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是中国作家
萧红创作的长篇小说。该作品于1940年9月1日见载于香港《
星岛日报》，1940年12月20日，萧红于香港完成《呼兰河传》书稿创作，12月27日全稿连载完。
内容简介
《呼兰河传》共七章，写的是20世纪20年代北方一座普普通通的小城呼兰，以及普普通通的人的普普通通的生活。《呼兰河传》不是为某一个人作传，而是为作者生于斯、长于斯的小城作传。
第一、二章对呼兰河城风情的描绘。第一章以宏观的俯瞰视角，按照空间顺序勾勒呼兰小城的总体格局：十字街、东二道街、西二道街、若干小胡同，将呼兰固定在了寒冷而荒凉的东北大地上。第二章勾勒呼兰小城的总体面貌。
小城人的生活空间局促、逼仄、简陋，城里除了十字街外，还有两条都是从南到北五六里长的街，再就是有些小胡同，街上为人而做的设施不多——几家碾磨房，几家豆腐店，一两家机房、染缸房，东二道街上唯一的文化设施是两座小学校，西二道街还有一个设在城隍庙里的清真学校。
东二道街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全城引为光荣与骄傲的五六尺深的大泥坑，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让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呼兰河人虽然深受其苦，但一直没有想法用土去填平，因为这泥坑子施给当地居民两条福利：一是常常抬轿抬马，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二是居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吃又经济，又不算不卫生的瘟猪肉。
在呼兰河畔，人们对生活抱着麻木不仁、听天由命的态度，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呼兰河人过着卑琐平凡的生活，对生命抱着让人难以置信的漠然态度，而在对鬼神的精神依附上他们却又保持着极大的热情——也许正因为对现实世界的无奈和无知，才促使他们把最大的希望投注在对遥遥无期的来世的关怀上。呼兰小城有非常齐全的为神鬼服务的设施：几家扎彩铺、老爷庙、娘娘庙，还有龙王庙、祖师庙、城隍庙，相应的便是异彩纷呈的不少精神上的盛举：
跳大神、唱秧歌、
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呼兰河人也就在这些信仰风俗中找到他们的一点卑微的生存的理由和乐趣。
第三、四章是“我”童年的回忆，展现“我”在呼兰河城度过的童年时光。
第三章写“我”幼时的生活，总共九个小节，除了第三、第九两个小节外，其余七小节都是以祖父或者祖母开头，中断以前的言语，继续新的言语。第三章是整部小说的重彩油画的聚焦点，描绘了“我家”的后花园。
第四章写“我”家，共五小节，除第一小节外，其余四小节的开头分别是：我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我家是荒凉的。每个小节就是一个完整的言说序列。该章节，从“我家”的后面转到前面，以“一进大门”的正面视角为观察点，勾勒前院的整体格局，并按相应的空间顺序，逐一点出几户人家：养猪的、漏粉的、拉磨的、赶车的。
第五、六、七章则是由景物转到人物，写出了团圆媳妇、冯歪嘴子、有二伯等一系列悲惨的故事。
第五章承接第四章对租住在西南角小偏房里，以赶车为职业的老胡家的介绍而来，写老胡家小团圆媳妇的悲惨命运。
第六章写有二伯。本章节是《呼兰河传》“最像小说”的一章，它从小团圆媳妇，也就是第五章泼墨浇成的黑洞内部开始，将笔墨集中在滑稽中透着悲悯的灰色人物有二伯身上，以极大的耐心和顽强意志，筑造了一条灰色的过渡地带。有二伯既可厌又可怜的品质，恰好和他既住在“我家”，但又不是家庭成员的特殊位置，构成了内在呼应。以第六章的灰色人物有二伯为缓冲和过渡，形成了一片独立而稳定的区域。
结尾处，有二伯因“绝后”而生的哭泣，顺势为全书最后一章，即第七章勾画冯歪嘴子一家——焦点是冯歪嘴子小儿子咧嘴一笑中露出的“小白牙”——的命运，营造好了势所必至的运笔方向。冯歪嘴子的两个孩子，“大的孩子会拉着小驴到井边去饮水了，小的会笑了，会拍手了，会摇头了。给他东西吃，他会伸出手来拿。而且小牙也长出来了。”“微微一咧嘴笑，那小白牙就露出来了。”《呼兰河传》到此结束。
