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初占卜记事的龟甲和牛肩胛骨。1977年，在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一座西周建筑遗址的窖穴内出土，其中龟腹甲13600余片，牛肩胛骨300余片。内有289片龟腹甲刻有文字。每片字数多寡不等，少的1字，多的30字。1979年，在邻近的扶风县齐家村也发现和采集到22片甲骨，内有6片刻有文字。岐山南麓的岐山县与扶风县一带古称周原，是周人灭商前的都城遗址。此地出土刻辞龟甲与《诗·大雅·文王之什·》“周原，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所记相合，故称周原甲骨。

周原甲骨（Oracle Bones at Zhouyuan）

据文献记载，周人是公元前12世纪中叶，由周文王的祖父古公父率领，从豳地迁至周原的。公元前11世纪中叶，文王迁丰(今长安县沣西)后，周原仍是周人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周礼》中有大卜卜师龟人、氏、占人等职，这些甲骨刻辞无疑是其执事时记事文书的孑遗。周原甲骨刻辞记述了周人有关祭祀、战事、与邻国交往等重要国事。年代包括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时期。内容有占卜、记事、卦象三方面。

周原甲骨在整治、占卜等方面与殷墟甲骨虽有相同之处，但更有其独特的风格，龟甲甲首经过掏挖并留有宽厚的边缘，牛肩胛骨则割锯掉骨臼和中脊部分，但不切臼角。钻凿时，绝大多数卜甲为方凿，卜骨则为圆钻。灼兆时，卜甲烧灼较重，灼痕大而焦黑；卜骨则烧灼较轻，灼痕浅圆而呈黄褐色。卜骨正面的兆枝相对。周原甲骨的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字属于同一体系，仅有微小的时代和地区差异。周原甲骨刻辞的字体小如粟米，笔划细如发丝，显示出娴熟的书刻技艺。

周原甲骨中，文王时的刻辞记述了对“成唐”(成汤)、“大甲”、“武丁”等殷先王的祭祀，辞中有“文武丁秘”(文丁宗庙)、“文武帝乙宗”(帝乙宗庙),又有“周方伯” 之称，有的学者据此将这部分刻辞视为殷人刻辞。也有学者以其风格与殷墟刻辞有较大差异，而认为这部分刻辞应是周人刻辞其西周刻辞则记录了“大保”(召公)“毕公”、“子”(箕子?)、“叔”(叔)等周初重要历史人物。刻辞中提到的“楚子来告”“楚伯”“微”“虫伯”(崇伯)及“伐蜀”“克蜀”“征巢”等史实，对研究楚的早期历史及周与各方国早期的关系，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刻辞中的“六自”(六师)、“八自”(八师)“既吉”“既死□” (既死魄?)“既”(既生魄)，对研究周初军制、历法也是新的重要线索。

周原甲骨有一类由数字组成的刻文，引起学术界重视。1978年在中国古文字学术讨论会第一届年会上，张政烺首先指出这种数字刻文是周易的八卦。这一创见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注意和浓厚的兴趣。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周刻字甲骨在陕西长安张家坡(3片、共30字 )、北京昌平白浮(4片、13字?)、山西洪赵坊堆村(1片、8字)均有发现。中国国内已发现的西周甲骨刻辞，总数约有1029字左右。这些刻辞为研究周初历史提供了新史料。 参考书目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4。张政：《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4期。

周原成批甲骨文发现以前，虽然有学者“推测”陕西应有西周甲骨文的发现，而且在殷墟以外的遗址也屡有甲骨出土，但囿于传统，都还是一见甲骨则必归之于殷商系统的。直至1956年李学勤教授首次指出山西洪赵出土字骨为西周初期物以后，学术界关于西周甲骨的研究才渐被提上议事日程。此后，全国各地不断有甲骨出土，诸如北京昌平白浮、房山琉璃河、镇江营，陕西岐山凤雏、扶风齐家、强家、西安丰镐地区，河北邢台南小汪等9处西周遗址都发现了有字甲骨文。其中以陕西岐山凤雏遗址出土数量较多且内容丰富，自然随着这批甲骨的陆续公布在学术界形成了一股“西周甲骨研究热”。

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考古报告系列之一的《周原甲骨文》一书“大事记”式的总结性的“序言”，历数了西周甲骨的“认识和再认识”的不断把研究推向前进的历程。从1978年11月徐锡台教授撰文“拉开了周原甲骨研究的序幕”以后，学者们继之就1979年《文物》第10期公布的凤雏H11：1、4、20等30多片甲骨展开了初步的讨论。而1981年《文物》第9期公布齐家村出土完整龟腹甲和卜骨等20余片材料后，学者们的探索就逐步深入了。随着1982年《考古与文物》第3期公布周原两次出土而尚未发表的有字甲骨78片和在同年5月陈全方教授在《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上“将两次发现的西周甲骨全部公布于世”以后，西周甲骨的研究结束了以不断积累和公布材料为标志的第二个阶段，从而进入了根据全部材料，提出和解决新问题，并对以前受材料的局限而得出的看法进行修正和再认识，补充和再论证的“深入研究阶段”。此后，不少著名学者都参与了西周甲骨的研究和争论，从而“增大了西周甲骨文在甲骨学中的比重，使过去零星出土的西周甲骨与周原甲骨共同构筑了西周甲骨的特点”。本书“序言”全面地展示了“深入研究时期”的成就，即“除了字的隶定、字义阐释、考订方国、研究商周关系等问题外，焦点集中在甲骨的族属上”。作者认为，学者间关于周原甲骨族属的种种不同看法，诸如“出自商人之手”、“出自周人之手”、“庙祭甲骨出自商人之手，记事刻辞出自周人之手”等分歧，关键是对几个核心，即“王与周方伯”、“‘宗’的位置”、“‘[上册下口]周方伯’之‘[上册下口]’字的诠释”等问题的理解上。因此，作者通过科学地总结成就，找出了今后研究的方向。

与此同时，本书“周原甲骨文论著目录”，收入了1977年周原甲骨公布至1998年二十多年间的研究论著共82种，其本身就是对西周甲骨研究成就的充分展示。据我不完全统计，自1951年至1976年间，涉及西周甲骨的著作仅12种左右。这也充分反映了周原甲骨的发现，对西周甲骨这一新分支学科形成的巨大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