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新稼（吴莆生）中国共产党国难教育社党组织派吴新稼前往,1937年9月3日正式成立孩子剧团。吴新稼为干事长。在难民收容所里组织孩子剧团，为抗战时期为中共做出了重要贡献。茅盾称孩子剧团为“抗日战争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

“抗日战争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这是1938年茅盾在武汉时对孩子剧团写的一句赞语，它形象地道出了孩子剧团不平凡的经历。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首先轰炸了闸北、沪东一带。当时党组织派吴新稼在沪东临青学校教书。临青学校是由我党领导的，师生的政治觉悟都较高，校内校外的抗日救亡工作都开展得较好。在日寇轰炸下，学校被迫停办，有些师生同群众一起逃到沪西英租界。有些穷学生无亲友可投，就住到英租界一所设在恩派亚电影院的难民收容所里。他们失去了父母，亲人和师长，但不消极，不悲伤。他们把仇恨集中在日本侵略者身上，在收容所里井井有条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他们为难民宣传抗战形势，鼓励大家不要害怕敌人，不做亡国奴，要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吴新稼特地到收容所去看他们。孩子们住在影院楼上最后几排座位上。那里光线幽暗，他们白天坐在地上，伏在椅子上读书写字，晚上就在地上或椅子上睡觉，生活这样艰苦，而他们的学习热情很高。吴新稼把看望他们的情况很快向党的领导同志作了汇报。当时国难教育社党组织负责人之一的王洞若和其他领导方与严、陆维特听汇报后，十分重视，还把孩子们的文稿、日记要去看。他们看到这些小学、初中程度的孩子写出这样思想进步、文字顺畅的文章和日记很高兴。方、陆二同志还亲自给他们作了修改，并不断向文教界热情宣传孩子们的事迹。孩子们知道有许多“先生”关怀他们，很受鼓舞，学习、工作更加积极了。王洞若、方与严、陆维特的住处离收容所都不远。后来吴新稼就带孩子们直接去见他们，请他们修改文稿、日记，再借些书籍、杂志回去看。

王洞若认为，这些孩子很可爱，很有培养前途，可以把他们进一步组织起来，并决定由吴新稼直接去领导他们。经过大会小会讨论几次以后，决定组织一个“孩子剧团”，设干事会为领导机构，拟定了剧团宣言、剧团团歌和公约等。这一切，都请王洞若审定。

1937年9月3日，在恩派亚电影院难民收容所的二楼上召开了孩子剧团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孩子有30多人。大会通过了宣言、团歌和公约，选出许立明、傅承谟、张宗元、罗真理、张莺等为干事，吴新稼为干事长。从此，由我地下党领导的孩子剧团成立了。

孩子剧团在它的诞生地上海只活动了两个多月。在这两个多月里，克服了服装、道具和演技方面的种种困难，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仁丹胡子》和《捉汉奸》等抗日剧，在上海人民心中留下了较深印象。

1937年11月初，上海沦陷，日寇追捕抗日分子。地下党员大都准备撤到延安或南方游击区去。王洞若要吴新稼也撤退。孩子剧团只好解散了。但是孩子们不愿解散，愿意继续在一起进行抗日救亡工作，表示不怕任何困难和危险。王、方等同志一再研究，认为这些孩子政治觉悟高，能吃苦耐劳，有培养前途，放弃不管是可惜的，让他们留在上海，还会遭受日寇、汉奸的迫害。最后决定孩子剧团也由长江西上去武汉，到武汉会合后，再商议以后的办法。

王洞若亲自选定19人，加上进步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山海工学团介绍来的三人，共22人。其中大多数十四五岁，最小的只有8岁，吴新稼这个干事长年龄最大，当时是19岁。这就是孩子剧团出发时的阵容。选定路线是坐英国轮船到南通，再取道镇江、南京去武汉。地下党给孩子剧团筹集了300多元的路费。

从11月18日开始，孩子们分五批，化装成难民或者假托别人的子女，乘英轮离上海到南通。在南通集合后，正设法西上时，南通的群众和驻在那里的东北军一再要求孩子剧团为他们演出，盛情实在难却。当时估计国民党军队凭着长江南岸著名“江阴要塞”总能坚守个把月。于是住下来，在南通和天生港演出四五天，受到欢迎。

