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改造》是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创作的哲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20年。该书对传统的哲学观念进行了有说服力的批评，对实用主义、人文主义的概念提供了富有洞见的阐释，主张应该根据对自我与他人的最终效果而不是自我证明来对核心价值进行评估。

《哲学的改造》一书，从科学方法论的历史、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科学真理与人生价值之间的矛盾等方面，寻找哲学改造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寻找他的哲学发展的生长点，并提出哲学改造的任务。他力图把他的哲学同美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活与经济紧密联系起来，使哲学成为实用的哲学，这反映了美国资产阶级追求实际利益的需要。

《哲学的改造》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后的1920年，是杜威1919年二三月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系列演讲的整理和修订。按照作者的说法，在那几次演讲中，他试图对当时哲学界的观念与思想方法的改造加以阐发，目的在于揭示新旧哲学的一般对立，而不在于替其中的任何一种主张或解决方案进行辩护。

杜威和大多数哲学家不同，他没有把自己禁锢在自己哲学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上，而是在时代的发展变化的现实世界之中，寻找自己哲学新的增长点。这一点是十分雉能可贵的。而且在《哲学的改造》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认为哲学不是哲学家头脑中刻意臆造出来的，而是在哲学发展的历史中，在工业、宗教、政治、社会和科学的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变化和危机中，去寻找哲学改造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去建筑新的哲学发展的生长点。

杜威认为：哲学诞生于各种社会目的之间的碰撞中，诞生于继承下来的诸多制度与互不相容的当代诸种趋势之间产生的某种冲突中。哲学不应留恋于那些所谓的终极现实或终极价值，未来的哲学也不是对那些传统的问题寻求最终解答，而是就“人们同时代的那些社会和道德冲突”来澄清人们的观念。杜威坚信哲学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玄思冥想的产物，它与人类事务息息相关。他认为哲学是历史的产物，是与时代的宗教、美术、风俗、政治生活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若没有希腊宗教，希腊美术和希腊的政治生活，也就不会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而中世纪哲学不过是利用正统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为基督教寻求一种系统的辩护；黑格尔的哲学则是用理性唯心主义来为传统的信仰与制度做辩护。哲学不是一种孤立自存的东西，而是文化史的一章一节。这样看待哲学才可以撇开“本体的争执”，而专注于人类社会的目的和希望上的种种实际的冲突。他据此批判了西方哲学史上的那些“伟大体系”，认为其执迷于存在、自然或宇宙这些永恒的概念，并且用它们来指称超越时空变化的“永恒之物”。杜威批评说：“哲学妄自尊大，以为他的职务在于证明一个超于经验的，绝对的或内心的本体，在于给人们指示这个本体的性质和要点。”

杜威高度评价了培根在哲学史上的贡献，他认为培根是近代生活精神的伟大先驱，是近代思想的真正奠基人。培根最有名的论点是“知识就是力量”，根据这个标准，他痛斥了当时流行的学问体系并非知识，是自命不凡和矫揉造作的伪知识。从古代经院哲学而传下来的辩难的学问虽然在一定意义上也在寻求力量，但这个力量是为了某阶级某宗派或某个人的利益而支配其他人类的力量，并非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支配自然力的力量。培根认为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旧逻辑充其量不过是教授已知事物的逻辑，这种教授只不过是传习操练而已。

在培根看来，发现新知识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彻底探究自然的秘密。科学的意义在于对未知世界的进军，而不在于对已知事物的逻辑的反复叙述。知识的不断进步是保证已得知识不至于堕落为独断的教条或迷信的唯一途径。这种对知识的新的理解使得人们的兴趣从研究普遍的事物转向变化和特殊的具体事物，将思想从来世转向现世，从中世纪的超自然主义转向自然科学、自然活动。判定真理的标准愈来愈趋向于经验中的起源和经验中的利害得失，而非超乎日常经验和独立于经验结果的高远的来源。“无论什么原理，只靠年代久远已不足以被认为高尚、贵重、普遍和神圣。它必定要提出它的诞生证书，它必定要明示它是在经验的什么条件下产生，它必定要以它的功用——现有的或可能的证明自己。”进步的理念受到了尊重，支配人们想象的不再是过去而是未来；黄金时代不是在我们背后而是在我们前面。这些新的气象带给哲学上的变化就是以认识论或知识论为基础的唯心主义取代了以形而上学或古代实在论为基础的唯心主义。但是，这个发展仅表示一个过渡阶段，古代的传统仍然强大到足以无意识地渗入人们的思维方式中，妨碍和延缓真正现代的力量和目的的表达。哲学改造就是要竭力解决这种新旧混杂的局面，为培根的思想获得一个自由而独立的表达。

