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民国间出现的寄居上海的广东妓女，专门接待洋人，也被称为是海水妓女。咸水妹、老举，粤妓寄居沪地者。招接洋人为“咸水妹”，应酬华人为“老举”，簪珥衣饰皆有分别。“老举”是为国人服务的，“咸水妹”是为洋人服务的。

咸水妹、老举，粤妓寄居沪地者。黄式权《淞南梦影录》卷二谈到晚清流寓海上的“咸水妹”时，亦云：

粤东蜑妓，专接泰西冠盖者，谓之“咸水妹”。门外悉树木栅，西人之听歌花下者，必给资而入，华人则不得问津焉。

咸水妹的来源，有从外地被拐骗贩卖去的女子，假称是蜑户，充当起了咸水妹。咸水妹虽操贱业，其人格和良心并未泯灭，她们并不像传说的那样都是淫娃，是荡妇。她们只是寻常的女人，想活下去却没有办法的女人。

咸水妹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十七回写花县农民阿来被老子骂了几句，逃到香港码头上，忽然看见一个咸水妹。据《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描写，“咸水妹”似乎是很阔气的。那位阿来不过为一个“咸水妹”拎了一下皮包，这个“咸水妹”就先“给他三个毫子”，又“在一个小皮夹里取出五个金元来给他”，接着“又在衣袋里随意抓了十来个毫子给他”。最奇怪的是，第二天，“咸水妹见他光着一双脚，拿出两元洋钱，叫他自己去买了鞋袜穿了”；“又给他几元银道：你自己去买一套干净点衣服，身上穿的太要不得了”。好像“咸水妹”并不是向外国人出卖色相的妓女，倒是出手大方的慈善家。

夷场。更有广东流娼，与之杂处，妆饰异土著，不梳高髻，不系裙，不裹足，履无跟，饰无珠玉。恰能歌，虽不解其词意，然靡靡之音，亦足动听，人咸呼为“咸酸梅”--盖言品虽未佳，而亦可以解渴除烦，一若津津乎有馀味也！

对于咸水妹的更为特别的解释，是说它来源于西文的音译。例如大华烈士《西北东南风》中有咸水妹条，云： 闻马寅初博士云，上海之“咸水妹”，初不知其命名之意义。后闻熟悉上海掌故之某外国人云：当外人初至上海时，目睹此辈妓女，誉之曰hand some，积久，遂译音为咸水妹云。这一说法，似乎能得到徐珂《清稗类钞》的支持。《清稗类钞·娼妓类·上海之妓》有云： 同光间，洋泾桥畔多粤东女子，靓妆炫服，窄袖革履，足长七八寸，或跣而不袜，肤圆光致，辄曳绣花高屧，挽椎髻，著罗裈，以锦帕裹首。其中妍媸不一，稍佳者肤白如雪，眼明于波，意即粤东蜑妇，至沪牟利，为洋人所娱乐者也。间有兼接本国人者。西人呼之为“咸飞司妹”，华人效之，简称之曰“咸水妹”，亦以其初栖宿海中，以船为家也。又有称之“咸酸梅”者，则谓其别有风味，能领略于酸咸之外也。

近见薛理勇《上海闲话》有咸水妹条，说广东的蜑户是最早和最多接触外国人的，而外国人称蜑户之女为handsome maid，意译为“美人”，音译则为“咸斯非妹”，转而就是“咸水妹”。这正如外国人最初把上海妓女叫做sing song girl即“新桑歌”，把妓院叫做girl house即葛二好司一样。

有关咸水妹的故事我们知道得不多。在《清稗类钞》里有几个关于咸水妹的故事。

一个故事叫做《外交》。上海有个女子叫王小娥，读过一些书，会说“洋泾浜英语”。“洋泾浜英语”者，不规范之英语也。小娥长成后，没有嫁人，反而下海做了娼妓。她本是广东人，深知做“咸水妹”可以从洋人那里多赚银钱，便在鸭绿路做起咸水妹生涯来。一日，有旧相识来，见她专向外国人卖淫，讥之曰：“卿已登上外交舞台啦！”外交一词，可谓妙绝。

一个故事叫做《咸水妹爱国》。有个名叫联桂的女子，被一个在外轮上供职的中国船主所迷恋。船主按月给她钱，好像包养妻房一样。有一次，轮船从香港驶往上海，中途发现一艘民船将要沉没，船主却没有相救的意思。联桂请求船主去搭救，船主说：“这是中国人的船，关我何事？”联桂气愤地说：“你如此轻视中国人，难道你自己不是中国人吗？从此以后我与你一刀两断！”船主说：“你何必这样呢？这又不是广东人的船。联桂更加气愤地说：这虽然不是广东人的船，也是中国人的船呀！你为什么把中国人加以如此区别？”船主不得已，才停下相救。

咸水妹兴起的地方是广东，鼎盛的地方是上海和武汉。在旧中国，大凡有外国轮船和外国海员的地方，就有适宜于她们存在的土壤，而以粤、沪、汉三地为甚。好在这三地都有竹枝词咏之，以为风土小志。

张半草《羊城竹枝词》咏道：

渔家灯上唱渔歌，一带沙矶绕内河。

阿妹近兴咸水调，声声押尾有兄哥。

佚名《上海竹枝词》咏道：

妹名咸水抑何奇，粤语居然唱竹枝。

常赤足来门外立，倩人马路买胭脂。

罗四峰《汉口竹枝词》咏道：

别开香径去寻芳，入座娇声唤失当。

个里衾嬉咸水妹，人人都学广东腔。

20世纪30年代以前，咸水妹只接水手。也许正因此，她们一出现在上海，其传播性病的可能性就引起外国作者的注意。

1871年公共租界的卫生官员爱德华·亨德森一面谴责外国水手光顾的妓院肮脏不堪，一面辱骂外籍嫖客中的非白种人。他说这种设施“黑暗、肮脏、简陋，而在一切方面最最蹩脚的恰是马来人和黑人等常去的地方”。后来一则外文材料则与此相反，说是接近（白种）洋人才使她们干净，说咸水妹“比别种娼妓讲卫生，因为广东人爱干净，也因为她们希望招徕外国人”。尽管如此，她们与外籍水手的接触以及由此引起的性病蔓延还是引起了英国海军司令的注意。1877年时他要求上海开设一家性病医院，对广东娼妓进行检查和登记。这些女人没有被吓倒，她们反进一步利用贴着自己照片的医院注册卡当招牌，给自己拉生意。检查持续至1920年，此后持照的娼妓业从公共租界淡出，尽管废娼实际有多大成效很难说。

外国作者认为，如咸水妹不通过卫生检查的话，对外国人是很危险的；话里的意思是，咸水妹正因是华人，才携带病毒。中国作者则有相反的立场，他们认为妓女得性病是因为同太多的外国烂水手睡觉。有指南书说咸水妹一夜接客竟多达二三十人。还有作者将传染一词的词义扩大，不仅用以指传染性病，还指染上了坏作风：“因终日与外国水手交接，因此一切都染了洋化。”他告诫问津者说，咸水妹会处处作弄不懂英文和广东话的嫖客，对睡熟的客人会乘机抄靶，偷盗其钱财；还有，她们不说怂恿、至少也坐观外国水手与华人争风打架，于是他规劝去那里玩的客人定要先问明退身之路。从指南书上可看出，接触外国人并没有提高咸水妹在娼妓等级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