”的经营办法，“置廉平之长司之”，“以工输之，以商化之，以贾平其贾而不昂”，并为之“交通运输，周海内而亡雍阏之患”，既可以供国家开支，也可解除部分贫民流亡之苦，老百姓一遇灾年，也有赈济的费用。

寓兵于农政策

同时，他还提出寓兵于农的政策，认为强国之要，在于重视农、兵，“兵是强资”，“农是富资”，朝廷应设法“垦田以援农”，解决一些农民无田可耕的现象。平时，“练农以为兵”，战时，“即驱而用之”。提出“上农有赏，下农有罚，公战有赏，私斗有罚”。只有这样，国家才会富强起来，才能抵抗列强的侵略。

他在论文中提出的选贤与能，严法治政，着重理财，重视农兵等一系列变法图强之见，虽大多出“托古改制”思想，但他并不拘泥于古人之法，而是主张相时而变，因事而变，“即起古人而更生之”。他说：“大局固遵古矣，其余目皆可变也”，“通其变以并行之，则新法也，皆救敝之良药也”。

维新主张

正当吴之英以满腔热情在报上发表维新主张时，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幽光绪于瀛台。28日杀害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罢一切新政，维新运动宣告失败，《蜀学报》与“蜀学会”遭禁斥，宋育仁被罢黜回京赋闲，吴之英受到审查。他经过这场惊涛骇浪之后，逐渐消沉下来，产生了“因感莼鲈思旧乡，挂冠我逐归鸿去”的思想，回到灌县任上，转而悉心研究歧黄之术。

1900年，八国联军借口义和团反帝反洋教，发动了对中国人民又一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义和团斗争失败，慈禧与八国联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吴之英非常愤慨，写下了长诗《颐和园》，怒斥慈禧的卖国行径，赞扬义和团的反帝爱国精神，讴歌“神拳弟子代国忧”。并在《东湖诗》中悲愤地写道：“可怜庭议和西丑，租界通商分割剖。边檄相望尽藁街，官家何处是梅柳。”

在慈禧专制残暴的统治下，国势更加一落千丈。吴之英深感“四海已无施巧之地”，于1901年“泪随肠转，回到家乡，一面侍奉老母，一面闭门著书，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在《贤者避世》一文中，他表白自己的真情：第一，因变法失败，祸及清流，而今“名贤遁消，支柱为难”；第二，朝政腐败，其势已不可挽回，“故波澜滔滔者，将遂有陆沉之势”；第三，“气运递降，而欲就未来之人事，始竭吾愿，力之所穷，盖不啻颠踣摧伤焉”。

他在家乡的7年里，仍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国事和人事的变化，一颗爱国忧民之心犹存。与陈山民留别的二首诗就这样写道，

昨闻海国动天风，高沸淇涛上碧空。

螺子无珠依老蚌，蛟儿有泪泣潜龙．

冤他山鸟都衔石，怪说水神不姓冯．

欲斩长鲸求钝剑，良工枉铸若耶铜。

爽气西来化矞云，三巴狂狡势纷纷。

已闻蓬岛移仙子，犹有桃源待使君。

自古边关资信义，由来循吏重廉勤。

若将旧政从新政，得暇更调雕面君。

以后与人书信往来，也多次提到国家的前途问题。他十分痛恨慈禧当政，后党为乱，对人说：“料将来况而日下，皆正常事不书之列”。

致力于建学育才

吴之英虽然在政治上遭到沉重打击，救国宏愿受到压抑，但他不遗其所学，始终抱着益世的思想，致力于建学育才，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后一代身上。他在贵州艺风书院，简州通材书院先后任教八年，以治小学、通经术、习词章三者启迪后进，对学子潜乐教思，循循善诱，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教育学生不但要有刻苦的意志，更要有求实求是的精神；为学之道贵在博，重在精，宜深思，多考据。在《答人问博学书》中，对于精、专问题解释说：“唯专乃精。要所以成此专，执荟精于一家固无害其通材，乃有裨于雅教，不然涉猎失御，枉媚心目，泛滥忘归，尤矜口耳。”

吴之英在灌县任训导时，因尽忠职守，办学有方，全县文风为之丕变。《灌县志·政绩记》赞扬他说：“为人和易而峻洁，学尤深邃，卓然成家，迥迈流俗，居官廉介，训迪学子，文行兼备，获益者多，盖不徒以言教也。”这段记述表明，作为人师的吴之英不仅以广博的知识课授生徒，且以自己的思想和德行影响后辈。他爱护学生，“且留读书种，毋与他人戮”。他的学生、“五四”时期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学者吴虞，在其《邓守暇荃察余斋诗文存序》中说：“始予年二十岁时，常同陈白完、王圣游从蒙山吴伯去曷先生游，侧闻绪论，始读唐以前书”，“余于蒙山门下为小卒矣”。

宣统元年，吴之英拒绝了清廷礼学馆顾问官的聘请，欣然接受了四川存古学堂的工作。

他殷切期望自己的学生能够出类拔萃，青出于蓝。民国初年，他受聘为四川国学院第一任院正，刘申叔为院副。他亲自撰写了“国学院”三个大字和一副联语悬挂在学院门口,借以鼓励后进之士，继承发扬祖国的灿烂文化，将来为国家民族干一番事业。吴虞后来为国立四川大学专门部同学录写序，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国学专校，创自民国。其时吴伯竭师，廖平前辈、刘申叔、谢无量诸公，聚于一堂。大师作范，群士响风，若长卿之为师，张宽之施教，蜀才之盛，著于一时。”

1913年，吴之英因体弱多病，上书四川都督尹昌衡，张培爵，辞去了国学院院正职务。临行前，慷慨解囊，捐献了薪金九百元(大洋)，资助学院办学。回乡后，又以多病之躯担任教育会会长和本县高等小学堂校长，最后卒于任上。

吴之英去世后，学校师生和乡人开了隆重的追悼会，素车白马，幛联林立，极一时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