杜威还阐述了哲学改造中的科学因素。他比较了古代和近代科学的概念。认为古代的科学世界是一个有着一定边界的封闭的世界，而近代科学的世界则是一个没有边界和限制的开放的世界。它引进了“无限的可能，无穷的进展，自由的运动和不拘界限的均等的机会”，“它既改造了社会制度，同时也启发了新道德。”这就为哲学的改造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古代哲学所塑造的思想和行为习惯又是根深蒂固的，在发展、教授和接受新观念时，不得不用旧观念作为理解和传达的工具。杜威还批判了传统观念对物质的鄙薄，认为这种对物质的恐怖与憎恶不仅在知识上是毫无能力的，并且在实际上也是荒谬的。他指出：“尊重物质就是尊重成功的条件；障碍阻塞而必须变更之条件，以及帮助促进而可用以改变阻碍去达到目的之条件。”他认为只有当人们真正对消极或积极依赖的条件加以注意时，才真正对目的和意向表现出了尊重。

杜威还考察了经验和理性概念的变化。传统的哲学认为，经验不过是特殊和偶然之物，是应当超越的对象，直到培根之后，经验才成了解放的力量，经验代表新，令我们不再执着于过去，而是关注新的事实和真理。杜威特别指出，实验在经验概念的变化中起了重要作用。从前，经验只是盲目遵守或毁灭的习惯；而现在旧经验用以指点新目标、新方法，以资发展新经验、好经验，经验成了建设性的力量了。这种对经验的新理解在经验中加进了“智慧”的因素，它承认主动的、计划的思考的地位。这也改变了人们对理性概念的理解，理性不过就是实验的智慧，它设计出一个更好的将来，并帮助人去实现它，而且它要在经验中接受检验。“智慧不是一有了就总有的东西，它是永远成长的；要保有它，得要有永久的机警去观察结果，有虚心的意志去学习，并有勇气去重新调整。”杜威据此批评了传统的唯理主义替科学开辟了一条虚构的安逸的道路，这种唯理主义认为理性是自足的因而是超乎经验之上的，无须也无从确证。它令人不注意具体的观察和实验，并且蔑视事实。哲学改造的任务就是要克服经验的贫乏片面与理性的虚伪无能，避免把人们分成非此即彼的两个阵营。它可以使人尊重理性的要求而又不陷入对超经验的权威的崇拜。

哲学的改造还涉及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杜威认为，离开具体的现实抽象而泛泛地宣扬理想，理想就无力而且有害，错误的理想会导致不幸的结果，这些错误的理想的出现是由于我们对各种社会事件的真实和有效的条件缺乏认真细致的批判性研究。要想把人类从虚妄的负担中解脱出来，就必须把理想看做是从不断变动的具体情境中生发出来的，而不是独立于物质和自然的可能以外的精神和理性的存在。“在古典的哲学中，理想世界主要是一个人类逃避生活的风暴而得暂息的所在；它是一个人类避免生存的纷扰而得有保证以为只有这里是极端实在的救济所。在知识是活动的工作的这个信仰抓住人心的时候，理想的世界不像此前那样当作疏远分立的东西了；它成了激发人作新努力新实现的那一团想象的可能性。”

实验科学的发展使得“理想”与“现实”的内涵都发生了变化。现实不再是搁置在那里的业已完成了东西，它成了变化着的材料，是为了达到某种状态或引起某种变化而需要清理的障碍或者可以加以利用的东西。理想也不再是游离于现实的经验世界之外的避难所，而是对现实世界进行改造的各种可能性。

逻辑学历来是一切哲学派别争论的焦点之一，在经验与理性、理想与现实这些传统概念中所发生的变化也必定会引起逻辑学本身性质的变化。逻辑学不再仅仅是形式上正确的推理法则，而是也关涉所述事件的真伪。一方面，它对于思维的实际进程进行有组织和检验过的叙述；另一方面，在这个叙述的基础上，它又规定各种方法使将来的思考趋向成功，避免失败。逻辑学是使思想经济而有效的方式，而只有当生活出现问题时，思想才会出现。杜威指出，哪里有问题（困境），哪里才有思想：“在他的自然的状况中，人若是没有困难要对付，没有障碍要排除，他是不思想的。要获得有价值的思想，首先要面对事实去进行精细而广博的检查和观察，没有观察的思考不过是胡思乱想和自欺欺人。但观察也不能脱离思考，否则就沦为粗陋事实的堆积，而无法明了事实的意义。杜威把思考看成改造经验方法的手段，这样的思考把对事实的观察看成是解释问题，真切地寻出困难所在，并引出应付困难情景的合理的方法。“一切精明的思考就是行动自由的扩大——从偶然的机会和命运解脱出来。”思想与权威是天然的敌人，“任何场合如有外来的权威统治着，思想就被嫌疑被憎恶。”对于思想的目的之任何限制，即是对思想的作用自身加以限制。这种限制的意义就是：思想不能够得到它的充分的发展与运用，而被挤压，被阻碍，被干涉。只有“不谋利的无偏私的研究”才是真正自由的研究，才是获得解放的研究。抽象在逻辑学和科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抽象是指从一个经验内解放出某个东西以备移到别的经验上去。抽象就是解放。一个抽象，越是理论的，越是抽象的，或越与具体的经验事物离得远，它越适宜于应付将来或许发生的许多种类的事物中的任何一个。”