想不到就在这几天里，长江南岸的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日本侵略军已经进抵江阴，从南通到南京的长江轮船已经停止航行。剧团只得由南通取道泰州到达扬州，想不到抵扬州后，日寇已经在进攻南京，只得再次改变计划向北绕行。剧团刚坐上木船，就被国民党的散兵赶上岸来。他们声称要封江，把木船扣押了，剧团只好步行北上。此时苏北已届严冬，寒风刺骨，冰天雪地。这些孩子虽然出身穷苦，可是一直生长在南方大城市，没有长途步行过，更没有经受过北方冬天的严寒，再加上路上还有散兵骚扰、盗贼出没，有时还要冒着敌人飞机的袭扰。只靠孩子们的两条腿能够安全到达武汉么?可是孩子们都很坦然，毫不畏惧。他们一个个穿戴好，把道具捆扎好，挑的挑、抬的抬，逆着朔风，顽强地前进了。这一路，经过了跋山涉水，好不容易走到了位于陇海铁路线上的运河车站。一位好心的铁路站长让他们坐进一辆装行李的车厢。这样，他们就乘着火车经过徐州，到达郑州。在郑州，经过休整、治病，剧团决定公演三天。

1938年1月初，当剧团乘坐的火车驶进汉口大智门车站时，就看见陆维特同志正在站台上等剧团全体人员。经过一个多月，奔走几千里，总算又见到党的领导了。陆维特把剧团带到汉口洪益巷培心小学里住下。

吴新稼与孩子剧团已经到了武汉。他写信回家，动员妹妹吴秀圣和大她两岁的姐姐吴淑圣到武汉去参加孩子剧团。吴秀圣因为1937年小学毕业，在六年级国文课本上有一课叫是法国人都德写的《最后一课》，是写上世纪法国被德国打败，一个地区就要从法国割让给德国，在那个地区的法国老师为法国学生上最后一次法语课，十分凄凉、悲惨，所以在她小小的心灵，就怕做亡国奴。

孩子剧团到达武汉后，很快就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重视。许多学校、机关和文化团体纷纷为孩子们召开座谈会和欢迎会。但是最使孩子们难忘的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举行的欢迎会。这个欢迎会是由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小战士吴志坚、张海清、彭桂生等主持的。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叶剑英、邓颖超、叶挺和郭沫若等都参加了。欢迎会是在一间大房子里举行的，几张长桌和许多板凳摆放整齐。桌上放了糖果、点心、瓜子和茶杯，墙上贴了红红绿绿的欢迎标语。长征小战士从办事处门口把孩子们引到房里，一个个安排好，接着又是倒茶，又是请吃糖果，又是问长问短。邓颖超同志更是忙碌，一会儿安排小战士做这做那，一会儿让孩子们吃这吃那。大家都乐呵呵地像回到了家里。

欢迎会开始了。小战士们表演了在中央苏区和长征中跳过的水手舞等精彩节目，孩子剧团也演唱了几首歌，都受到欢迎，特别是《团歌》和《流浪儿》的演唱，反应最强烈。《团歌》歌词中有“看我们一群小光棍，看我们一群小主人，我们生长在苦难里，我们生长在炮火下……孩子们站起来，站起来，在抗战的大时代，创造出我们的新世界。”《流浪儿》是《莲花落》曲调填写的，歌中唱道：“我们都是没家归的流浪儿，流落街头没饭吃!没饭吃!日本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家，爸爸妈妈都被杀!都被杀!”歌声深深打动了在场所有人的心。周恩来同志悄悄走出门外，用手帕擦眼泪，过了一会又进来。郭沫若同志激动地说：“今天是我回国后真正最快乐的一天!”他表扬了孩子们以后说：“我不能再说了，再说我要流泪了。”许多领导同志都是又高兴又激动地讲了话。最后孩子们请周副主席讲话。周恩来同志高兴地站起来说：“好!我讲!”他先对长征小战士们说：“你们是参加了长征的，是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可是你们是和我们这些大人一道跑过来的，是我们这些大人保护着你们、抱着你们过来的。可是剧团的孩子呢，他们是一个大人也没有，完全是靠自己团结起来，在敌人的炮火下，在汉奸、流氓的迫害下，跑了几千里来到武汉的。你们要向他们学习哟!”接着，他称赞了孩子剧团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最后说：“我送你们‘救国、革命、创造’三种精神好吗?你们要一手打倒帝国主义，一手创造新中国!”孩子们热烈地鼓掌欢呼：“好!好!”