创作背景
个人背景
萧红出生于呼兰的地主家庭里，心思多疑而缜密、性格执拗而坚强，内心空虚而脆弱，一生坎坷，经历了社会的磨难与艰辛，短暂的一生让人心生同情与怜悯。由于童年的经历，萧红始终无法摆脱不安、恐惧、忧愁、痛苦的情绪。《呼兰河传》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中创作出来的。
创作过程
萧红写作《呼兰河传》的时间是20世纪30年代末期，而《呼兰河传》故事发生的时间应该是20世纪10年代中期前后，那时，日军还未侵略中国。
《呼兰河传》单本的创作，于1938年开始于武汉，1940年完成于香港。1941年底，萧红病危之际要求
骆宾基送她北上：萧红要回到家乡去。萧红曾计划写《呼兰河传》的第二部。
人物介绍
“我”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60多岁，“我”长到4、5岁，祖父就快70了。“我”是个天真、活泼、可爱、顽皮的孩子。“我”家住了五间房子。“我”站在街上，不是看什么热闹，而是心里边想是不是“我”将来一个人也可以走得很远。“我”想将来是不是“我”也可以到那没有人的地方去看一看。
“我家的院子”里住着一群不是“我”家人的几家人：养猪的、漏粉的、拉磨的、赶车的，他们是没有自己的家宅，租“我”家的房子暂住的人。即便是随时要倒塌、破烂不堪的房间，因为租金便宜，也唱着歌斗胆住着。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
有二伯
有二伯是长工，在“我”家一做就是30年，而且没有工钱，“我”家只提供有二伯食宿。所以工作30年，有二伯还是一无所有。有二伯是一个很古怪的人，他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他喜欢和天空的雀子说话，他喜欢和大黄狗谈天。
有二伯身处被奴役被蹂躏的地位，十分可怜，但他毫无觉悟，健忘自傲，是个活脱脱的东北
阿Q。同是天涯沦落人，他对小团圆媳妇竟然没有一点同情，埋葬了小团圆媳妇之后，他连连夸赞“酒菜真不错”，“鸡蛋汤打得也热乎”，欢天喜地如同过年一般，本来是个扛活的却偏偏喜欢别人叫他“有二爷”，“有二东家”、“有二掌柜的”。这个“二东家”不敢反抗真正的东家，只能对着绊脚的砖头发牢骚。
冯歪嘴子
他是个敢于打破封建传统规矩的奴隶。他勇敢地追求爱情和幸福，要争得做人的权利，力图改变自己的命运，表现出生的坚强和勇气。他敢于和王大姑娘自由恋爱结婚，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冯歪嘴子任凭人们奚落，平静地生活着。冯歪嘴子这一个小人物没有过多的言语来强调自己的身份、地位，他知道自己最大的任务就是要解决生存的问题。
祖父
“我”的祖父是个慈祥、和蔼可亲、脾气好的人。他常常笑得和孩子似的。他是个长得很高的人，身体很健康，手里喜欢拿着个手杖。他又是一个慈祥、善良的人，遇到了小孩子，每每喜欢开个玩笑。在家里，“我”与祖父的关系最好，常常和祖父在后花园玩。
小团圆媳妇
一个仅仅12岁而被称作14岁的小姑娘；曾经“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曾经“看见‘我’，也还偷着笑”；说碗碟很好看，想坐起来弹玻璃球玩；一点也不害羞，坐得笔直，走得风快，吃饭就吃三碗等。她是一位健康、天真、活泼的单纯的小孩子。
作品鉴赏
主题思想
封建批判
《呼兰河传》，叙述以“呼兰河”为中心场景的乡土人生的小城故事，展示的是“北中国”乡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即20世纪10年代中叶前后小镇民众的生态与心态，是一曲国民灵魂改造的挽唱。
呼兰河小城的生存环境封闭窒闷，死气沉沉，除了老胡家的大孙子媳妇“跟人跑了”和有二伯提及的“俄国
毛子”这一出一进外，基本上是与外界处于完全隔离的状态。这样偏远闭塞的生存环境必然带来小城物质生活的原始落后以及芸芸众生精神世界的愚昧麻木，而芸芸众生的精神麻木又反过来加剧了小城生存空间的封闭落后。二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
