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三（1910年9月20日—1998年5月27日），浙江杭州人，经济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

1910年9月20日，周立三出生于浙江杭州。

1933年，周立三毕业于中山大学地理系。

1940年4月，周立三转入重庆北碚，协助黄国璋先生筹建中国第一个地理研究机构，并于9月正式成立中国地理研究所。周立三负责人生地理组资料室工作。

1943年，周立三在侯学焘、陈泗桥等人的配合下，负责《四川经济地图集》的编制工作。

1944年，周立三参加国父实业计划“西北科学考察团”，为建国后组织新疆综合考察打下了良好基础。

1946年，周立三到美国威斯康辛州大学研究进修。

1947年，周立三回国后，在中国地理研究所晋升为研究员。

1949年5月—1958年，协助竺可桢筹备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1949年11月，周立三与吴传钧、高泳源等合作编辑的《苏联新图志》由上海亚光与地学社出版。

1950年6月，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筹委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决定分为地理、地图和大地测量三个组，第一组普通地理由周立三主持。同年10月30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52年10月12日，竺可桢召开地理学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会议，决定由孙敬之、周立三、施雅风负责筹备工作。

1953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正式成立，周立三担任副所长、研究员。

1959年6月20日，经国家科委批准，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7月9日，任命周立三为副所长。

1978年3月，正式恢复周立三的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1980年7月，周立三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1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83年9月，周立三担任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科学顾问组副组长。同年主持江苏省农业区划（修编），历时2年，并获得1985年“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一等奖”。

1984年3月，周立三担任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名誉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所学位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同年主持国家农业地图集，任编委会副主任，历时4年，至1988年，主编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地图集》并于1989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1987年，周立三领衔承担了国情分析研究。

1989年10月，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发表了第1号国情报告《生存与发展》，并获得了院长基金特别支持项目。

1991年，周立三出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92年12月，周立三主持发表第2号国情报告《开源与节约——中国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潜力与对策》

1996年1月，周立三参加了地学部由部分院士组成的红壤地区考察团，这是他最后一次科学考察活动。

1998年5月27日，周立三在南京逝世。

周立三的主要学术思想可概括为如下四点：

坚持任务带学科，为国民经济服务

周立三坚持在国民经济的主战场上进行研究，急国家之所急，根据不同时期的建设需要与问题，开辟和拓展研究领域，承担了国家与地方的重大研究项目。例如1987年周立三接受国务院农村研究中心的委托，主持中国国情研究，确定“生存求发展，发展求生存”的思路，亲自撰写了两万多字的“中国农村国情简要分析”，科学地论证了中国现代化只能选定持久战和非传统模式，强调资源节约和适度消费。这是国情研究的开篇，此后他又提出2－4号国情分析报告的框架与基本思路。

周立三所承担的其它几项重大研究项目或是接受国家的任务，针对发展过程出现的问题，组织重大项目的研究，或是站在国家层面上分析与发现问题，组织有关学科共同开展工作，在完成任务的基础上使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得到提高。

“文革”后期，他在江苏省仪征县研究高产稳产农田，寻求农业发展的途径，不辞辛劳在丘陵山区和平原圩区作调查，发现基本农田建设及农业生产布局的一些问题，提出建议，春节前夕还专程去仪征向当地领导汇报。

针对太湖平原的问题，周立三在调查的基础上，发表论文“太湖地区经济发展面临人口、土地、和粮食三大问题的挑战及其对策”并在一次专门会上报告；1983年他参加了上海经济区领导组织的太湖流域规划考察，历时22天，最后的总结会上，他发表了重要意见，认为太湖流域规划涉及自然与经济关系、城乡关系以及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关系，必须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力图把自然和人文联系起来，对区域发展问题作为整体来研究。他的上述活动都是从国家目标出发，还为后来组织太湖平原水土资源与农业发展远景“六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周立三在完成全国农业区划的基础上，考虑到研究农业问题应该有一部全面而直观的图集，他抓住机遇，极力促成并亲自主持国家农业地图集的编制，这是中国第一部大型农业地图集，具有学术和实践的双重价值。

