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成，
人文经济学会理事兼秘书长，被称为“洗碗洗出来的草根经济学者”。
1981年出生于云南，后来因为“成绩太差”而在初中辍学外出打工。在广东打工洗车期间，在报刊上看到
张五常等经济学家文章，因而迷上经济学，开始自学经济学。
经济学家
周其仁曾在一篇文章中介绍：“向读者介绍谁是克成。
他姓周，1981年生于云南，念到中学就去广州打工。后来有心学经济，2003年到北京，在北大西门外餐馆刷碗，工余时间旁听北大的课程。他终于自学成才，今天是搜狐网的经济编辑。”
2012年7月，参与创办民间学术团体
人文经济学会，并担任理事、秘书长。人文经济学会由茅于轼发起成立，于2012年12月举办成立大会，理事成员包括
张维迎、
陈志武、
胡释之等经济学者。
在从事财经评论写作之前，曾经做过铺路工人、洗车工、洗碗工，甚至曾经在街头靠捡破烂维生（2006年《
南方人物周刊》报道）。
2004年，中央电视台《
社会记录》栏目报道：一位默默无闻的刷碗工在网上发帖，称自己最喜欢三本书：《经济解释》、《经济学的争议》和《红楼梦》。初看不起眼的文字了引起网友的注意。央视《社会记录》栏目对帖子主人进行了采访，揭示出一位社会底层的打工仔对经济学的痴迷，以及其对生活迁变的思索。
国人经常抱怨桥梁、公路收费太高。但是，诚实一点来讲，如果没有收费机制，中国的路桥建设绝对不会有今天的成就！绝对不会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内修建起这么多能把全国紧密高效连接起来的公路网。而这些收费公路的建设，其实是大大降低了人们的交通运输费用。如果没有这些收费公路，我们的交通运费费用只能更高，而不可能更低。
社保制度建立的初衷是改善人们——尤其是那些穷人的境况，但当这个政策推行之后，它却似乎起到了“劫贫济富”的作用，让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这恐怕是人们当初想不到，也是不愿意看到的。但社保计划确实会造成这一效果。
你不同的工资收入，需要在今天缴纳不同的养老保险，并将在未来得到不同的
退休金。而你只要拿今天所出的和将来预期所得相比，并考虑一下利息因素，就会很明白，你就会知道你现在的养老保险真是交得太亏了，而且交得越多就越亏！
当药品和
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很多人提出的要求并不是加强司法建设，而是追究药监局的监管责任，要求药监局加强监管。很不巧，这正是药监局所希望看到的。再重大的药品和食品安全事故爆发，都不会让药监局官员丢官，却会扩大他们的行政权力。要求加强监管力度是吗？好，请给我更多的人手、更多的经费和更大的权力。这就是官员的逻辑。
社保计划就是一个糟糕的政策。首先，它实际上是一个
税收计划，它要求一些人交钱，用来养活另一些人；其次，它是一个骗钱计划，政府官员声称这个计划是为了百姓着想，可是，可是这计划最后却是坑了老百姓，肥了公务员；最后，它更像一个抢钱计划，你只要有工作，你只要在这里呆着，你就得给我交钱，别来和我说什么道理，别试图算账，反正我就是要收钱了，反正你就必须得交社保。
一种物品价格上涨，说明其供求关系更加紧张了。见到价格上涨，消费者会减少相关产品的消费，生产者会增加相关产品的生产供应。两者相加，能更快速有效地缓解相关产品供应紧张的局面。但如果发改委去作人为干预，不允许价格正常传递信号，则消费者无从节俭，生产者无力增加供应，那供求紧张的局面就更难得到缓解。
腐败的祸害，不仅仅在于政府官员在腐败过程中损害社会不公、攫取社会财富，还在于政府官员为了方便腐败，而故意出台一些对社会有害的
管制政策。但是，很不幸，由于许多社会管制政策是极其复杂的，其所能造成的后果往往不是那么一目了然，而人们又十分容易轻信政府，所以当政府新推出一个政策的时候，就总是能得到人们的支持和赞同。
“勾结定价”显然是不应该认定为一种违规行为的。如果能有这种认识，最高法在出台相关解释时，就应该尽量淡化、减弱相关条款的效力和约束力。但如今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正好是相反的，最高法不但没有弱化处理相关条款，还将举证的责任推到被告一方，就是说，如果有消费者要提起相关诉讼，相关厂商要设法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这等于鼓励消费者更多地走上法庭，用
反垄断法来为难企业经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