呼兰小镇民众生存的方方面面都是简简单单的，他们物质生活是简单的，“煮一点盐豆下饭，就是一年”，这就是农耕时期自然原始的生存状态。“不过了，买一块豆腐吃去。”这横下一心的壮举和并不幽默的自嘲中蕴含着贫穷落后给予他们怎样沉重的辛酸。他们的生存方式是简单的，“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寒来暑往一年又一年，生老病死一辈又一辈；他们的生活目的是简单的，“人活着是为了吃饭穿衣”；他们的人生理想是简单的，五岁的孩子都说长大了“开豆腐房”；他们的人生要求是简单的“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当然，他们也勤劳、纯朴、忍耐、善良，但如果这些品格一旦与愚昧、麻木、野蛮、迷信、保守等精神顽症联手，那么这些品格尤其是善良就会变得相当残酷相当可怕。这种变形的善良，使他们宽容一切丑恶而拒斥一切新生事物，胡家婆婆“为了她好”竟用愚昧的三步曲：毒打、
跳大神、洗热水澡将健康的小团圆媳妇这个少年女子虐杀了；王大姑娘自己作主嫁给了冯歪嘴子，违背了“媒妁之言”的封建传统，于是乡邻们冒着严寒去“探访”、“作论”、“作传”、大兴舆论挞伐，结果王大姑娘在冷清的秋夜死了，善良的人们又用舌头将这个青年女子虐杀了。
该故事发生人间悲剧的深刻性在于屠戮她们的不是
地主阶级，而是那些和她们处于同一阶级的“善心”的婆婆、杨老太太、周三奶奶等人们，而这些“吃人”的奴隶却“善心”洋溢，振振有词。封建落后思想摧残了他们的精神，扭曲了他们的灵魂。这再次证明了
鲁迅先生精辟的判断：“中国人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席，有的吃，有的被吃，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曾被吃。”他们的性格，使他们成为
封建制度的受害者，也在无意识中成了害人者，成了“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是他们毁灭了小团圆媳妇的“美”，是他们毁灭了王大姑娘的“爱”。
萧红的《呼兰河传》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北方土地上芸芸众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这一深隐的文化层面。该小说中作为文化载体的主要有“大泥坑”、“跳大神”和“洗热水澡”。这样的文化载体孕生了更具文化意味的主体——“看客”群体。尤其将主体与载体结合起来，更具有文化批判的历史厚度和哲学力度。萧红大书特书了晴雨时节“大泥坑”各种样态及其带给人们的种种“快乐”，它既能满足人们看热闹的眼福和吃些死猪死鸡的口福，又能满足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愉乐和谈资。试想如果没有它，小城的人们会失去多少乐趣而更显“寂寞”。其实，它是小城人生原始状态的写真，“大泥坑实际上成了呼兰县城的标志和象征。”成了小城生活的一部分，它“象征着削弱国民进取、向上的精神魔障。”“跳大神”是东北早期普遍流行的一种文化习俗。
12岁的小团圆媳妇由于活泼开朗，婆家将她视为怪物，遵从“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的古训，进行残酷的规训。先是毒打，接着是“跳大神”，最后是一天连续洗三次“热水澡”。那些东家的婶子、西家的大娘等“善心”的“看客”给她撕下了衣服，浇水的浇水、按头的按头，乐此不疲地狂喊着参与并欣赏这一壮举，小团圆媳妇真的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那些“看客”们“于是人心大为振奋，困的也不困了，要回家睡觉的也精神了。这来看热闹的，不下三十人，个个眼睛发亮，人人精神百倍。看吧，洗一次就昏过去了，洗上三次，那可就不堪想象了。所以看热闹的人的心里，都满怀奥秘。”结果小团圆媳妇被活活烫死了。“看客们”津津乐道地欣赏“呼兰河”的各种景致。“大泥坑”的种种悲喜他们饶有兴致地看；妇女追打自己的孩子他们饶有兴致地看；跳井的、上吊的他们饶有兴致地看；卖麻花、卖豆腐的他们饶有兴致地看；冯歪嘴子的女人和小孩他们饶有兴致地看。