坚持实地调研，重视收集第一手资料

地理学是一门区域性和综合性很强的科学，周立三认为必须面向自然、面向社会、深入实际，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并从中较快地增长自己的知识和才能，逐步发现地理现象的分布规律和结构演变，做出正确的判断与结论。周立三的整个学术生涯都是身体力行和实地考察联系在一起的，不仅年青时如此，即使年迈也不放弃野外考察的机会，1996年地学部组织红壤地区考察时，他已八十六岁高龄，仍然主动要求参加。他支持新技术的应用，设法增加经费，添置设备，但是反对不切实际写空洞文章，针对一些人不重视实地调研，满足于玩弄数字游戏，他严肃指出用没有根据的数据只能欺骗计算机，计算机算出来的结果也只能欺骗自己。认为只有深入实际调查取得有价值的数据，才能得出可信的结论。

重视理论与方法的探索，善于组织多学科研究

周立三强调任务带学科不是仅仅完成任务，他要求在完成任务的基础上找出规律，形成学术观点。为了开展农业区划，他根据多年的研究撰写了“试论农业区域形成演变、内部结构及其区域体系”，引起了当时地学界、农学界学者的很大关注。他还多次到基层宣讲农业区划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指导地方的农业区划。在他和许多学者的建议下，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从中央到大多数省、市建立了农业区划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成为党和政府规划农业生产布局的得力部门。也正是有效地组织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周立三做出许多重要结论。如通过全国农业区划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尖锐指出中国农业生产存在着掠夺式经营，严重破坏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问题，又提出了一系列因地制宜调整农业生产布局的建议，引起中央和地方的重视。

新疆综合考察

解放后，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制定规划迫切要求进行综合考察和深入研究。周立三深感这种需要，他倡议并组织多学科的新疆综合考察队，这项工作得到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的支持。新疆队成立后，从1956-1960年连续五年对新疆的自然资源、社会经济条件和农业布局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周立三先后任副队长、队长，他重视以任务带学科，要求各专业组的活动密切联系新疆的经济建设。每年考察结束后，都要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领导和生产部门进行汇报，提出对生产发展的建议。为了征求地方对科学考察的意见，确定若干重大的考察项目并制定好年度计划，周立三还组织先遣力量对下一年的工作地区进行预察。新疆队在对新疆全面考察的基础上，还先后重点组织过额尔齐斯河的开发、吐鲁番盆地的综合利用、开都河改道与其对博斯腾湖的影响、塔里木盆地的盐土改良等专项考察，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科学成果。

周立三和新疆队的其他领导和前苏联专家以及全体队员团结合作，综合研究新疆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农业合理布局的问题，完成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及农业合理布局的远景设想》综合考察报告和十三个专题研究报告，有针对性地论述了有关农牧业生产发展的重大问题。这套研究报告是新疆队数年考察的结晶，为新疆的资源开发和发和发展规划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建议，多年来一直被业务部门作为编制计划的重要依据。其全部考察成果，包括一系列的学科专著，得到全国科学大会的表彰。

事隔20年后，为贯彻中央将新疆和整个大西北作为中国下一个世纪开发重点的战略，中国科学院再次组织新疆资源综合考察，仍请周立三先生主持这项工作。此时他已是70多岁的高龄，再次接受任务。由他主编完成的“关于新疆农业发展的若干建议”，这份报告指出，新疆农业的发展，第一，要重视山地与平原的统一性；第二，生产建设必须重视生态环境变化所引起的后果；第三，调整经济结构必须重视解决农牧、林牧、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等矛盾；第四，要提高农牧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必须大力提高质量。报告还对新疆的合理用水，挖掘耕地生产潜力、防治沙漠化、改良利用盐碱土、挖掘畜牧业的潜力与合理利用天然草场，保护与营造森林，重视粮食生产的小区平衡以及建设棉花基地等问题作了专题分析。

