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耀教授，1916年生于广东文昌（现海南文昌），髫龄迁居马来亚，先后毕业于槟城英华及钟灵中学。1940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获文学士学位。l946年获哈佛大学政治博士，l966年，汉弥登学院颁予名誉人文学科学博士，I946 年－l947年，在美国麻省工学院担任社会科学系副研究员。1947－I949年任职联合国中国代表团专门助理，并在l948年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1955－197I年任东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及政治学系教授兼普林斯敦在亚洲社会学讲座。l957－197I年任东海大学校长。1972年任新大政治学系讲座教授。l975年任南大研究院院长。氏系国际知名学者、教育家，首与威廉P.芳博士联合调查马来亚华文教育，并草拟一份（马来亚华文教育报告书），亦称（芳吴报告书），对马来亚华文教育影响至钜。

少年闯南洋

1916年，一个动荡的世纪之初，也正是海南人闯南洋的又一个高峰期。这一年，吴德耀出生于侨乡文昌一个清贫的私塾之家。九岁那年，吴德耀失去父亲，无奈之下，母亲将他送往槟城的伯父家，从此，故乡只能留在记忆里，直到几十年后吴德耀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他已经是名满华人世界的著名学人。

那时的槟城是马来亚的一个州，属于英国殖民地。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他的伯父认为在英文学校读书比在华语学校读书更有前途，于是决定将吴德耀送去教会学校，先进入圣马哥学校，后转到英华学校、剑桥九号，天资聪慧而又勤奋的吴德耀成绩优秀，表现出很好的学习天赋。也许是骨子里依然不改的故国情怀，也许是祖父和父亲在他小小的心灵里灌注的传统文化的因子，一个意外事件的刺激，让他成为一个精通中英文、深研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学者———有一天，说着满口流利英文的吴德耀遇到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咖啡店伙计，小伙子拿着一份华文报向他挑战：“虽然你比我聪明，但是我懂得自己的语言，能看华文报，你能看得懂吗？”吴德耀顿时无语。他是英校高材生，却不认得几个汉字，自觉惭愧难当，于是，要求伯父让他转到当时最好的华校钟灵中学。在这个华校里，吴德耀以超乎寻常的努力，只用两年就读完了一般学生要用三年才能读完的课程，能够自如地欣赏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书籍了，并对儒家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日后的吴德耀成长为一个学贯中西、偏爱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学者所该具备的基础。

机缘巧合的是，吴德耀在这所华校读书还给他带来人生第一次好运，并给他后来的海外留学生涯开辟了新航路。1936年，他代表钟灵中学（今属马来西亚）到中国参加全国运动会，他的三铁项目成绩竟然破了全国纪录，此事曾一度轰动马来亚，吴德耀因而获得奖学金进入声名赫赫的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学习。1940年，吴德耀获文学士学位后赴美留学。1942年获美国弗莱契尔法律与外交学院硕士学位。一路学业优秀、超常发展的吴德耀，考取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6年，当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博士帽授予这位刚强聪明的祖籍海南的学子时，吴德耀成为马来亚留学生荣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首位学者。

毕业后任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研究员。后从事外交工作，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时，吴德耀曾经协助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

联合国任职

毕业后的吴德耀留在美国任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研究员。此后，口才很好、风度翩翩的吴德耀从事外交工作，他的精通中英文为他带来一系列的好运。1947年，吴先生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时，曾经协助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又担任联合国儿童急救基金中国代表，联合国程序委员会及社会计划委员会主席。同时参与《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工作的华裔人士，还有时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的中国人张彭春。。那一年他还不到32岁，年轻有为，抱负超群的精神与气概让人不敢小视。凭着学识的广博和追求真理的勇气，在起草《世界人权宣言》时，吴德耀敢和法国代表(后来的法国总理)法兰斯辩论；面对世界闻名的法学大师、诺贝尔和平奖得奖人卡仙教授(Prof．Cassin)，吴德耀站在公平的立场，与之辩论人权问题。他良好的辩才和气度，赢得了联合国官员对他的尊敬。

编写《方吴报告书》

在联合国文教处任职时期的吴德耀在1951年与他老师美国教育专家方卫廉(William Fenn)应英国在马来亚殖民地政府之邀，调查马来联邦华文源流学校，并合撰发表著名的《方吴报告书》（Fenn-Wu Report）。《方吴报告书》指出华校缺乏有系统的管理，但赞成各族儿童多学语言，即使三种也不为多。《方吴报告书》也提出，华人必反对忽略自己母语的学习。《方吴报告书》至今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影响深远。