总之，“看”成了这些乡民重要的生活方式和古老的娱乐方式以及传播流言绯闻的特有方式。他们不仅麻木地看着他人的命运，而且也麻木地看着自己的人生。“看客”的书写，标志着作家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不仅仅停留在表层的野蛮陋习上，而且挺进了国民文化心理和人格深层，提示了这些人内在生命力的枯萎。“萧红通过‘看客’的众生相、社会相，画出了沉睡的国民的灵魂，揭示了东北世世代代国民经历着什么样的人生——对待生命、生活、命运的态度和采取这种态度的心理基础及思维形态，在历史文化的批判中，蕴含着改造国民灵魂的愿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呼兰河传》是国民灵魂的一曲挽唱。该小说旨在批判
封建主义思想对民众精神的戕害，改造国民麻木的灵魂，因为萧红早就意识到“中国人有一种民族的病态”，那就是“病态的灵魂”，于是“想改正它”，正面揭露“封建的剥削和压迫”是反对封建主义的一条有效途径。
艺术特色
叙述视角
《呼兰河传》有三重视角，一个是童真童趣的儿童视角——“我”，孩子看不清事件的内涵，于是产生了“陌生化效果”；一个是成年叙述者视角，叙述者是处在一种超然的境界，与小说中人物保持着距离；第三个是萧红视角，萧红视角是居高临下的，读者可能看不见她，但她随时会出来发议论，有时连议论也不发，但读者可以感觉到萧红的情感波动。
萧红儿童视角的使用，是从艺术的角度来考虑的，因为儿童视角可以达到“陌生化效果”。儿童感受世界的混沌性、单纯性往往更能接近事物的真相，看到成人看不到或不愿看到的隐秘世界，也能看到被成人忽略或遮蔽的生活细节。
在《呼兰河传》中，众人都说小团圆媳妇有病，抓来公鸡，烧了开水，要用大缸给团圆媳妇洗澡。只有“我”说：“她没有病，她好好的。”并且跟小团圆媳妇一起玩，“‘我’给她一个玻璃球，又给她一片碗碟，她说这碗碟很好看，她拿在眼睛前照一照。她说这玻璃球也很好玩，她用手指甲弹着。”小团圆媳妇“看见‘我’，也还偷着笑”，并且孩子气地对“我”说：“等一会你看吧，就要洗澡了。”两个孩子哪里知道“洗澡”会把命洗没了。还有，小团圆媳妇的辫子分明是她婆婆剪掉的，但是“她的婆婆说这团圆媳妇一定是妖精。就说，睡了一夜觉就自己掉下来了。”所有人都相信婆婆所言，而“我”却说：“不是的，是用剪刀剪的。”
“我”和小团圆媳妇是儿童之间的交流，从而暴露了小团圆媳妇“没有病”和头发是婆婆“剪下来的”真实，儿童看不到或者说预料不到事情发展的残酷和恐怖的结局，造成对成人内心世界的遮蔽，达到了“陌生化效果”。而读者在这距离中有了思索的空间，反而使恐怖事件更加触目惊心。萧红小说儿童视角的运用，制造出惊愕和新奇感，从而看到人间的真面目。儿童视角还可以使异常沉重的悲剧有了一丝轻松，也达到了一种陌生化。如“我”看到有二伯被父亲打倒在地上，“有二伯就这样自己躺着，躺了许多时候，才有两个鸭子来啄食撒在有二伯身边的那些血。那两个鸭子，一个是花脖，一个是绿头顶。”有二伯挨了打，受了气，没有地方发泄，就骂狼心狗肺的“兔羔子”，在“兔羔子，兔羔子……”的骂声中，“于是‘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大白兔，‘我’听见有二伯说‘兔羔子’，‘我’想到一个大白兔，‘我’抱着那大白兔，‘我’越看越喜欢，‘我’一笑笑醒了。”从儿童轻松、喜悦的叙述中，更加感受到有二伯凄惨的命运。
《呼兰河传》中写“我”看到冯歪嘴子一家，数九寒天屋里水盆都结了冰，新生的孩子没有衣服穿，只能盖着面袋睡觉。“‘我’想那磨房的温度在零度以下，岂不是等于露天地了吗？这真是笑话，房子和露天地一样。‘我’越想越可笑，也就越高兴。”儿童视角的“越想越可笑”的“陌生化”描写，更使读者感到一种无法遏制的悲哀。
用儿童视角进入历史，感知呼兰小城，可以呈现出生活的原生态：“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
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在这里，大自然特别孩子气，“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自由自在。对祖父的描写也是为了表现这种自由自在，祖父在萧红眼里，也是一株自然生长的植物。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祖父的笑，常常笑得和孩子似的，遇到小孩子，每每喜欢开个玩笑，说“你看天空飞个