欢迎会结束后，大家到楼顶平台上照了几张相片，其中一张是董必武、秦邦宪、叶剑英、叶挺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孩子们合影。可惜当时周恩来同志太忙，没有参加照相。最后，邓颖超、张晓梅同志安排卡车送孩子们回去。

正当孩子们工作得热火朝天、各地少年儿童们纷纷向孩子剧团学习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却对剧团活动十分仇视，终于命令武汉市党部出面“收编”孩子剧团。人人都明白，这哪里是收编，这分明是阴谋，是借收编之名，行扼杀之实。

这时，邓颖超又一次到儿童剧团来探望，吴新稼团长就把“收编”的事告诉她。她坚定地说：“不能去!要是到市党部去，还不知把你们折磨成什么样子呢。想办法应付他们，推辞掉!”那时，我党正努力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合作抗日。因此，不愿被“收编”，也不能公开对抗。根据邓颖超同志的意见，每当他们来催促时，就以工作太忙、病人多、孩子们想回上海等等为借口，应付着、拖延着。国民党纠缠了两个多月，也奈何剧团不得。

最后他们来硬的了。2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市党部派来一个秘书，板着脸喊叫：“吴团长，昨天开了会，决定收编你们。明天上午8点钟接你们去市党部。你们好好准备一下!”说完就走，也不等回话。这是强迫收编啊!只有大半天的时间了，怎么办?剧团立即召开了干事会，要大家不要惊慌，工作暂时停止，把外出的人员找回来，等吴团长去找党的领导想办法。吴团长坐着江轮从汉中到武昌，又从武昌折回汉口，找到王洞若、阳翰生、郭沫若等同志请指示，他们都想不出好办法。郭沫若同志说：“你们还是到办事处去吧!”吴立即赶到办事处，见到邓颖超、秦邦宪、叶挺等同志。他们说：“还是等周恩来同志回来吧!”周恩来同志回来后，吴团长向他详细汇报了这些情况后，他站着沉思了一会，果断地对吴说：“你们去石灰窑，那里离武汉较近，有抗战演剧队一队、二队在那里，可以照顾你们。市党部8点钟派车来接，去石灰窑的船五六点钟开，来得及躲开他们。你们在那里安排好，一个月左右再回来。”吴团长得到这个指示后，立即回团告诉大家。当夜3时，剧团离开培心小学，5时多就坐上轮船了。

过了一个月左右，吴新稼去见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他们说：“好了!你们的问题解决了，你去见郭沫若先生吧。”吴新稼去到郭沫若家中。郭沫若高兴地说：“你们可以回来了，你把孩子们带回来吧!”吴新稼立即回石灰窑把大家带回汉口，仍旧住在培心小学里。一两天后，辛汉文同志穿着国民党上校军官服到孩子剧团来。他拿着陈诚写的条子，上面写着：“由沪来汉之孩子剧团着由本部收编。”吴立即跟着辛汉文到武昌，进入当时国共合作的代表机关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从此，孩子剧团在厅长郭沫若的关爱下，开始了新的战斗。

事后大家才知道，1938年2月间国民党强迫收编孩子剧团的时候，也是国民党被迫同意我党提出的改组军事委员会的时候。当时双方决定：由陈诚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任副部长；第一厅、第二厅厅长由国民党人担任，第三厅厅长由郭沫若担任。这个协议在两个月间就达成了，可是军事委员会的实际改组不可能在两个月间完毕。周恩来综观全局，料定孩子剧团只要躲过一个月左右，等军事委员会改组完毕，就可以名正言顺进入郭沫若主持的第三厅了。至于陈诚写的那个手札，是郭沫若要陈诚写的，因为第三厅管宣传工作，陈诚不便拒绝郭沫若这个要求。辛汉文穿起军装，又拿着陈诚的手札，不过是为了防止市党部来捣乱。就这样，国民党强收编孩子剧团的阴谋被完全粉碎了。

从此，孩子剧团随第三厅到衡山、长沙、桂林和四川各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剧团正式编制为60人，由于时进时出，几年中约有100多人参加过孩子剧团。剧团先后演出过儿童独幕话剧《帮助我们的游击队》、儿童哑剧《不愿做奴隶的孩子们》和《炮火下》、《捉汉奸》、《复仇》、《法西斯丧钟响了》等抗战剧，受到公众的好评。“皖南事变”后，剧团在戏剧家石凌鹤的帮助下排演了《乐团进行曲》，揭露国统区儿童教养院虐待儿童的内幕。1942年，石凌鹤为剧团编写了六幕儿童话剧《猴儿大王》，由于剧情是反对投降、倒退、分裂和独裁政策的，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查禁。经过剧团的多次斗争、交涉，终于删去少量台词之后公演了。

国民党当局越来越把孩子剧团视为眼中钉。1942年9月，他们以改组剧团为名，专横地撤换了剧团的领导骨干，派“三青”团员充当干事。在这种情况下，剧团的主要成员就逐步撤走，有的在当地就业或就学，有的去延安，有的到南方参加抗日游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