1954年到台湾协助创办东海大学，任政治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56年至1971年退休间，出任东海大学校长，共担任校长长达14年之久。1966年获美国翰密尔敦大学赠授荣誉博士殊荣。1971年至1975年，任新加坡大学政治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

1975年至1980年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先后任政治行政系教授、研究院院长、南洋大学代理校长等职。1980年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吴教授从教育工作退休後，复任新加坡儒家伦理委员会主席，1986至1988年任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理事兼所长。又担任新加坡联合早报编辑顾问，撰写国际时事专论，又常参加各项国际会议及讲学。

吴德耀教授于1975年出任南洋大学研究院院长。当李昭铭博士离职后，他于1976年8月16日出任代校长职务。8月30日，吴教授发表《南大展望将来》一文中强调：“南大所具有的特质是：别人不要做的，我们做；别人不能做的，我们能；别人无法容忍，我们可以容忍，这种刻苦耐劳的精神，就是南大精神，在未来的岁月里，这种精神不但必须予以保存并发扬，而且更进一步，使我们所作所为能达到至善的境界。南大全体同仁教、职、员、工、学生及校友们都必须尽本身的一份力量发扬这种精神”。

当他出任代校长的期间，正是南大与新大合并的前夕，他可能是不愿当“南大末任校长”，不忍南大在他任期内关闭，所以在1977年8月13日便辞去代校长职务，任职仅有一年的时间。但他仍然担任研究院院长，并于1979年2月19日，致函给南大秘书陈祝强，在该函件《一间还是两间大学》中指出：“十年、十五年后，如果只有一间偏向西方的大学，新加坡可能就需要另一间偏向东方的大学，以保持文化上的平衡……只要有五年到十年的时间，一间重整及复兴的南大，势必能在学术水平上同新大平分秋色，在一些方面，如数学、中国文学及语文教学等，甚或能超越新大”。

英国学者丹顿爵士在《1979年新加坡教育报告书》中建议：“只要肯特岗建立一间单一而强大的大学”。吴教授于1980年3月17日提呈“南大前途备忘录”向丹顿爵士陈述：“在拥有二百三十万人口的新加坡共和国，只要一间大学在教育上是否健全呢？”他认为南大有理由存在。每年进入小学的学生，只有大约五巴仙半进入大学，也许另外一千到一千五百人，也算是好人材，如果这些人被拒于大学门外，对国家来说无疑是一大损失。

当年对南大应存在的课题，勇于直言的学者不多，而吴教授则再三认为：新加坡应有两所大学。他以正直、客观的看法，不赞同新大与南大合并，而应保留南大继续发展。但南大终于1980年8月13日正式关闭了；2000年，新加坡除了国立大学外，还多了南洋理工大学及新加坡管理大学。由此可见吴教授的眼光远大，高瞻远瞩，见解独特，他是一位足以令人敬佩的先知先觉的学者。

吴德耀非常重视中华文化与传统习俗。他精通中西文化传统，学问渊博，从教育工作退休後，又致力于儒学研究，在阐释儒学，宏扬儒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对新加坡的儒学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是新加坡儒家思想教育的主要设计者。

有《人与社会》、《东方政治——西方政治》、《国际政治研究》、《中国文化的根源》、《政治历史文化古今谈》、《列国春秋》、《客座随笔》等十多本书籍。英文著作有“Aristotle‘s and mencius ideas of politics”，“The Confucian way”，“Politics and social change in Sinagpore”等三十多种。 他在1994年4月17日逝世于新加坡，寄世78载。

吴德耀世不久，他的生前好友与十多个文化团体即组成“吴德耀教授纪念基金”设立文化讲座，每年聘请著名的学者专家前来主讲有关儒学哲学思想，中华文化。东西方政治思想等学术问题。第一次的讲座于1995年举行，主讲人是杜维明教授。第二次讲座于1996年举行，主讲人是王赓武教授。

新加坡海南会馆为了纪念海南一代哲人吴德耀教授，也为了发扬海南族群文化教育，特设立“吴德耀教授奖学金”，同时于1995年12月出版一本《海南一代哲人吴德耀教授纪念专辑》。

吴德耀一生作育英才，桃李满天下。他被誉为“海南一代哲人”。应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