家雀”。趁那孩子往天空一看，就伸出手去把那孩子的帽给取下来了。有的时候放在长衫的下边，有的时候放在袖口里头。他说：“家雀叼走了你的帽啦。”大自然和祖父的自然状态与折磨小团圆媳妇的杀人者和“看客”形成鲜明对照。
2、成人叙述者的超然与“间离”
成人叙述者是超然视角，对呼兰河人无视生命的现状表现出一种与己无关的态度：“他们对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地长大，长大了就长大，长不大就算了。”如写卖
豆芽菜的王寡妇儿子死了的情形：“忽然有一年夏天，她的独子到河边去洗澡，掉河淹死了。虽然她从此以后就疯了，但她到底还晓得卖豆芽菜，她仍还是静静地活着，虽然偶尔她的菜被偷了，在大街上或是在庙台上狂哭一场，但一哭过了之后，她还是平平静静地活着。”
染房里两个徒弟为了争一个女人而死了人：“其中一个把另一个按进染缸子给淹死了。死了的不说，就说那活着的也下了监狱，判了无期徒刑。但这也是不声不响地把事就解决了，过了三年两载，若有人提起那件事来，差不多就像人们讲着
岳飞、
秦桧似的，久远得不知多少年前的事情似的。”
造纸的纸房里死了一个孩子：“再说那造纸的纸房里边，把一个私生子活活饿死。因为他是一个初生的孩子，算不了什么。也就不说他了。”叙述人用这种淡然、超然的态度，叙述着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故事，从而与所叙述的事件产生了一种“间离”。
3、萧红视角的嘲讽与批判
在小说的潜层，是萧红的视角，萧红的视角从两个方面体现，一个是作品中时时出现的议论，大多夹叙夹议，是凌驾人物之上的，与小说中人物有距离；一个是涌动着的、浓烈的、按捺不住的情感，使读者为之动容。萧红说：“‘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如何，为什么这样悲凉。”这是典型的萧红视角，因为儿童不会用“荒凉”、“悲凉”这样的词，超然的成人视角也不会用“荒凉”、“悲凉”去形容情感，只有萧红视角才说出这样包含情感的话。
萧红的视角会在作品中情不自禁地发议论，如第一章写东二道街的大泥坑，“这泥坑子里面淹死过小猪，用泥浆闷死过狗，闷死过猫，鸡和鸭也常常死在这泥坑里边。”甚至马也经常陷进去，“一年之中抬车抬马，在这泥坑子上不知抬了多少次。”有时人也掉进去了。但是，“说拆墙的有，说种树的有，若说用土把泥坑来填平的，一个人也没有。”这后一句话就是萧红的议论。
这样的议论在《呼兰河传》随处可见，如写漏粉的人：“他们一边挂着粉，也是一边唱着的。等粉条晒干了，他们一边收着粉，也是一边地唱着。那唱不是从工作所得到的愉快，好像含着眼泪在笑似的。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险，‘我’却自己以为得意。不得意怎么样？人生是苦多乐少。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逆来了，顺受了。顺来的事情，却一辈子也没有。”
萧红视角的议论与成人叙述者的超然叙述是不同的，成人叙述者一般不会用“人生是苦多乐少”、“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这样带感情的用语，这样的用语是萧红真实感情的流露。
散文化的叙述结构
《呼兰河传》第一、二章主要通过对呼兰城的风土与人情的叙述，展现出了一幅大泥坑、跳大神、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等优美的画卷。第三、四章转换角度，写“我”在后花园的无虑的童年生活和对祖父的无限依恋；第六、七章则又分别以有二伯、小团圆媳妇和磨倌冯歪嘴子为主角讲述他们的悲惨故事。
由于该作品并不立足于给某人立传，而是给作者记忆中的呼兰城立传，所以这七章都并无标题作为内在的逻辑联系，彼此之间独立，均可单独列章，且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除了回忆的“我”外，连贯穿始终的人物也没有。
以第一章为例，作者不是写某一家、某一事，而是写到全城。先写繁华的十字街，再写西二道街与东二道街，最后写那小胡同里的人生。写东二道街时，也没有突出、典型的故事情节，只是絮絮叨叨地写了那个横在街心、淹死人畜的大泥坑，写卖豆芽的王寡妇因儿子淹死而发疯，发疯后还是每天平平静静地去卖豆芽菜，随后又写染缸房，两个青年学徒为争一个妇女，一个把另一个按进染缸淹死，这件事很快就被人淡忘。在这里，作者并没有刻意追求故事过程的扣人心弦，只是把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认识，用一种率真的方式描绘出来。