科学在思考方法上的改变也对道德观念造成了巨大冲击。这种冲击特别表现为：把道德生活的内容从遵守规则或追求固定目标转移到需要特殊治疗的病患的检查和处置方法以及计划的规定。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没有结果的和脱离实际的相互争论，比如是否有一个至善，是否有一个最高的目的，如果有这个目的是什么？新的观念和方法促使人们在各种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寻求一种解决方案。在杜威看来，所谓道德的情境就是在公然行动以前需要判断和选择的一个情境，这个情境的实际意义不是自明的，而是要去寻找的。寻找就要考究，去观察这情境的详细构造并对其进行分解和分析，追踪各种行动方案所暗示的结果。在结果与预期的一致性得到确认之前，这个结果只被看成是假设的和尝试的。他反对把道德学看成一个行为的清单或者可以照药方或食谱那样应用的规则。他认为道德学是“特殊的研究及设计的方法：研究法用以探知困难与坏处所在；设计法用以建立计划作为对付困难的试用假设”。其目的不在于普泛的概念，而在于发展有效的研究法。

杜威十分强调教育在个人成长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认为任何特别的教育过程，例如正式的学校教育，最好的地方是在于它使受教育者能够再受教育：就是对于生长的条件感觉得更敏锐，并且更能够利用那些条件。他甚至以教育为标准来衡量制度的价值：“一切制度的价值之大小，在于它能把个人教育到他可能的最高点到什么程度。”“政府，营业，美术，宗教，一切社会制度有个意义，有个用意，那个用意是在于解放并发展个人的能力，无论个人属于那一种，那一性别，那一阶级，那一种经济的地位。”

哲学的改造也会影响到对社会的理解和改造。在杜威看来，传统的社会哲学，无论是主张社会为个人而存在的，还是主张个人的目的及生活方式是由社会规定的，或者认为个人与社会相互依存相互服务，这些学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采取的都是包含特殊情境的普遍观念的逻辑，讨论的是个人、国家、社会这些概念的意义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杜威认为需要了解的是这组或那组的个人，这个或那个具体的人，这个或那个特别制度或社会设置。杜威认为那些普遍的观念和普遍的答案不仅无助于研究，反而把研究的大门关上了，因为它认为有一个涵盖一切特例的普遍意义，它们是些可以加诸在具体事物之上的现成的原则，如果我们想了解任何国家，只需要把对国家所说的那些话应用其上就是了。只讲普遍的国家概念或个人概念，而不去具体研究这个或那个政治组织、这个或那个人类的群体，那就是把附属于普遍观念的意义和价值置于特殊的具体情境上面，掩盖了它的缺陷，也遮蔽了迫切改革的需要，从而成了替现成秩序辩护的工具。杜威评论说：理性主义的逻辑先前使人们不去关注自然哲学里的具体事实，现在又阻碍人们对特殊社会现象的观察。社会哲学家困守在他的观念界内，靠揭示观念之间的关系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提供在改革计划上可以具体应用和验证的各种假设来帮助人们解决具体问题。

《哲学的改造》一书出版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在美国数十次的再版，而且翻译成了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黄顺基教授主编的《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书》第二批中，《哲学的改造》是唯一列入的哲学著作。

在中国，商务印书馆于1933年就出版了由许崇清翻译的《哲学的改造》中文本，1958年又出了修订版，到1989年已是第四次印刷。2004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张颖翻译的新版的《哲学的改造》，这个版本除了包括原来的八章外，另外还有杜威在1945年所写的一篇“序言——二十五年之后看哲学的改造”和索引，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版本，更能够全面地反映杜威的哲学思想。

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长期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杜威出生佛蒙特州的一个良好的家庭。他曾就读于佛蒙特州立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后来在密执安州立大学和其它享有盛名的学校教学。1899年，他出版了《学校与社会》一书，大力提倡实践教育。他在中国、日本和苏联进行实地调查后，更是赞赏与劳动相结合的学习。他的《经验与自然》（1925）一书阐述了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