农业区划研究

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自然环境，农业生产的地区差异悬殊。但是，长期以来存在着不能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农业生产的问题，在农业上“一刀切”的指挥方法相当普遍。周立三认为，农业的地区差异是客观存在，不同的农业区有大小不同等级的地域系统，农业区划就是依据客观的农业地域分布规律，从发展生产出发，按地区生产条件与生产特点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加以科学地分区划片，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并阐明各区的发展方向与增产途径，为规划和领导农业生产提供科学依据，这就有助于增强主动性，减少盲目性。因此，周立三把农业区划的研究作为农业地理结合生产实践的首要问题，20世纪50年代他在主持完成“中国农业区划的初步意见”和对新疆综考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省区农业区划的理论与方法，初步完成新疆农业区划。20世纪60年代初，针对中国农业生产发展所受到的严重挫折，周立三和许多科学家联名向国家建议开展农业区划的研究，并得到周总理的重视，农业区划被列为当时农业科技发展的第一项任务。

周立三担任了江苏省农业区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率先在江苏省开展农业区划的试点工作，并在较短时间内就取得一批成果，得到中央有关领导的赞许和地方领导的肯定，江苏省委把区划—规划—样板作为领导农业生产的方法。1964年5月，国家科委在无锡召开现场会议推广江苏的区划工作经验。但是十年动乱使这项刚取得成绩的研究工作被迫中断。

1979年周立三应国家农委的要求，主持了“中国综合农业区划”的工作，密切联系农业发展的问题，论述了全国10个一级区和34个二级区的农业发展方向，并分别就土地资源、农业生产布局、农业技术改造等重大问题进行了专题分析，提出建议。这一研究报告被中央许多部门应用和参考，获得了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周立三作为中国农业区划研究的主要开创者，不仅注意理论和方法的探索，更加注意服务于生产实践，在这个基础上总结出的理论与方法，还要尽可能为生产计划部门的实际工作者所掌握，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周立三已80高龄，主编完成《中国农业区划的理论和实践》专著，对中国农业区划工作作了全面和系统的理论总结。并获199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

国情分析研究

自1987年以来，先受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的委托，后得到院长基金特别支持项目的资助，周立三领衔的国情分析小组共发表了8份国情报告，以“认清国情、分析危机、消除错觉、寻找对策”为旨义，对中国国情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报告中的许多观点，很快为中央领导接受和采纳，成为制定中国经济发展方针政策的重要科学依据，并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与关注。

在1989年10月发表第1号国情报告《生存与发展》国情研究报告中，周立三用“掠夺资源的经营方式”这个词形容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耕地重用轻养，林地重采轻造，草地超载过牧，水域酷渔滥捕，矿产采富弃贫，采主弃副；提出了变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的理念，同时提出走非传统的现代化道路，即要实行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方式和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以牺牲本国有限的资源和生态环境，求得超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是难以为继、不可持久的。

在1992年发表第2号国情报告《开源与节约——中国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潜力与对策》中，周立三更明确提出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国力，“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的观点。包括建立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体系，以重效益、节能、节材为中心的工业生产体系，以节省动力为中心的综合运输体系，以适度消费、勤俭节约为特征的生活服务体系，以及分配合理、注重效益的社会保障体系等。

1994年发表第3号国情报告《城市与乡村——中国城乡矛盾与协调发展》。中国长期存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矛盾造成多种不利影响或危害。首先，阻碍了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其次，国有资源配置不合理程度加剧，造成资源浪费和效率下降；第三，城乡人民经济差距日益扩大。针对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本报告提出城乡一体化与协调发展战略，根本出路在于加速城市进程以及提出相关对策。

1995年发表第4号国情报告《机遇与挑战——中国走向21世纪的经济发展目标和基本发展战略研究》。周立三首先提出，当今世界经济竞争，实质上已转入以经济与科技为主要对象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落后意味着失败。所以，振兴科技已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的自信心与凝聚力。其次，还应居安思危，要有危机感和责任感，按照中国基本国情，事实求是，解放思想，同时因地制宜，做到政策对头，措施得力，相信一定能够克服前进中的困难，迈向新世纪的光明前程。报告对中国发展持“审慎的乐观”态度，提出包括稳定和渐进、持久战、适度高速发展、高度开放和科教兴国等五大基本战略及相关对策。