《呼兰河传》的
散文化叙述结构，除了淡化情节之外，也与文本中大量儿童视角的叙事模式的存在有关。儿童视角指以儿童的眼光来看待周遭，例如文本中对于呼兰城的各样风俗的回忆以及“我”和爷爷在后花园的甜美生活的回忆，便是典型的儿童视角。“由于儿童对叙述者身份的承担所带来的叙述上的变化是多方面的，文本呈现的是儿童眼里的成人的世界，他们感受的直觉性所形成的文本自然趋于碎片化。”儿童的视角具有主观色彩浓厚、理性思维弱化的特点，而且看待事物也往往是
散点透视的，逻辑性不强。但正是这种碎片式的、逻辑性不强的儿童视角，正好无意中契合了原本就琐碎、庸常的呼兰城人的生活状态，因此《呼兰河传》的结构既与生活原状相吻合，又与童年视角相契合。这种儿童意识流导致了结构松散，情节淡化，使小说呈现出了散文化的结构特点。
在《呼兰河传》中，凭个人的天赋和感觉来进行创作的萧红打破了传统的严丝合缝的结构章法，通过自由联想将这些看似破碎的生活画面连缀起来，进行无边的伸展，成就了一种非情节化的散文风格。这种看似无组织的组织、无结构的结构，正是中国散文“行散而神不散”的精髓所在。
散文化的叙述情调
萧红在《呼兰河传》中，不仅用饱含深情的笔墨追忆了往昔，而且也表达出了对温暖和爱的痴痴追求。因而，在整个《呼兰河传》的叙事中，作者一直都将抒情的笔法渗入到叙事文体中，使其叙述模式充满了散文化的情调。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表达情感的方式多样化。有时
借景抒情，有时融抒情于叙事之中，情感浓烈之时，则
直抒胸臆。如写放灯之后的情景：“这时，再往远处的下流看去，看着，看着，那灯就灭了一个，再看着看着，又灭了一个，还有两个一块儿灭的。于是就真像被鬼一个一个地托着走了。打过三更，河沿上一个人也没有了，河里边一个灯也没有了。”整段的文字没有传统意义中的故事情节，没有完整的结构，没有固定不变的人物，连描绘景象也不甚重要了，而是借那场面的流动，传达出抒情主人公的惆怅情绪。一种繁华过后的凄凉，从那明明灭灭的河灯油然而生。
又如在文本中，作者写及因生病小团圆媳妇而“跳大神”，文中只用简短的语言写道：“过了十天半月的，又是跳神的鼓，当当地响，于是人们又着了慌，爬墙的爬墙，登门的登门，看看这一家的大神，显得是什么本领，穿的是什么衣裳。听听她唱的是什么腔调，看看她的衣裳漂亮不漂亮。跳到夜静时分，又是送神回山。送神回山的鼓，个个都打得漂亮。”
然后就是抒情性极强的话语进行了总结：“若赶上一个下雨的夜，就特别凄凉。寡妇可以落泪，鳏夫就要起来彷徨。”并进一步写道“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如何，为什么这么悲凉。”“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在这里，萧红使用了中国传统的
白描手法，只是粗粗勾勒几笔，平淡如水的现实生活尽显。
萧红借“难以忘却”的童年回忆来抒发内心无法排遣的寂寞情怀，使得《呼兰河传》充满了散文化的情调。
散文化的叙述语言
旅居他乡、久病缠绵的萧红在《呼兰河传》中，用诗一般的语言叙尽了对故土和童年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怀念之情。在这里，萧红遵循着她一贯的创作特点，打破常规，不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蜿蜒，也不追求人物形象的典型突出，其叙述语言与传统小说的叙述语言完全不同，充满了散文化的特点。
《呼兰河传》散文化叙述语言首先表现在大量的散文式的景物描写上。如在小说的开头，作者这样写道：“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这里，完全用了散文化的叙述语言勾勒出一幅呼兰河的冬景。又如小说中对
火烧云的场景描写，没有华丽的辞藻与过分的渲染，但却对火烧云进行了细致而生动的描写，勾勒出一幅北方乡村的落日图。正是这些散文化的语言，给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幅作者记忆中的故乡的画面。其次，小说的散文化的叙事语言还表现在小说中大量的段落与段落之间的呼应上。例如，第四章第二节起句是“‘我’家是荒凉的”。第三、四节的起句是“‘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第五节的起句重复用“‘我’家是荒凉的”，到了第六章第十三节的起句重复用了“‘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又如在第六章里也是这样的运用，有十一节的起句都带有“有二伯……。”萧红正是用这种语言实现她的小说理念，这
阳关三叠式的语言，在细微差别中重复，犹如音乐主题的反复出现，不仅强调了挥之不去的印象，并呈现出萦回不散的艺术魅力。
另外，在《呼兰河传》的“尾声”里，作者还这样写道：“‘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优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在这里，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散文化的叙述语言，不厌其烦地絮絮叨叨地叙述了祖父年龄与自己年龄的变化，不仅强烈地流露出对祖父的热爱与怀恋之情，而且以弦外之音告诉读者人世间生生死死的单调重复，表现了作者对岁月易逝、人生无常的叹惋。
又如在第三章写后花园生活时，作者这样写道：“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这完全是一种纯粹的散文语言。用这种散文化的“童言”来叙述，虽无助于情节结构的引人入胜，但别具韵味，写出了小女孩“我”童年时代对祖父的依恋，同时也写出了对童年依稀美好往事的无限怀恋，如诗如画一般。
萧红通过选择独特的节奏和韵味的语言，完成了从句子到句子，从段落到段落直至整个篇章的结构安排，并表现出舒缓、忧郁的美感。
萧红以其真诚的自我表达和突破传统创作模式的创新精神，自由地吟唱出对生命的感悟，体现出她对世事不同寻常的洞察，在散文化的优美意境中写出了其寂寞人生的酸甜苦辣。
作品评价
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的东西：它是一篇
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呼兰河传》作品中的磨倌冯歪嘴子是他们中间生命力最强的一个——强得使人不禁想赞美他。然而在冯歪嘴子身上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东西。除了生命力特别顽强，而这是原始性的顽强。
《呼兰河传》老青幼三代无家的三个小人物，是生活在呼兰河小城民众的缩影，作者用冷暖递进的孩童眼光，观察这三个人物凉薄困苦的生存状态，展示了底层“小民们”的家园建构和“小民”身上所体现的家园情结。
《呼兰河传》不像小说，它吸收诗、戏剧、散文的一些长处，甚至还具有电影化特征，可谓融汇各种文体艺术。《呼兰河传》通过戏剧艺术的讽刺批判、散文艺术的怀念倾诉、诗歌艺术的吟唱咏叹、电影艺术的影像书写这些陌生化叙述，使读者对呼兰河小城熟视无睹、司空见惯的国民惰性产生惊讶和好奇心。
作品影响
《呼兰河传》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上，刮起了一阵清新的北方边塞之风。不管是这部作品的结构、语言或是其塑造的意境均体现着明显的散文化倾向，也正是因为这种倾向的存在进一步丰富了《呼兰河传》的创作，是小说作品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的一座里程碑，而且这样的创作个性也为之后的作家们带来一定的启发，是对中国文学创作极大丰富。
美国汉学家
葛浩文于1979年完成《呼兰河传》英译本Tales of Hulan River，由美国印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于2002年进行了修订重译。
作者简介
萧红（1911—1942年），中国作家，原名张廼莹，“萧红”是她发表《
生死场》时使用的笔名。1942年因病逝世于香港。主要作品：《跋涉》《生死场》《桥》《
牛车上》《
旷野的呼喊》《
萧红散文》《
回忆鲁迅先生》《
马伯乐》《呼兰河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