周立三告诫年青学者不要大题小作，主张从一点一滴作起，深入分析，应该“小题大做”，重大的研究项目更应认真筹划，花大力气去完成。针对不切实际的结论，周立三一语指出其谬误，要求文章至少“自圆其说”。他带队考察告一段落之后,虽然已有看法，但不忙于下结论，常要求大家整理原始笔记，经过充分讨论再动手写报告。同样，他对于项目的评审实事求是，从不夸大。

周立三认为凡是国家的重大科研项目都应该多方协作，老中青结合，发挥不同专业人员的作用和集体智慧。他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各方面的学者都愿意和他共事。

周立三注重中青年科技人员的培养，凡中青年科技人员撰写的论文著作，他都认真帮助审阅、修改，他把多次出国的机会让给年轻人，并说，“年轻人精力充沛，可以多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他邀一部分年轻人参加他的专著《中国农业区划的理论与实践》的编写，实际上他从拟订编写提纲、补充资料到成稿，都逐字逐句修改，定稿，用他的话来说，让年轻同志参与是为了给他们锻炼机会。

1949年，解放前夕，中国地理研究所部分人员搬迁广州，留下一批科研骨干成立由周立三负责的南京留守工作站，周立三与当时地下党员施雅风领导了“反搬迁搞应变”斗争，成功地抵抗了国民党当局欲将该所全部迁往广州和台湾的图谋，为保存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研究机构和骨干力量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洞察国情、民情，立德、立言、立功；关爱人才、英才，三顾，三省，三思。周立三院士是中国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创办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元老。他为现代地理科学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地学界做出了光辉的榜样。（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述彭评）

他（周立三）长期一贯地勤恳负责，秉公办事，任劳任怨，谦虚谨慎，气量宽宏，团结同志，不争名利，是地理学家中很难得的一位学者。他长期严格自律，克己奉公，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一位超地理学的帅才，是我们科学工作者学习的楷模。（中国科学院院士施雅风评）

周立三先生是著名的地理学家，以他严谨的科学态度，敏锐的分析判断能力，不避风险敢于谏言以及生活上淡泊名利大公无私的精神，受到大家的尊敬和推崇。在他领导下取得的科学成果及其对国家制定政策所起的重大影响，将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原所长虞孝感评）

他（周立三）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更是一位优秀的战略科学家。他总是从大局着眼，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前瞻性思考国家未来发展需求，精心选择重大专题开展科学研究。他最反对“炒冷饭”，总是鼓励我们要大胆创新，善于创新；他最反对自我封闭，总是提倡要突破前人，更要突破自己；他最反对理论脱离实际、学术脱离社会，总是提倡要将国情研究成果转化为战略决策和社会效益。正是基于几十年对中国农业资源和地理实地调查研究基础之上，在他晚年开创了“国情研究”新领域，并做出了开拓性研究成果，为制定中国基本国策做出重要可贵的贡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评）

1997年，周立三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后捐赠10万港元及其研究所配套奖励经费，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设立“周立三科研奖励基金”，旨在奖励为研究所科研作出突出贡献的35岁以下优秀青年科技人员，“周立三科研奖励基金”每两年评选一次，是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对青年科技人员的最高奖励。

2006年12月12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在京召开了“周立三学术思想研讨会”，缅怀周立三先生，继承和发扬周立三开创的决策咨询方法论，研讨新时期中国科学院咨询工作如何进一步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前瞻性和战略性的贡献，探索中国未来10年到20年经济社会可持续和谐发展可能出现的新情况、面临的新问题以及应采取的对策。研讨会由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中国气象局局长秦大河主持。

2010年10月18日上午，为纪念周立三院士百年诞辰，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举行了周立三院士铜像揭幕仪式。国家科技部、江苏省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及中国科学院相关单位的领导和专家，以及南京地理所的老领导、离退休老同志、周立三院士生前好友、学生和家属等共50余人参加了仪式。

2018年5月27日是周立三院士逝世20周年，为了纪念和缅怀周立三先生的科学贡献和崇高品质，5月28日下午，南京地理所举行了“一代宗师，科技楷模——纪念周立三先生座谈会”。南京地理所相关负责人以及部分退休老领导、老专家和青年科技工作者代表出席座谈会，会议由南京地理所党委书记谷孝鸿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